《神人之家》有点像《四个春天》，有人说，看完后很想明天就回家去看爸妈。对此，导演卢盈良觉得欣慰，但他对新周刊记者表示，不是要大家看完片子就与家庭和解，“很多事情只能放下”。而拍片的历程，只是让自己“去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
3年前，卢盈良接到妈妈的一通电话。他没好气地接起电话：“怎么了，又来要钱了吗？”以前母亲来电，多半和钱有关。“擅长情绪勒索”的妈妈，总是以自己经年操劳导致的疼痛为开场白，希望他能再一次帮哥哥渡过难关。但实际上，卢盈良自己“也到处借钱”，长此以往，“一度把自己逼入了（经济）绝境”。离家23年来，卢盈良很少回家，最长一次间隔是7年。尽管从中国台湾的台北到家乡嘉义，坐高铁只需要两个多小时。春节回家，必有“主头”（收赌债的人）上门来，卢盈良感觉“自己好像欠他们的”，但“心里又很不忍心”。好几年，年夜饭吃到一半，一家人就在饭桌上吵起来了，他“又一个人坐车回到台北”。18岁那年，卢盈良背上行李，独自到台北闯荡，逃离了那个不断下坠的家。多年来，逃避面对家庭，是他用来隐藏痛苦的方式，直到母亲在电话里说要拍照——拍遗照。卢盈良和母亲唯一的旅行。（图/受访者提供）
那个时候卢盈良才意识到，母亲已经开始为告别仪式做准备。死亡突然撞到眼前，卢盈良“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要失去她”。他带着全套拍摄设备回家。本来还担心会与家人面面相觑，不知不觉却“越拍越深”。拍着拍着，才意识到“好像有故事长出来了”，纪录片《神人之家》就这样成型。一开始，卢盈良担心这部片子太“私人”，没想到片子引起巨大的反响。曾被多个奖项提名，也曾获得过大奖。在纪录片里，一个东亚家庭的肌理在观众面前展开：沉迷赌博的父亲、一辈子操劳唠叨的母亲，被忽略且在无形中被伤害的孩子……下一代成长，上一代老去，家庭的裂隙被越拉越长，外面长出了新的肉，里面的瘀伤实际上层层叠叠，从未真正痊愈过。有人将其与陆庆屹导演的《四个春天》作比较，但《神人之家》与前者的基调并不相同。陆庆屹的父母通情达理，生活充满情趣，这也深深影响了姐弟三人；阿良的原生家庭一开始就伤痕累累，家庭成员之间剑拔弩张，矛盾往往一触即发。在“断亲潮”流行的当下，这部电影以细腻的纹理回应了年轻人的创痛。但人终归渴望亲密。于阿良而言，母亲是那个辛苦地把家庭拉扯到一起的人，摄影机是那个把一家人内心重新打开、再一一缝合的重要因素。最后，因为纪录片的缘故，有一些裂缝竟然悄然愈合。有人看完片子说，很想明天就回家去看看爸妈。每每与母亲在电话里不欢而散后，我也会想到这个片子，它引诱我回到家里，重新开启一些可能的对话。对此，卢盈良觉得欣慰，但他连忙澄清，不是要大家看完片子就与家庭和解，“其实很难欸，我不觉得能跟谁和解，很多事情只能放下”。而拍片的历程，只是让自己“去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样子”。
被神明选中的家庭
卢盈良的家里，神明居住的地方比人住的地方要气派得多。发亮的实木台面上有烫金的镂刻，一层层主次分明。桌上，神像端坐，前面是各种形状的、庄严的器皿：插香烛的、盛放供品的、喝茶的、喝酒的……秩序井然。
（图/受访者提供）
冬至，按照习俗要供奉汤圆。母亲在案前摆放好粉色小碗，一勺勺往里盛上煮好的汤圆，点上香请玄天上帝来用餐。这是家里的神明过的有尊严的生活，但家里人过的生活却截然不同。卢盈良的父母和哥哥虔诚信仰神明，却好像从来没有得到过神明的眷顾。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在往下坠。早年家里的收入，全靠父母起早贪黑经营的一家早餐店。父亲长期赌六合彩，还了旧债又添新债，让本就紧张的家庭经济情况雪上加霜。卢盈良儿时的记忆，几乎被躲债搬家的情景占据。长大后，哥哥继承了早餐店，可惜经营不善。后来务农，靠天吃饭，一时风一时雨，也经常需要卢盈良接济。母亲年纪渐长，身上添了很多疼痛。如果有神明，为什么不保佑这个家庭？但在外人看来，这其实是曾经被神明选中的一家。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卢盈良的哥哥卢盈志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有特异能力。他学着爸爸的样子在家里的二楼静坐，接着就看到了“一顶八人扛着的大轿，轿子里坐着玄天上帝”。孩童说出的不可验证的幻象，被赌徒爸爸当了真。“那时候大家乐（彩票）一个月开一次，每次开3个号码。爸爸让阿志问玄天上帝开什么号码，验证下是真是假。结果那个月三个号码全中，爸爸喜出望外，以为家庭命运的转机降临，‘现在要变穷都很难’。”神童的事迹就此传开。12岁起，阿志成了为信众办事的“神职人员”。一开始，阿良觉得哥哥很酷。每天晚上，顶楼的神明厅里，求神的人都络绎不绝、喧哗不止。他见过胡言乱语的人被一群人绑着抬上楼，下来的时候就平复了，像极了电影里驱魔的场景。但再后来，问明牌（彩票中奖的数字）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少年阿志成了“神职人员”。（图/《神人之家》）
阿志成了神童，却也没了童年。爸爸每天都带着阿志在神明厅里泡茶，和邻里叔叔伯伯聊大家乐六合彩的明牌。这让阿良感觉自己被忽略了。没承想，成为神童后，神明指示明牌的“恩赐”只出现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了。父亲却依然嗜赌，抓着任何可能的征兆找神谕——香炉前的香灰绕了几圈、做梦梦见了马，都算有玄机。赌赢了，野心就更大；赌输了，计划着下次赢回来。真正被考验的不是神谕，而是赌徒的人性。家里开早餐店，每天两三点钟就要起床，孩子们上课前也要去帮忙，但爸爸总是熬夜跟朋友研究明牌。随着时间推移，卢盈良开始厌恶家里的这一切。原本家里功课最好的他，从国中开始旷课、玩游戏、混帮派，每天打架，“村子里面大家看到我都怕”。长此以往，学业逐渐跟不上了，但家里并没有余力让他去补习。卢盈良也没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一开始在“升学班”，后来被分到“放牛班”。到了新班级，每天被打；上游戏厅，被爸爸拖回去打，“下手更狠”。他开始逃学，家也不想回，因为感受不到温暖。卢盈良的国中青春，很像《少年吔，安啦！》里的情形。
国中快毕业的时候，狂乱的青春期在后退。一些理智的时刻袭来，他突然恐惧地觉得，自己正在不可控制地“往下坠”。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在外面混帮派。谁也没想到，卢盈良突然倒地，浑身失去知觉。他躺在地上，好像能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眼前几乎都是白的，四肢已经不听使唤，他觉得自己快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跟我家的神明说：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会学乖，我会试着好好生活。”改变总是说来容易。卢盈良即便良心不安，也照旧从妈妈那里骗钱来打游戏。但最终，焦虑感还是占了上风，他决定报考高职。进入新环境后，他开始学画画，整个人慢慢安定了下来。从那时起，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定要脱离原生家庭，离开乡下。因为呆在那里，自己会一直坏下去，会彻底坏掉。因为在MTV打工，可以免费看很多电影，卢盈良当时就觉得拍电影好酷。但是他明白，在嘉义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有拍电影的机会。18岁当完兵回来，他认真地跟妈妈说起，自己想去台北。当时妈妈正在炒菜，随口回答道：“好啊，你有本事你就去啊。”隔天早上，父母仍旧是两三点出门。他起床整理行李，搭“野鸡车”离开。到了台北，他在车站睡了一天，在报纸上找了一个搭建在顶楼天台的小房间。接着找到一家制作公司，从摄影助理、场务开始，傻傻地干。两天后，他打电话报平安，母亲这才意识到，儿子真的离开了。在台北工作的日子，让卢盈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在和自由。他把嘉义县的那个会通灵的家，远远地抛到脑后。“拍摄对象身上都投射着我内心深处的伤痕。”那时候，他对社会有很多愤懑和疑惑，纪录片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最能回应他的生命状态。在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创作组临近毕业的时候，他拍摄了《小骑士闯通关之美梦成真》——一部关注脑瘫小孩练习马术的故事。卢盈良由此开始思考：面对生命诸多的残忍，人应该如何自处？后来，他又拍摄了一些片子，慢慢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家拍摄的时候，妈妈总在忙，爸爸似乎总在发呆。（图/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我们一直在搬家，永远是新来的，经常被欺负。当时难以理解，为何这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深入其他人的家庭、看到别人的生命故事的时候，他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回顾自身。“我在台北从来不跟别人说起家里的事情，心里总是逃避。那段日子，家对我来说好像是空白的”。“也许是年纪大了，开始有了自我救赎的念头”，他想去搞明白一直以来心里的诸多疑问。《神人之家》开场不久，父亲与哥哥各坐餐桌一旁。几分钟过去，父子依然沉默不语。观众以为谁会开口，最后什么都没有。家人不太理解卢盈良到底在拍什么，也不敢多问。在摄像机面前，“大家尽量会保持沉默，因为一讲话就很容易吵架”。但时间久了，大家开始习惯摄像机在旁，家庭本来的面貌开始浮现。
人到晚年，父亲依旧买彩票，痴迷于各种与明牌有关的征兆。到了晚间时分，便拿起电话签赌（买彩票选号码），眨眼又背上了一笔不小的赌债。哥哥在一旁沉默坐着，母亲小心翼翼祈求卢盈良帮忙一次，把债还了。家里又乌云密布，暴雨将至。
“你明知他要去赌，你还帮他借钱？”
“我太心软了。”
“有够夸张的，你（都）几岁了？”
“我可以去死了，你还问我几岁？”
“什么？”
“我说我老到该死了。”
母亲的人生哲学。（图/《神人之家》）
母亲习惯以苦难要挟，闯祸的父亲则永远缺席且沉默。金钱的窘迫伴随了这个家庭一辈子，而家人们依赖彼此的方式，是消极地互相攻击。有一次，在摄像机监视器前，妈妈依旧在操劳日常“拜拜”的事情。自从在浴室摔倒后，她身体疼痛得更厉害了。卢盈良忍不住开口：“不能跟神明说不要拜了吗？”“都已经拜习惯了，你还要这样说。以前你跟你哥离家，你爸也不在，你姐姐去上班，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拜）呢？”妈妈的回答让卢盈良意外：“所以，已经（跟神明）变成朋友了，对吧？”妈妈回答：“对啦对啦。”他开始理解，“神明跟她像朋友一样，（能给她被）陪伴的感觉。她每天‘拜拜’，可以把很多话都给神明讲，神明坐在那边笑笑的，不会跟她吵架”。
神奇的是，有了摄像机这个介质，他得以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家。以前，他憎恨哥哥“什么都不做，跟我爸一样，每天待在家里喝酒，工作也都做不长久”。有次哥哥因为喝酒出了车祸，伤到一只膝盖，导致很多粗工都没办法做，就跟着爸妈一起出早餐车，摆摊子卖凤梨。多年来，都是母亲偷偷给卢盈良打电话，让他帮忙接济家里。回去拍片子之后，他的怨恨有了些松动，“哥哥其实很拼”。因为长期务农，哥哥的皮肤晒得黝黑，双臂结实有力。他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工作，傍晚才回来，也不会抱怨，“他只想好好靠自己的方式去改变生活”。有段时间，哥哥种青椒失败，转种小番茄。在种下番茄之前，哥哥阿志向神明请示良辰吉日。播种当天，他摆好供品香烛，再次向神明祈求顺利丰收。结果番茄苗刚种下不久，一场大暴雨就把番茄苗都淹没了。农友们说，自己种了那么久的番茄，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偏偏被阿志遇到了，神明好像在捉弄这一家人。哥哥在番茄田旁边。（图/受访者提供）
洪涝退去后，哥哥无奈下田，检查番茄苗的情况。看天吃饭的农民，努力也许会收获老天的犒赏，但也可能是捶打，他没办法埋怨谁。卢盈良突然意识到，其实通灵的哥哥很早就没有了童年，“要应付大人的欲念”。在侄子面前，哥哥试着做一个好父亲，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卢盈良觉得“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哥有几次跟我说，其实他很羡慕我可以一走了之。说他也想走，但办不到，因为他没有那个本事，不知道出去外面能怎么生活。也放不下我父母亲，因为我已经走了，都是他在照顾。他觉得，爸妈把头脑、才华那些好的基因都给我了，他没有我这种可以去做其他事的本领。”他心痛地发现，“别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但哥好像一辈子困在那里了”。开始拍摄后，冥冥之中好像有个电影之神在发号施令，家人们不时会打来电话问“要不要回家”拍个素材。小番茄苗被淹没的那个早上五六点，他破天荒地接到哥哥的电话——以前有什么事情总是通过妈妈——哥哥说，番茄田被淹了，你要不要回来拍？当天，卢盈良真的回去了。习惯了拍这个片子之后，卢盈良好像没有那么害怕回家了。一些回忆慢慢地被拼凑回来，“尽管那些记忆可能也是破碎的、不准确的，但至少能看清楚到底缺了什么，我就去接受它、去看见它”。哥哥和侄子在拜神明。（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过程里，他也开始察觉到了一些改变，“它迫使我把一些放在心里很久的话说出来。我父母亲其实年纪挺大，有些事情如果我再不问，可能就没机会了”。在和卢盈良聊天的时候，他不时会说到“缘分”这个词语。行至中年，他好像慢慢学会接受很多事情了。就像一开始，他带着很多疑问去拍摄家人：“到底有没有神？” “为什么我的家庭会是这样？”最后，一切变成了对命运的释然，可能“这个剧本在我18岁离家的时候，已经写好”。纪录片里，个子小小的母亲已经佝偻，每天忙上忙下，不是在晾晒衣服，就是在擦桌子、擦油烟机、拖地、擦马桶、拜拜、做饭。“她的眼里容不下一粒沙”，这是卢盈良眼里的母亲，总是一直在辛苦地做家务。整天忙碌的妈妈。/《神人之家》
即便是身体疼痛，被医生下了“手臂可能会断掉”的诊断，她还是边给自己热敷边忙碌。“我妈妈有点洁癖，我想拍下来作为证据告诉她，你身体不好，就是因为这样。”但也许是每个家庭主妇都有洁癖，家务劳动越是得不到认可，母亲就越要用干净到一尘不染的家庭空间证明自己的价值，毕竟这是她唯一可以掌控的领域了。面对经济上的困窘，父亲总像个逃避责任的孩子躲到一旁，问题全留给她艰难处理。无论如何也熬过来了，岁月在她脸上雕刻了一副疲倦的模样，连偶尔笑起来都是苦的。在天台晾晒的时候，母亲突然认真地说起了自己的后事。
“如果我死了，也不用搞得很复杂，随便办就好。”
“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会活很久。”
“我哦，还是赶快离开比较轻松。”
母亲想要海葬，“直接处理了不用抬回来，洒在海里”，她说起这些，甚至有些洒脱和期待，令人不可思议。我想起《东京奏鸣曲》里讲，日本经济衰退的时代，丈夫失业导致家庭秩序崩塌，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女主突然做了也许是人生唯一疯狂的决定，那就是开车拉着本要劫掠她的劫匪，一直开向大海。海的文化意涵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那个被困在家庭里的人，只有这唯一的机会，拥有自我和自由。母亲喜欢说“人生海海，说短不长，看开一点”。影片中，母亲翻开家庭相册，为数不多的照片里，可见母亲年轻时眉清目秀的模样。她经人介绍，认识了英俊的父亲，然后就是一辈子了。“这张是我少女时期。”（图/《神人之家》）
其实，说死后要“填在海里”的母亲，一辈子没见过海。“我妈那么大岁数了，我居然都没有带她出去过”，嘉义县高雄乡离最近的海东石不过30公里，“那时候才理解到，她真的一辈子都被困在这个家”。那一次，他请摄制的朋友帮忙来拍，自己破天荒地出现在镜头前。在去往宜兰的高铁上，第一次旅行的母亲新奇地张望着车里窗外。海逐渐靠近，儿子指着外面：“你看那是什么。”母亲难以置信：“是海吗？”她摇头：“像条河。”然后，母子俩笑作一团。这是全片中，母亲唯一彻底轻松的笑容。脚踩在宜兰的沙滩上，面前是广阔的大海，母亲环顾了四周，若有所思，最后有感而发地说了句“看海浪的感觉真好”，然后无所顾忌地大笑。她大步大步地往前走，想去看看自己死后想去的海，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母亲想去看看海，就像在想象死后是什么样的。（图/受访者提供）
纪录片还没拍完，父亲就已经因癌症去世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对他（父亲），对家人、对自己的年少、对自己即将面临的老去，彻底有了很不一样的感悟，不会再去一直捏着痛的地方不放。”在父亲走之前，卢盈良“都觉得他很可恨”。“后来他走了，我回过头看那些家庭录像，又觉得他很可怜。他好像变成了全家人的箭靶，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会被看不顺眼。吃饭的时候，我爸只要一掉饭粒，就会被全家人骂：‘饭都吃不好，你还能干嘛？’所以，后来他干脆变得沉默。”“我希望自己可以试着用更温柔的方式回头看待这一切。”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卢盈良拿掉了三场家人吵架的场景，“他走后，我发现我不想用那种方式去记住他”。
尤其是作品完成后，他再回看录像，会感觉有一些东西好像可以放下了，但“我不觉得每个人都有缘分能跟家里和解。如果没有那个缘分，我没办法鼓励大家去这么做”。“这只是我人生的一个切片，即使作品完成了，我的家里现在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只不过以前（有矛盾），可能一两年都找不到人吵架。现在我们之间出现问题，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去试着沟通看看。”片子完成之后，卢家第一次有了家庭群组，名字就叫做“神人之家”。他也是通过侄子才知道，原来每个家里都有家庭群组啊。后来，卢盈良学着每天给妈妈打电话，如今妈妈已经习惯了。每次聊天内容大同小异，“听到声音就行了”——“阿良啊，吃饱了吗？”
“天气怎么样？要变冷了。”
“有没有下雨？”
校对：杨潮，运营：嘻嘻，排版：梁柠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