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凭借着几乎均等的长、短片创作分量，导演张大磊成为国内外各大影展的常客，也频频斩获奖项。
他特别推崇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话：“电影是唯一能让作者感到自己是纯粹现实与名副其实的个人世界缔造者……电影是一种感性的现实，观众也如此，将其视为第二现实。”
作者 | 赵浙东编辑｜谭山山题图 | 《星星在等我们》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导演张大磊的平衡被打破了。映后观众见面会、剧组媒体见面会，以及在我们的正式采访中，他都异常紧张，具体表现是：接受群访时很少发言；会突然逃离现场，跑到台下狂喝水；担心自己的表达不够清晰，多次提议，专访结束后，再用文字回复一遍采访提纲列的问题。“可爱、真诚、很投入、很较真，是用爱来拍电影。”演员梁景东解释导演为何如此。制片人高一天也说，导演的状态跟在拍摄现场时完全不同，“他在剧组很认真，大家都很投入到创作的氛围里”。张大磊自己则表示：“可能跟（最近在）写剧本有关，或者跟近段时间的工作有关系。呵呵，说不清了。”近年来，凭借几乎均等的长、短片创作分量，张大磊成为国内外各大影展的常客，也频频斩获奖项。2016年，他的长篇处女作《八月》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2018年，《蓝色列车》获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评审荣誉；2020年，短片《下午过去了一半》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短片评审奖；2023年，剧集《平原上的摩西》和短片《我的朋友》分别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剧集单元、短片单元，前者是该单元创立9年以来首部入围的华语作品。今年6月下旬，他的长片《星星在等我们》和短片《我们为何要做梦》又分别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真人短片单元。导演张大磊在电影《星星在等我们》发布会现场。（图/上海国际电影节）
张大磊的作品，以独特的空间构造方式和缓慢流动的时间感见长，在平实的镜头语言中，恰如其分地将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编织进其中。《八月》是张大磊的半自传体长片，聚焦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西部地区的青城（原型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即张大磊的家乡），讲述了少年张小雷一家度过的一个夏天，以及经济体制转型下，普通家庭必须面对的命运变迁。此后，张大磊的作品几乎都围绕“旧时代”展开，“青城”也成为固定的空间背景。《下午过去了一半》将张小雷一家的活动范围缩小到一个小院内，呈现了三代人含蓄的东方情感；《平原上的摩西》将故事背景从原著中的东北平原搬到20世纪末的青城，通过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了庄德增、傅东心、庄树一家人和邻家父女的复杂纠葛；《我们为何要做梦》可以视为《平原上的摩西》的插叙版，讲述了1996年春节那天，庄德增和庄树父子在中蒙俄市场的一次意外相遇。我们尝试理解张大磊的创作路径和经验，他如何创造出现实空间之外的独特影像空间。他告诉我们，现场很重要，与此同时，还是要相信直觉和切身体会。“拍戏本来就是在相处。大家共同经历，同时也在一起创作一段时间，活在里面。这个没什么技巧，每次拍戏都是一次生命体验，像是进入一个时空隧道，可以逃出现实空间。很享受，也很感动。”张大磊说。在《星星在等我们》（以下简称《星星》）里，面对生活和事业的困境，西北人老张突然想开着一辆皮卡去沙漠，给年轻时的自己一个交代。在路上，他遇到了一群陌生、神秘又似曾相识的人——茜茜养了一只忘记飞翔能力的鸟儿，小伟梦想成为库村之王，“大个儿”想回到已经不存在的家……他们挤在破皮卡里，在夜色中驶向各自的理想之地。老张的人物原型，是陕西的一位造林人、模范企业家。起初，制片人找到张大磊，希望他创作这个人物的故事时，张大磊很犹豫。他觉得，真实的人物，就让他以文献资料的形式存在、让人知道就好，电影还是需要属于自己的创作空间。经过多次讨论、与原型人物进行接触后，张大磊看到这个人身上有着与他此前塑造的人物相同的特质，那就是笨拙地坚持理想。于是，他将《蓝色列车》里茜茜、小伟等角色放到《星星》中，组成了一段全新的故事和人物关系，“我希望在电影里，让老张和他们相遇、同行”。《蓝色列车》的浪漫与忧伤与《八月》一脉相承。（图/《蓝色列车》）张大磊的创作方式一向如此——首先萌发对一个人物的兴趣和冲动，等这个人的形象在自己心里渐渐扎根、成型，到了特别接近、很熟悉的程度，就可以开始写了。建构一个人物形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人物形象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们身上可能有张大磊的影子，也可能有他身边人的影子。每个人物在他心中都很重要，而每部作品只讲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些碎片。有时候，他觉得有些人物值得被拎出来，再跟他们一起往下走一走，于是，就把他们放到新作品中。短片《我的朋友》里，王一博饰演的李默，在西北戈壁流浪了一大圈，回到出生、长大的电影厂，遇到了厂子里的电影检票员小周（周迅饰）。他决心找回自己的生活，剪掉头发，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在狭小的电影院里和小周成为朋友。在《星星》里，李默也出现了——老张在沙漠中遇到脱水晕倒的李默，呼应了李默此前在西北的流浪经历。一个是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大学生，一个是与过去告别的中年人，两人由此产生羁绊。阿日本他本在《星星》里饰演一个流浪艺术家，他跟村民们许诺，用手中的PVC管子吹出美妙的音乐，使鲜花盛开，荒漠绿草如茵。最终他没有实现这个承诺，离开了村子。而《我们为何要做梦》（以下简称《做梦》）的最后一个镜头，庄树坐在自行车后座，吹响手中的小号。此时，路边有一个烤火的人脱帽向庄树致敬。这个人就是那个神秘的流浪艺术家，在片中，他一闪而过。但或许，在张大磊之后的作品里，他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故事。在张大磊想象的空间里，每个人都有完整的图谱。但他不敢说这是所谓“大磊宇宙”：“‘宇宙’这个词对我来说太大了。（它）只是一个空间，他们的容身之所。这不仅是过去的，也是关于未来的。”因为一些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很多演员成了张大磊电影里的熟面孔，并且跟他处成很好的朋友。梁景东在《蓝色列车》中饰演男主角马彪，在《星星》里成了“老张”；黄丽丽和张宁浩分别以“茜茜”和“小伟”的身份，在这两部电影中穿梭。梁景东曾在贾樟柯导演的《小武》《任逍遥》《三峡好人》等多部电影中担任美术设计，也饰演过《站台》里的张军一角。通过《站台》，还在上大学的张大磊知道了这个演员，当时他就想着，有一天能请梁老师来演戏。拍摄《蓝色列车》，他第一时间想到了梁景东。两人在冬天的太原第一次见面，一拍即合，一见如故，由此开启了后续的多次合作。“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力’，我是逃不掉的。”梁景东这样形容张大磊独特的人格魅力。2017年，张大磊因《八月》接受一家自媒体采访，认识了当时还是平面摄影师的黄丽丽，两人加了微信。《蓝色列车》筹备期间，张大磊在朋友圈看到黄丽丽发的自拍照，觉得她很像“茜茜”，就让她来演。跟张宁浩的见面很偶然。张大磊去见另一个演员时，张宁浩正好也在。他觉得张宁浩就是“小伟”。演“大个儿”的俄罗斯演员伊戈尔是张大磊拍摄《蓝色列车》期间在哈巴罗夫斯克认识的。伊戈尔当时是地产公司职员，业余时间在一支乐队里担任贝斯手，他向剧组投递了照片。见面以后，张大磊觉得他就是“大个儿”。阿日本他本原本是牧民，现在当司机。他很早就有演员梦。几年前，他在老家的一个表演训练班上过几堂课。2016年，张大磊在内蒙古电影周的活动上看了阿日本他本出演的独立电影《巴图的故事》。虽然不是主演，但这个演员给张大磊留下了深刻印象，想着什么时候能请他来演个角色。由左至右依次为伊戈尔、梁景东、张宁浩。（图/受访者提供）张大磊把形形色色的演员都收罗进自己的电影空间中。他说不清这些人身上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更多的是一种直觉和第一印象。“要说共同点，这几个人都很单纯、很善良，有孩子气或者可以理解为孩子的那种执拗。”正是这种特质，与他希望塑造的电影人物契合。在张大磊的理解中，庄德增就是一个简单的人，本分地做他能做的事情，并且心甘情愿。老张则很像他本人：“习惯了直行，不太懂得转弯或弯道超车，是因为对决定的事情过分投入。这种人很笨的，他们的成长注定要碰到很多坎坷，也终将闯过去。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多，但我的朋友大多都有这样的特点。”采访结束后，张大磊在微信上发来一句话：“同频的人就像礼物（A person with a similar soul is like a gift）。”电影里那些人物，对他而言就是礼物。遇见张大磊、进入影视行业之前，黄丽丽并不知道怎么做演员。演完《蓝色列车》的 7年里，她一直在沉淀，思考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应该做什么、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需要做什么。她说，很长时间，自己都陷在一种很拧巴的情绪中。茜茜和小伟。（图/《蓝色列车》）
拿到《星星》的剧本，她读了很多遍，也想了很久。她不知道“茜茜”到底是谁，“我要第二次演茜茜了，她对我来说怎么还是一个很陌生的人？”后来，她想明白了，她不是不知道茜茜是谁，而是不知道自己是谁。进入沙漠拍摄后，所有人的电子设备都没有信号。主创们坐在一起聊天，张大磊跟黄丽丽说：“茜茜就是那种我们很久都没有见过的人。她活得很‘老’，甚至有点像老年人。她每天的生活很单调，甚至有点笨笨的、不拘小节的。而且，她很邋遢，不注重任何细节。”听完导演的话，黄丽丽觉得，好像自己跟茜茜也差不了太多，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她开始扔掉那些凭空添加的心理负担，在《星星》里真诚地面对自己。张大磊很少干涉演员对人物的理解，演员们之间也不太会专门讨论、研究各自的表演方法。“角色自己会生长，随着演员生活经验的增加，他们的理解也会变化、成长。”高一天这样表示。像梁景东，此前做美术指导的经历，让他成为演员后更容易理解剧情和人物关系。梁景东一直觉得，场景也是一个角色，场景和场景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些认知，对他理解电影时空里的交流和调度很有帮助。正因如此，张大磊的镜头并不是压迫性的，他希望呈现的表演也是去技术化的。演员们都没有在演，而是努力成为那个角色——真实地生活在那片电影空间，体验人物，并享受过程。距离完成《平原上的摩西》的拍摄已有两年时间，董宝石在《做梦》中再次穿上庄德增的戏服，瞬间就找回了这个角色的视角和感受。在《做梦》里，庄德增父子在春节的一个中午回姥爷家、路过中蒙俄市场，碰到了大林父子。大林丢了车，庄德增把自己那辆崭新的二八大杠留给对方，并不是出于可怜，而是朋友间的一种鼓励、支持与抚慰。与《星星》一样，主创团队希望通过这些简单的故事，捕捉仿佛消失已久的人与人之间的朴素善意。但怎么送自行车这事，很有讲究：不能刻意，不能像施舍，又得符合庄德增的性情。董宝石跟大家商量了很久，最终选择了一种轻巧的处理方式。他拍拍车座，说“这座儿还是真皮的，给你们了”，然后用另一辆自行车载着庄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电影正式开拍前，张大磊会让演员丢掉剧本。“我们的剧本很简单，不是很准确、很具体的，不会有标准格式里的台词对话，更多是描述性的，字也不多。”张大磊希望通过剧本把大家带入电影的情境中，主创们在剧本朗读中进一步了解角色，讨论、明确自己的状况。此时，剧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他不希望演员过多地思考角色，因为“太准确就是不准确”，会失去更多可能性；方向过于清晰，则会让演员成为演员，而不是剧中人。他希望演员尽量放松，去体验、感受拍摄的过程，“当然，前提是大家互相信任，我心里要有十足把握”。
出身于影视家庭，第一部长片《八月》就获得金马奖，后续的每部作品都稳扎稳打，张大磊觉得这是努力和幸运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确实爱这个。拍摄《八月》之前，我有差不多十年时间都在努力，希望能拍出自己的电影。家人们和朋友们都很爱我，给我支持。”编剧肖睿参与了张大磊的三部长片（《八月》《蓝色列车》《星星》）和一部长剧（《平原上的摩西》）的创作过程。《八月》里的张小雷长大了。（图/《下午过去了一半》）肖睿觉得，张大磊的创作思路分为两种：一种是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有悲悯、善良的东西，比如《八月》《平原上的摩西》；另一种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意的情怀，比如《蓝色列车》《星星》《做梦》。“《星星》讲的是一个在沙漠上的、关于理想、关于生命的故事，也是他第二种创作思路中很重要的作品。这个系列，他接下来还会拍下去——关于这群人，关于理想，关于浪漫。”肖睿说。《蓝色列车》拍摄于中俄边境的极寒小镇，剧组在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了整个冬天；《星星》则拍摄于夏日酷暑的沙漠。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造就了人物不同的气息和彼此的关系。张大磊不是第一次去沙漠，但很奇怪，几乎每次到沙漠，他想到的总是电影《大门》里吉姆·莫里森走在沙漠里的场景，会想到The End的歌词。在沙漠里，他被那种深深的孤独感包裹。“以前听说过一个词叫‘沙漠海’，这次的体会很真切。尤其是夜晚的沙漠，真的很像大海，神秘莫测，会有无数个远方等着他们。”张大磊说。《星星》在沙漠中一共拍摄了十天，完成的难度不小，好在戏量不大，让主创们有时间去深入体会。张大磊每一天都很投入，情绪和情感完全沉浸在片中的时空里。很多次，在开拍前，他的情绪突然涌上来，就得找个借口独自往沙漠深处走一走，释放、平衡之后，再继续拍摄。《星星》中，茜茜、小伟、“大个儿”想去满洲里找一辆蓝色列车，送“大个儿”回家。张大磊在俄罗斯上学时，很多次从满洲里坐火车出发，经过六天七夜到达莫斯科。那里自然也是“大个儿”回家的起点。张大磊特别推崇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过的一段话：“电影是唯一能让作者感到自己是纯粹现实与名副其实的个人世界缔造者……电影是一种感性的现实，观众也如此，将其视为第二现实。”“我想在银幕上创造一个尽可能完美的、我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就如同我感触到的那种。我不会向观众隐瞒自己的想法，也不会向观众卖弄——我的这个世界，建立在对我而言最具表现力、最清晰地表达我们存在意义的标志之上。”张大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