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将荣新江跨越千山万水、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放在中国学者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但荣新江并不太赞同，因为那样说既不能概括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各地敦煌学的现状。
1907年5月，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来到敦煌，在莫高窟前搭起了帐篷，计划进入藏经洞。斯坦因先后四次进入中亚和中国西部探险考古，第一次是在1900年。出发前，他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对丝绸之路南道的历史地理已相当熟悉。到了新疆和田以后，斯坦因根据玄奘的记载找到了多个古代大庙的遗址，参考当地乡民捡到古物的位置，一挖一个准，盗走了大量文物。第二次来华探险，斯坦因发现了米兰古城，揭走七件有翼天使壁画。这是典型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他对这些壁画出现在罗布泊沙漠深处感到不可思议和万分窃喜：“我总是感觉，自己像是身处在一些叙利亚或是其他罗马东方行省的别墅遗址里，而不是在中国境内的一处佛教寺庙中。”紧接着，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守门人王道士在他的哄骗下，打开了藏经洞。“借着王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斯坦因在莫高窟日以继夜忙了三个星期，带走五大马车二十九箱绘画和文书。1908年，伯希和正在藏经洞挑选文物。
此后，法国伯希和、日本大谷探险队、沙俄奥登堡探险队等学者和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宝藏开始了流落全球的命运。1984年，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的青年学者荣新江，借着到荷兰莱顿大学交换的机会，开始满欧洲、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第二年的4月22日，他来到第一个目的地英国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斯坦因从中国运走的敦煌宝藏实物。40年后，荣新江依然保留着当年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宣传册，封面图就是公元10世纪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时期印制的文殊菩萨像。他将这些寻访经历写在了《满世界寻找敦煌》一书里。这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语）的见证，也是一个青年学者如何成为世界知名的敦煌学家、历史学家的生动记录。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著
中华书局，2024-5
荣新江动心起念追寻敦煌的原由，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1976年他读过的一本讲述敦煌藏经洞故事的册子。那年他16岁，此前的“文革”期间几乎没有怎么上过学，也没有多少书可以读。更直接的原因，是荣新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选修了王永兴与张广达两位先生开设的“敦煌文书研究”课程。王永兴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他与张广达先生倡导组建了一个松散的“敦煌研究小组”，经常参加者有季羡林、周一良、宿白、周祖谟等语言、历史、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敦煌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研究室，将北大当年购入的英国、法国所藏敦煌卷子的缩微胶卷，以及北大馆藏的五百多本敦煌学书籍，都存放在这个房间里。荣新江作为学习委员，掌管着这个房间的钥匙，每次有老师要过来看敦煌卷子，他便负责把胶卷摇到对应的位置，因而对敦煌卷子日渐熟悉。大学期间，荣新江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在课间留影（右起：张广达、王永兴、荣新江、张建国、卢向前）。（图/受访者提供）
“敦煌文书研究”的结课作业是解读一件敦煌文书。荣新江接到的任务是P.3016号文书（P字头为伯希和从敦煌运走的卷子），涉及到于阗国的年号研究。导师张广达先生将他拍摄的海外论文都借给荣新江看，帮助荣新江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这是荣新江正式进入敦煌学的开始。这篇论文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发表，为荣新江后来在欧洲各国行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据荣新江回忆，他在赴荷兰前向周一良先生报告，周一良告诉他：“你要是把芬兰的东西（胶卷、照片）弄回来，也就不虚此行了。”到了欧洲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却拒绝了荣新江的申请，理由是馆藏的吐鲁番写卷很脆弱，保存状况不佳。这是当时唯一拒绝荣新江的图书馆，至今他也没有去芬兰看过实物。芬兰的吐鲁番写卷是马达汉（Gustaf Emil Mannerheim，1867—1951）20世纪初来华探险时获得的。值得说道的是，他比斯坦因更早来到敦煌，差点就去了莫高窟。人们常常将荣新江跨越千山万水、满世界寻找敦煌文献的经历，放在中国学者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心的背景下去看待。在接受新周刊记者专访时，荣新江认为这种说法既不能概括中国敦煌学的发展，也不能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各地敦煌学的现状。“中心论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荣新江认为学术的中心永远在学者，而不在某一个国家或单位。“我们学者做研究，研究到一定地步，就是中心。”比如陈寅恪，比如季羡林，比如荣新江。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2021年7月22日，荣新江当选为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通讯院士。他是继陈寅恪、夏鼐后，第三位当选的中国学者。
《新周刊》：斯坦因、伯希和来新疆的时候，有的寺庙遗址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找到的。时隔十几个世纪，这本书为什么还能够按图索骥？ 荣新江 ：我们现在都会找名胜古迹去旅游，玄奘也一样。他是僧人，到了一个地方就会找当地的大寺庙去朝圣。他在书里明确地记录了那些寺庙距离王城多少里。沙漠城市跟中原不一样。中原地区的城址经常搬迁，唐代幽州、元大都、金中都的中心都在今天北京的范围里头，但并不在同一个位置。遇到改朝换代和战乱，中原城市常常有易地重建的情况。而在沙漠，你就没办法随便选点建城，每个居住点都得靠着河流和绿洲。所以，丝绸之路上那些大城市大部分都没有换过位置，一直在那。比如昭怙厘大寺（又名雀离大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说“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坐标就找到了遗址。斯坦因把约特干定为于阗都城，他把唐里换算成英里，按玄奘说的方向走，到那个地方就跟当地老乡打探，他们在附近有没有挖出过什么古物。老乡一指，斯坦因一探，果然就有一个大庙，一挖一个准。所以，斯坦因真是老谋深算。《新周刊》：玄奘取经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他到过敦煌吗？ 荣新江 ：玄奘出去的时候是贞观元年，当时唐太宗还没平定中原，封闭了西域边关，免得有人偷渡出去，把突厥人引过来。所以玄奘只能偷渡出去。有一个粟特商人石槃陀带他出去，他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知道怎么走。石槃陀就是孙悟空的原型。当时玄奘没经过敦煌，是从敦煌东边往北走，有一个第五烽，又叫第五道，正好守卫的士兵信佛，就放他过去了。取经归来的时候，玄奘为了报答帮助过他的结拜兄弟高昌王麹文泰，决定不走海路，还是循陆路回来了。贞观十六年（642），玄奘回到了于阗，才知道唐太宗已经把高昌国灭了，麹文泰两年前就死了。太宗得知玄奘回来后，快马加鞭派人去接他，从长安到敦煌、流沙（即鄯善）、且末、罗布泊、于阗，接到玄奘后，再一站接一站送到长安。因此，玄奘是马不停蹄，没办法在敦煌待多久。因为太宗打完高昌，下一步就要打焉耆、龟兹，接着往中亚进军，而玄奘是当时最了解中亚的人。《新周刊》：元代时马可·波罗来中国，丝绸之路已经有一些衰落了。他是怎么走的？ 荣新江 ：很多人说陆上丝绸之路在宋代以后就衰落了，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有的学者站在宋朝这边看，认为汉人跟西域国家没有联系了。实际上，当时西北和西域有西夏、敦煌归义军、于阗、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王国和政权，这些绿洲王国都要做生意的，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维护丝绸之路。就算是宋朝时期，丝绸之路也没有断掉，因为皇帝大印必须要用于阗玉，皇妃、皇后身上的玉佩也必须是于阗玉，这是有礼制规定的。在敦煌归义军时期，每年都有好几拨于阗使者到敦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宋人和西夏打仗时，这段路可能会断掉，但大家可以绕路青唐羌，这里依然是通的。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原本打算从波斯湾坐船过来，到了那儿后发现阿拉伯船只是用棕榈树麻丝做的，觉得不牢靠，于是决定走陆路：从伊朗克尔曼越过伊朗沙漠，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到了和田，然后走丝绸之路南道到敦煌，再到武威，往北到上都，最后抵达大都。离开中国时，马可·波罗走的是海路，从泉州上船。《新周刊》：你曾通过对一件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发现唐代西州天山县的社会面貌。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多年后，我们对敦煌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新的认识吧。 荣新江 ：天山县那个案例发生在唐宝应元年（762），一个粟特人的小孩在汉人张游鹤的店铺门前坐着玩耍，被突厥人康失芬的车碾伤了。双方要打官司，那就要用到唐朝的法律。因为事发在张游鹤的店铺门前，又牵涉到张氏家族，他们是一个道教集团，跟佛教的关系也很密切。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张游鹤的店铺位于城南门口交通要道的位置，也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边上。唐代怎么开店，店里怎么用钱，粟特商人跟汉人怎么交易，这些完全可以写成一个非虚构作品。在敦煌文献里，类似例子就更多、更细了。从敦煌归义军的一个酒账，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八月十五、正月十五怎么过。郝春文写过一本书叫《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把敦煌僧人从小孩一步步变成僧人的过程写清楚了，他们怎么受戒，参加什么佛事活动，为什么可以住在家里，如何娶妻生子，平时怎么喝酒吃肉，怎么交税、服劳役，整个都写出来了。那个情况就和现在日本差不多，敦煌僧尼人口占比太大了，他们也得交税。不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的写法还是按章节来叙述，然后用史料来证明。其实可以放开来写，比如某天几个和尚凑在一起聊天，咱今天喝什么、吃什么，再结合高启安写的敦煌饮食，敦煌的各种美食美酒都有什么讲究。这么写可能更好玩，历史就活过来了。有一本书讲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巴士底狱旁边有个咖啡馆，咖啡馆里面每天都有谁，里里外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很想写一本叙述性的书：某一天白居易推出房门，走到街上，可能遇到一个马队，然后发生了什么事。荣新江在剑桥牛顿塑像前留影。（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1984年你出国寻找敦煌文献，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学者想把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夺回来。那时候的氛围是怎么样的？在你出国时，老师们有无提出什么期望？ 荣新江 ：我当时是一个出去交换的研究生，在国外到处寻找敦煌卷子，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和兴趣，出国前也没有任何人给我提过什么要求。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有这么一个背景而已。但你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一个事情。1981年4月，日本的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吴廷璆先生的邀请下，到南开大学做了一系列讲演。主持人介绍藤枝晃时就说，虽然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日本，所以我们把藤枝晃先生请来讲一讲。当时这么讲其实一点错都没有，那会儿我们还没有什么敦煌学研究成果。北大的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是1982年才出第一本敦煌学集刊，之前啥都没有。当然，我们学者是有爱国情感的。1981年中国男排逆转出线世界杯，我们在北大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高兴地把大电线杆子都快点着了。但是，这种情绪要不要和敦煌学嫁接到一起？没必要，至少我没有。那次是北大跟莱顿大学有个交换，有人去搞文学，有人去搞哲学，我只不过是其中一员。恰好因为我是搞敦煌的，我当然不会放掉这个机会，要满世界寻找敦煌。其次，这个中心论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学者做研究，研究到一定地步，就是中心。我在北大一个人搞敦煌，我也是中心。在法兰西学术院，有人研究巴尔扎克，有人研究红楼梦，有人研究数学，其实都是几个人在那里搞研究，然后成中心了。藤枝晃一个人在京都大学搞敦煌学，他带了一个读书班，他就是一个中心。他退休了，这个中心就挪到龙谷大学去了。后来京都大学出了一个高田时雄，中间有一段就空白了。学术是一线单传，谁在那，谁就是中心；谁不在那了，中心立刻就没了。《新周刊》：季羡林先生也是如此，一个人成为一个中心。 荣新江 ：学术是一线单传，这话其实就是季先生说的。他的学生段晴，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修炼，她好不容易修炼到季先生的地步，人又没了。学术就是这样，人没了，中心就没了。这就是学术，不知道砸进去多少钱，才能培养一个季羡林，培养一个段晴。荣新江与饶宗颐、季羡林先生在一起（右起：荣新江、饶宗颐、季羡林、饶宗颐女儿饶清芬、林悟殊）。（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在德国时，于阗语专家恩默瑞克（R. E. Emmerick）邀请你跟他读研究生，你后来没答应，当时的考虑是怎么样的？ 荣新江 ：首先，我是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隋唐史研究方向的学生。所以我一开始就跟着老师们背那些制度史，一部《唐六典》，一部《资治通鉴》，都要非常熟的。后来因为有一个敦煌卷子，要研究于阗的年号，我才做了敦煌学的练习。但我也不是专门研究于阗的，那比敦煌还窄，更加找不着人给你答辩。如果我去那里学于阗语的话，我白背《唐六典》了。我现在主要搞中外关系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摩尼教、景教的东西，都是现在国际上最热门的学问。包括我研究的粟特历史，里面也有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伊朗和中国的关系，这些研究我都有贡献。我带的学生，从希腊、罗马与中国关系史，从隋唐到明清，都有做研究。《新周刊》：恩默瑞克其实也是希望你帮他做研究，因为你有汉语和隋唐史的背景。 荣新江 ：他收段晴做学生也是这样的目的。胡语是死语言，而且断成了片片。我听过一学期于阗语、粟特语，不能说懂得这两门语言，但我知道他们是怎么解读的。解读古代语言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任何一门语言里都有大量借词，唐朝统治塔里木盆地那么多年，有大量的汉语进入到了于阗语里。还有很多名词，很多老外都不懂汉字，什么节度使、节度押衙、兵马使、游弈使游弈使，还有尺、寸、丈等度量衡，这些在于阗语文书里都是用汉字直接拼写的。老外一看，完了，不懂。所以恩默瑞克想让我跟他学于阗语。段晴老师有些成就超过了她的老师恩默瑞克。比如于阗文书里有一个于阗语的词，意思是“半人”，外国学者直接翻译成halfman。半个人是什么人？没有这种人。后来发现一件双语的卷子，汉语名字下面有“残”字，对应于于阗语的“半个人”，它的意思就是残疾人就是半人，就是halfman。唐朝法律把残疾人分成三类——残疾、废疾、笃疾，派役的时候要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来安排。腿部残废的人，就让他看斗门（灌溉水渠的放水闸门），用手就可以操作。在西北地区，浇水要先从下游开始，浇完了，他就把斗门关上。因为西北的水非常珍贵，都是山上的雪水，通过沟沟渠渠分流到各地。这个“半人”的问题到段晴这里就解决了。如果我跟着恩默瑞克读研究生，我也可以用汉语解读这些词，但这不是于阗语最重要的部分，还要解决语法、词性等。1985年，荣新江（中）在英国与贝利（左）及其助手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当年出国寻找敦煌，对你的学术眼光来说，应该大有裨益。现在海外的敦煌学研究，学者是不是越来越少？ 荣新江 ：海外的敦煌学，通常是项目制和小组制，几个人在那搞研究，事情做完了，项目就可以取消了。实际上，敦煌学就是一大堆资料，不管是藏经洞还是莫高窟，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研究。中国学者比较擅长的是汉语，尤其是那些世俗文书。过去这是日本人做得比较好的工作，上一代西方学者也很厉害，像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汉学家）那一代学者，他们看的汉语古籍都是没有标点的，而且很多都是乱七八糟的，像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接触到的民间契约、药方、账单等，他们每个字都能认出来。相比之下，现在科班出身的学生，读一个标点本的《二十四史》就够费劲的了。好在，我们中国学者训练起来，草书、隶书、行书等都有人教，很快就能上手。所以在这方面，今天的西方学者就没戏了。但是在藏文这一块，咱们就比人家差远了，像山口瑞凤（1926—2023，日本藏学家）和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法国藏学家），不管是佛教、苯教还是世俗文书，他们都很熟。我们不能够狭隘地看待敦煌。敦煌文化是个世界文化，里面不只有汉语文化，还有梵文、于阗文、粟特文、藏文等语言的文化，这些方面的研究，最强仍然是西方学者。在道教和佛教上，他们有些方面比中国学者研究得还深。还有地域史、社会史、书籍史等方面，海外敦煌学者也很厉害。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出自莫高窟第103窟《法华经变》。《新周刊》：20世纪有四大学术发现（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藏经洞、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什么说敦煌藏经洞的价值是最高的？ 荣新江 ：：以发现的时点来说，那时殷墟甲骨只有几百片，数量太少了，而且甲骨是用来占卜的，涉及范围太狭窄。至于敦煌居延汉简，李学勤先生说过它们是“不涉要典”，里面没有什么重要典籍，主要是边疆将士使用的日历、诏令、字书等。倒是长江流域的马王堆汉墓、银雀山汉墓，发现了最高等级的典籍，如《论语》《孝经》《周易》。饶宗颐先生都开玩笑说，马王堆发现的《周易》，堪称是中国的Bible（圣经）。明清档案虽然规模很大，但是才刚刚发现，还没怎么整理。敦煌不一样。敦煌藏经洞的东西刚被斯坦因、伯希和拿出来时，伯希和就知道里面有《尚书》《论语》这样的要典。整个敦煌文献，涉及经史子集、佛经、道教和其他宗教文化，还有各种各样的世俗典籍和文书资料，时间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宋初，横跨上千年。相比之下，其他三个的时间都比较短，没有一个能比敦煌丰富。《新周刊》：2000年，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学虽然已经发展一百年，但研究工作完成了还不到一半。20多年后的今天，敦煌学完成到了什么程度？ 荣新江 ：季先生那番话，是作为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给大家鼓点劲儿。实际上，没办法一概而论。比如敦煌学里边的均田制问题，我觉得研究得差不多了，已经有五六本书了，所以我绝对不会让学生再去研究敦煌均田制。但是，书籍史还是方兴未艾，整个敦煌学还没有一本书籍史著作，也没有一个敦煌写本学的著作。最近出了一本《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初编》，也是很初步的，整个书籍史研究还没有建立起来。徐俊出过一本《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他以卷为中心来理解唐代的诗歌。在过去，我们是分作家来做诗集的，李白的归李白，白居易的归白居易。其实他们的诗歌都写在一个卷子上，不是拆开的。徐俊就把这一个卷子，包括卷子上写的其他杂乱无章的东西，都叙述一遍。这个就是现在书籍史的做法。徐俊做这个的时候还没有书籍史的概念，他能做到这一步是很有超前意识的。我后来去美国开会，他们是人手一本徐俊的书。再比如敦煌的社会史，这个东西更难把握，你得对敦煌卷子非常熟悉才行。像郝春文写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这样的书还是太少了。我希望将来能够推动这样的叙事性写作，把历史写活了。当然，我们要有很大的勇气去面对别人的批评。1991年，荣新江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抄书。（图/受访者提供）《新周刊》：：周一良先生认为，“敦煌学”应该永远放在括号里，它是一门不成系统的学问。1990年你就出过一本《话说敦煌》，开始系统地思考敦煌学问题。现在你认为，敦煌学的学术规范是否已建立起来？ 荣新江 ：没有，差远了。我们很多做敦煌研究的人，根本不管学术规范。因为敦煌没有《二十四史》标点本，人人都觉得他自己可以研究点东西，甚至来源就写一个敦煌文书编号，就说那是他的发现，实际上都是偷汤换药，抄我们这些辛辛苦苦做录文的人的。我两次鼓足勇气想写敦煌学、吐鲁番学的学术规范，那都是得罪人的事儿。反正最后总有人来清理这个学术史，特别是大数据一出来，谁犯的什么错，谁抄别人的，最后都清楚。《新周刊》：1984年出国前，你和张广达先生去敦煌考察，当时有什么收获？ 荣新江 ：当时我们非常幸运，从张掖到敦煌，一路都是坐军车。敦煌研究院的有些先生在敦煌干了这么多年，都没去过两关（阳关和玉门关），因为没车。那会儿的路都是老乡打柴、开拖拉机时走的路，跟古代的丝绸之路差不多。在沙漠里头，人类走的路没办法偏离太大方向，基本上和古代一样。长城是东西交通的，古代丝绸之路就沿着长城走。现在的柏油马路一条直线开到玉门关，完全不是以前的感觉了。以前走那段路，我们一会儿看得见长城，一会儿又看不见了，估计跟古人走的感觉差不多。当时很艰苦，但我们很幸运地走到了大方盘城，即河仓城，也到了玉门关。我们顺着汉长城，一直走到一个叫马圈湾的地方。1980年代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马圈湾挖过一次，出土了马圈湾汉简。当时主持挖掘的吴礽骧先生（1934—2004）说，玉门关的城关遗址应该在马圈湾那一带。所以，张广达先生一定要去马圈湾看看，那里像不像一个关城的形势。我跟着张先生走了很远，跑到整个长城都看不见了。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这是我下一本书的故事，到时我会把历次西部考察的故事写出来。雪后的莫高窟。（图/图虫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