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哥本哈根首演。娜拉出走之后究竟如何?这是剧作家、作家们关心的问题。
中国版《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以女性主创班底——监制章子怡、导演周可、娜拉扮演者卢靖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作者 | 赵浙东编辑 | 谭山山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19世纪写下惊世之作《玩偶之家》,向世人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此后,该剧在全球流行,经久不衰。女主角娜拉是一名中产家庭主妇,为救丈夫,不惜伪造文书签名。谁料多年之后东窗事发,丈夫震怒,并辱骂她不足为人妻母。娜拉突然意识到,8年婚姻如同一场骗局,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最终,她舍弃丈夫和三个孩子,毅然决然离开家庭。“娜拉精神”在近代中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痕迹。1914年,上海“春柳社”首次公演《玩偶之家》;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号”,将易卜生和他笔下的娜拉介绍给国人;胡适和鲁迅等“五四”文人通过文章、演讲,不断宣传娜拉的故事,并提出中国离家女性的出路问题;1935年,发生在南京的“娜拉事件”,掀起全国各地讨论娜拉、排演《玩偶之家》的风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娜拉年”……时至今日,娜拉的故事仍在上演。2020年11月,搜狐“极昼工作室”发表《五十六岁女人的一次“逃离”》一文,介绍了受困于婚姻30多年,终于决定在56岁时驾车离家的自驾游博主苏敏。苏敏被称为“中国版娜拉”。2021年,《人物》发表《平原上的娜拉》一文,文中那个1968年出生在关中平原的农村女性刘小样,因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多年来不断出走,上下求索,寻找精神家园,又一次次“失败”,回归故里。今年9月15日,以苏敏为原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上映。电影将女性受困于家庭、遭遇职场天花板、遭受父权制打压等诸多结构性困境一一呈现在银幕上,引发了舆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新一轮讨论。原版《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关上门离开,留下一阵悠长的回音。她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出走后的娜拉命运如何?是走向独立、沦为妓女、跳海自杀,还是回归家庭,再次成为丈夫的玩偶?对此,各国剧作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众多续写剧本中,美国剧作家卢卡斯·纳斯(Lucas Hnath)2017年所写的《玩偶之家2·娜拉归来》(以下简称《玩偶之家2》)最为引人瞩目。2019年,导演周可读到这版剧本,打算将这个充满思辨色彩的故事搬上舞台。演员章子怡读完剧本后,有这样的感受:“它似乎认识我,探讨了很多我无力反驳的观点。它也有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一次相遇,一种关系,一个影子,一场争执,一次离别……”后来,她成为《玩偶之家2》中国版的监制,全力支持周可导演对它的演绎。今年8月,《玩偶之家2》终于登上中国戏剧舞台,演员卢靖姗成为娜拉的扮演者。初次读到剧本时,卢靖姗被娜拉所具备的勇气、真实甚至不完美深深吸引。如今,娜拉在她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她的一部分。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她都会多一些思考,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真心想要的;遇到挑战时,她也会沉下心来,代入娜拉的视角——娜拉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处理?可以这么说,娜拉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符号象征、精神指引,她长存于每一个认识她的人心中。1879年,《玩偶之家》在哥本哈根首演,获得空前成功。然而,此后该剧在欧洲各国的演出,却因为结局冒犯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困难重重。很多人不能接受也不愿相信的是,娜拉作为母亲,会抛弃三个儿女。有剧场要求易卜生修改结尾;很多受邀饰演娜拉的女演员,以“我绝不会离开我的孩子”为由拒演。面对争议,易卜生说:“我不可能直接授权对此剧结局做任何改变。我甚至可以说,这整出戏就是为了最后一幕而写的。”萧伯纳也称,娜拉将家门甩于身后的意义及重要性,胜过滑铁卢的大炮。因为,“当她回来时,这就不再会是原来那个旧家庭了;因为当父权不再宰制一切,当原来的一家之主承认他的依赖性之后,就是旧秩序的终结了”。此后的一百多年,不少剧作家想象着娜拉走后的结局。在多数续作中,娜拉寻找自我的道路以失败或堕落告终。在那个时代,女性要出走何其艰难,几乎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娜拉只能作为一个文学符号存在。
卢卡斯·纳斯则给了娜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玩偶之家2》中,离家15年且杳无音讯的娜拉回来了,她没有堕落,还成为一个畅销书女作家,大获成功。她书写自己的故事,鼓励无数女性走出家庭的牢笼,但她的已婚身份却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在那个时代,已婚女性不能抛头露面,比如签订合同、写书挣钱,离婚只能由男方无条件提出。于是,娜拉回到曾经的家中,相继跟女管家安娜、丈夫托尔瓦、女儿艾美对话。她希望丈夫主动提出离婚,这样她才能逃离身败名裂、财产被剥夺的危机。娜拉这些年来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她如何成为有钱人?丈夫会同意离婚吗?艾美和安娜是否会站在娜拉这一边?随着角色间的对话,一系列谜团相继被揭开。《玩偶之家2》是一部“论坛剧”。论坛剧,顾名思义,即通过演出的形式来探讨社会议题。周可觉得,身处这个逐渐被撕裂的世界,剧作家希望恢复古希腊时期的辩论精神,让不同角色各抒己见,让观众仿佛身处辩论场之中,不断与之产生思想碰撞。戏剧本身并没有给出所谓标准答案。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一书中总结道:“娜拉得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如此广大深远的思想影响,关键在其超越性别、阶级、族群和年龄藩篱的自立与反抗意识。”周可则认为,《玩偶之家2》是在此基础上,引发所有人去思考:在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相处?
《“娜拉”在中国》
许慧琦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24-07
100多年前,《玩偶之家》在欧洲演出时,很多女演员拒绝出演;100多年后,依然有很多女观众、女演员不认同娜拉的做法。一个女人丢下三个孩子,为了所谓自由离家出走,这是不是一种自私?了无音讯15年,碰到困难又回来找人帮忙,娜拉有什么资格这样做?娜拉的身上,有太多让人无法立刻接受的矛盾,这造就了角色的张力。而当一个女演员不能完全认同角色时,她就很难准确演绎。幸运的是,周可最终找到了卢靖姗。《战狼2》上映时,卢靖姗的表演,以及她所体现的阴柔与刚毅并存、知性又富有智慧的形象特质,给周可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周可在《乘风2023》上看到卢靖姗的多面性:“她既可以当一个leader,带领大家,团结整个团队,像一个大姐;又可以融入其他团队,去做出某些牺牲。我能看到她有着很强的可塑性。”而此时,39岁的卢靖姗,正步入一个女演员的“深水区”。她的演艺道路,肉眼可见地存在着许多限制。混血儿的脸庞,让她与大部分古装戏角色无缘;现代戏也受限,“收到了很多花瓶角色的剧本;还有很多戏是动作戏,要么演个坏人,要么演个好看、性感、会点动作戏的人”,卢靖姗说,大多数角色是扁平化的,她觉得,演这样的戏没有意义。看到《玩偶之家2》的剧本时,娜拉的不完美深深吸引了她。剧本好、角色真实,导演又极具魅力,与导演视频连线的一个月后,卢靖姗接下了挑战。台词与口音是横亘在她面前的一大障碍。粤语和英语是卢靖姗的母语,“港普”的平翘舌、儿化音、懒音、重音与标准普通话有着很大不同,只能一点点地抠细节。彩排时,她经常一字一停,慢慢把口音掰回来。然而,每次情绪一到,她又很容易回到习惯的说话方式。导演对文本精准的解读和剖析、对演员潜能的激发,给了卢靖姗继续攻克这个角色的信心;与其他演员的互动,又给了她安全感。话剧与影视剧不一样。拍影视剧,很多时候对手演员并不在现场,卢靖姗只能跟执行导演和面前的摄影机对词;但在话剧舞台上,演员之间的互动十分重要,她需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对手演员,对方也会给她很多刺激,每次受到的刺激不一样,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卢靖姗渐渐感受到了话剧的魅力。跨过台词的障碍,卢靖姗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揣摩娜拉的人物特点和心理变化。几个月的排练时间里,卢靖姗一直在寻找娜拉,甚至有时候做梦都以娜拉为主视角。慢慢地,她觉得自己找到娜拉了。“当你的人物是对的,你就是对的。人与人之间怎么达到共鸣,其实不在于我表达得有没有那么完美,更多在于我的情绪有没有达到人与人之间共鸣的level。”8月7日,《玩偶之家2》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前三场,卢靖姗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台词表现和口音依然是她的心理障碍和烦恼,她觉得自己演得不好,拖累了所有人。虽然其他人不那么觉得,但她心里是难受的。第三场表演结束后,有一位受导演邀请来观剧的朋友来到后台,表达对“娜拉”的感谢。他说,在娜拉说出“突然我听到了我的声音”时,自己也顿悟了——在漫长的人生中,他几乎从来没有听见过自己的声音,一直都带着父母和社会的期待活着,很不开心。但是,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明白了,他也要尝试更多地听从自己的声音。当晚,卢靖姗静坐了一会儿,她对内心的自己说:“靖姗,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你,你得把自己完全放开。就算觉得自己演得不好,但如果能帮助到一个人,能让一个在家庭、婚姻中特别不开心的人,看完戏之后跟父母、丈夫或妻子有平等的交流;或者让一个原本打算离开家庭的女人,看完戏后与她的丈夫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做一次平等而真诚的沟通,尝试与家人共渡难关……这件事就值得去做,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了。”在原版《玩偶之家》中,托尔瓦代表着男权价值观的顽固一面。起初,他称呼娜拉为“小鸟儿”“好宝贝儿”“小松鼠儿”;但当他得知娜拉的伪造签名行为或许会影响前途时,便对她恶语相向,说她是“坏东西”“伪君子”“下贱的女人”;知道自己不会受牵连后,他的称呼又变成了“我的好娜拉”“受惊的小鸟儿”“可怜的小宝贝”。托尔瓦的虚伪、无情、自私自利,是娜拉决意离开家门、了解真正的世界、靠自己教育自己的直接原因。到了《玩偶之家2》,娜拉和托尔瓦的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功成名就的娜拉一改15年前的贤妻形象,变得自信、勇敢、凌厉;相反,从前虚伪、一副精英模样的托尔瓦,变得颓废、懦弱、窝囊,甚至增添了一丝喜感。周可认为,这些变化非常具有当代性。在传统家庭中,女性无法接受教育,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只能变成男性的附属品,作为第二性存在。男性在享受整个社会的优待、被倾注整个家庭的关注与爱之后,反而越来越丧失独立能力。然而,随着近些年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开始有了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机会,反而看清了很多事情的本质。“女性一旦觉醒,成长速度就非常快。男性对女性的需求,也比女性对男性的需求大得多。就像剧中的娜拉,她走得比较快,步子迈得比较大,她走到了更前面,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力度比较大;相比较而言,男性有点像托尔瓦,还困在原地,还在一个旧时代当中,还没有完全脱离枷锁。”周可说。女性的进步,同样体现在娜拉与安娜的友谊之中。15年前,娜拉离家出走,从小到大的闺蜜安娜留下来照顾整个家庭,成为孩子们事实上的“母亲”;15年后,娜拉归来,希望从托尔瓦那儿顺利拿到离婚证,最先找的人也是安娜。戏中,安娜向娜拉控诉:“你以为我愿意来你们家当保姆吗?但我有什么选择?你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但是我没有。你以为我可以去工厂当女工,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累垮,直到身体报废,还是去站街、做皮肉生意?”通过安娜之口,纳斯写出了那个时代女性出走的两种大概率的结局:要么去做工,要么去站街。从开始的互不理解,接着尝试平等交流,最终达成共识、互相帮助,从娜拉和安娜身上,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阶级的女性获得和解的可能性。而当女性群体中有一个迈出自我解放这一步,势必有其他女性紧紧跟上。《玩偶之家2》也给了托尔瓦自我辩护的空间。娜拉的顿悟和出走给了托尔瓦一记耳光,把他从以往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甩出,让他从此一蹶不振,永远活在娜拉出走那一天的世界里。但周可觉得,15年来,托尔瓦一定经历了从刚开始的惶恐、质疑,到后来的委屈、愤怒、自怨自艾等阶段,他或许会有反思和进步,却无法突破思维的牢笼。在最后一场戏,托尔瓦喊出:“人和人之间究竟应该如何相处,真的要这么难吗?”这是他对婚姻所能理解的极限,也是剧作家留给全世界的问题。娜拉的出走,源于自我觉醒,包括她对婚姻本质的了解和彻底失望。然而,原因不止于此。采访中,周可和卢靖姗都强调,娜拉的出走,更多是为了她的孩子们。刚拿到《玩偶之家2》的剧本时,卢靖姗也特别不理解,娜拉怎么能够忍心离开三个孩子。但她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在那个时代,娜拉能不能吃得上饭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执意如此?回看原版时,她找到了答案:“她的丈夫跟她说,因为你撒谎,伪造了这个签名,以后你的孩子都会成为罪犯的孩子。如果今天有人告诉卢靖姗,我要是一直留在家人身边,我的孩子会变成罪犯的孩子,我或许也会离开。”这成为卢靖姗理解“娜拉出走”这一行为的支点。如今,卢靖姗是一个2岁小女孩的母亲。因为父母已经去世,很多育儿知识,她只能靠自己主动学习,“学习怎么当一个母亲——一个比较前卫的母亲,这个时代的母亲”。“我的工作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保护女儿的同时,让她去探索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有足够的安全感,跟我沟通她的经历;我也足够强大,能接受她的所有想法和感受。孩子要撞墙也没办法,让她去撞,我尽量保护她。其他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都有自己的命。”卢靖姗说,所有的亲密关系都是一场修行。最近,她在看《父母的觉醒》这本书,书里有一句话她特别认同——我们不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开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给他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开心、不开心都是正常的,就像云朵一样,吹过就没了。如何处理母女关系,对周可来说,同样是一场修行。周可有两个哥哥,家里有一点重男轻女。对她来说,逃离家庭并不是某一时刻的顿悟,而是从小到大生命中最主要的命题。“从小就觉得,家庭好像是阻碍我、打扰我的,我一直在逃离家庭或者冲破那些东西,一直在追寻自己想要的。”成为母亲之后,周可开始理解自己的母亲:“她出生于农村,她的父亲是饿死的。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地方,她靠着读书走出去,学习无线电,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工作。”周可意识到,母亲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也曾反抗自己的命运。周可觉得自己跟母亲既像又不像。她能感受到自己身上某些拼搏、要强的因子源于母亲,母女俩都曾努力摆脱年少时的生存环境,寻找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同时,周可也在母亲身上看到了某些局限性。母亲在人生的后半程变得保守,周可则理解、接纳了她,“我在努力地通过这面镜子来告诉自己,我要避免走上她的老路,我要尽量去做我觉得更加正确的事情”。周可觉得,这有点像剧中娜拉和安娜的关系。卢靖姗最敬佩娜拉的一点是,她可以两年不说话,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娜拉出走后,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总能听到脑海里有一个声音,有时候来自她父亲,有时候来自她丈夫,或者是任何一个她认识的人。她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对方,设法了解对方会怎么想。于是,她决定生活在寂寞中,不跟别人说话,直到她脑海中再也听不到其他人的声音,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娜拉说:“我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思考问题,这思考与任何人的意志无关。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太难了,每说一次谎都会让我们更难听到自己的声音。而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撒谎,尤其是当我们对别人有所求,或者是为了博取别人的欢心时。”演完《玩偶之家2》之后,卢靖姗更意识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婚姻里还是不在婚姻里,都一定要寻找自己。“你如果连自己都没找到,怎么可以让自己开心?怎么爱自己、过有意义的生活?又怎么能希望别人爱你呢?寻找自我是一趟旅程。”14岁时,卢靖姗在一场面向全亚洲的歌唱比赛中脱颖而出,随后签约小室哲哉门下,推出的首张专辑就卖得不错。那时,她穿什么衣服,访问时说什么话,参加活动唱什么歌,用什么方式唱歌,等等,都由公司来定。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商业的玩偶,一点自由都没有。唱片公司希望卢靖姗放弃学业,全力追逐歌唱事业。父母跟她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帮她分析利弊,让她自己做决定。当天晚上,她问自己:“我会成为自己敬佩的人吗?”如果继续往公司设定的方向走,答案是不会。她决定继续读书。当她告知公司高层经理自己的决定时,就像托尔瓦对娜拉所说的那样,高层经理回答:“今天我们把你做起来,你有名了,明天我们就能把你毁掉。”之后,她的商务活动支持被取消,张贴在大厦上的巨幅海报全部被换掉。那一刻,卢靖姗发现,公司真的完全放弃她了。属于卢靖姗的“娜拉时刻”在她15岁时就已降临。“我就看到,成名、名誉,这些都是假的。我觉得OK,我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了,那就等我读完书再回来玩。”她选择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经济管理学,“因为我意识到,无论你有多少天赋,如果你不理解商业的逻辑,还是很被动”。人生走的每一步路都算数。今年3月,卢靖姗签约华纳音乐,重走音乐之路。她出了三首单曲,其中的《有人能听见我吗》由她自己填词、作曲。“为什么/敢说出来/还能被谴责/能说吗/敢说吧/又/有人能/听见我吗”,这些歌词,仿佛出自身处世界某个角落的娜拉的心声。对卢靖姗来说,写歌是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比起之前的没有选择,现在的她很开心。“反正就是玩嘛。做一件事情,就少去想它的结果,多去享受它的过程。包括你去做一些好的事情,也不要太多去想别人会怎么看待你,或者给你什么反馈。这也是修行,就得(学会)放下。”卢靖姗说。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