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更多是聚焦于本国，可能更加注重于批发，在央行之间、在第三方支付者之间批发、清算环节提供数字货币，理论上央行数字货币也可以为零售服务，但由于会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很大冲击，因此大家非常谨慎。”11月8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2019年第十届财新峰会上说。
在此次峰会上，周小川对央行数字货币、Libra、区块链、人民币国际化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对于Libra，周小川指出，最开始它强调的应用方向是跨境汇款，“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方向也是有道理的”。但他也强调，Libra既然以稳定币的形式存在，就必然要对应一篮子货币，而若由Libra协会管理一篮子货币，就会引起私人组织能否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的争论和质疑。因此，周小川呼吁，在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全球央行要有大致的协作机制，以便增强信心。
以下是周小川演讲和对话环节的要点。
在回应“中国央行有没有推出数字货币的时间表？”的提问时，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透露，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前，一些印钞造币厂商曾提出纸币的替代性做法可能是数字货币，但并没有着重讨论应用区块链或者是分布式记账系统的可能性。
周小川说，“中国从那时候就开始布置做一些研究，但是初始的研究可能进展不会突飞猛进，因为技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掌握。现在已经搞了不少年了，可能有不少想法了。”但对于具体推出的时间表，他表示目前已经离开人民银行，因此没有直接予以回应。对于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周小川认为，央行的数字货币主要仍会聚焦于本国，“央行可能更加注重于批发，在银行之间、在第三方支付之间做好批发而搞一种数字货币。但是理论上来讲，央行搞的数字货币也可以为零售服务，但为零售服务又会对现有的金融体系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大家也是非常谨慎的。”周小川强调，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要针对的是跨境汇款、投资等跨境类业务，那么就要满足很多新要求，“不是哪一家央行可以管的，可能就需要有一个联合的机制。”他强调，数字货币在不同层次的应用、进展所应对的监管要求也不相同，未来需要有组织的协调机制。他以反洗钱举例，“现在全球都非常重视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反洗钱、反恐融资如何切入到每个不同层次的支付体系里面也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它有可能明显地增加成本，同时也会使得效率有所下降。但是确实非常必要，因为从全球来讲，现在都非常重视这样的职能。”对于区块链，周小川透露，在纸币数字化时，央行内部就引入过一些研讨会，专门介绍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但是鉴于上述技术的应用，更适用于交易量不太大的交易环节，所以人民银行选择了两个系统做试点，一个是票据交易，一个是贸易融资。前者是因为交易对手方相互了解，相互负责，监管方面没有太多的任务和责任。后者也是因为换手频率相对低。“研究在哪些方面有应用的可能性，也要立足于现实，就是当前来讲哪些可以付诸于试点，同时在稳步试点的情况下来观察未来扩大应用的可能性。同时，也确实还要对技术发展有前瞻性，要估计它未来的可能性，有些事现在做不到，可能未来也许可以。”周小川说。周小川介绍，数字货币的初衷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特别是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支付效率，减少障碍。但对于这样的基础设施如何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各方产生了争议。从理论上讲，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金融基础设施，不过也分大额、小额，关键性支付和平常的零售性支付是不一样的。零售支付方面，我国第三方支付起了很大作用，发展也很快，但基本是电子支付的发展，不是以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从全球来讲，数字货币还没有特大发展，只不过是像Libra发表了白皮书，提出了相关概念，尚未开始使用。根据白皮书，Libra强调的应用方向是跨境汇款。“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方向也是有道理的。”周小川说，他认为，由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等技术，每秒处理的交易笔数相对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将数字货币应用于零售环节，是暂时做不到的。而跨境汇款笔数相对比较少，所以可以作为一种选择。另外，跨境汇款的效率确实存在问题，有很多人是不满意的，所以从跨境汇款起步确实具有吸引力。不过，周小川表示，对于Libra的协会管理形式，争议也比较多。Libra既然以稳定币的形式存在，就必然要对应一篮子货币，而若由Libra协会管理一篮子货币，就会引起“私人组织能否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的争论和质疑。人们必然会怀疑Libra的私人协会是否会有利益动机，对Libra的稳定性也会产生怀疑。周小川说，自己比较关心Libra托管的准备金数量如何确定、质量如何，“也就是说托管的钱是不是真正在那儿作为备付使用，另外就是有没有赚取利润的动机。因为在中国我们发现很多第三方支付机构说是要搞支付，通过科技提供更好的支付，但是有的支付机构实际上眼睛就瞄着预付金来了以后可以有利息收入，也可以做其他的投资从中获取收益。所以这个看法也都是接近的。”他说。对于数字货币等带来的监管挑战，周小川认为，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支付，如果是做跨境汇款、跨境投资、贸易结算业务，就不是哪一家央行可以负责的，而是需要一个联合机制。不同层次的问题进展不同，未来可能的设想也不一样，需要的组织协调机制或可能涉及到的监管也是不一样的。他指出，总体而言，这实质是全球央行特别是涉及到主要货币发行的央行应当如何建立协作机制的问题，也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如何建设的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全球已经有增强央行之间协调合作机制的框架，我认为其实还是没有的。”周小川表示，在全球多边主义遭遇挑战的当下，全球央行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进展。 周小川表示，过去全球化程度不高，各国金融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没有那么大，货币政策主要是针对本国的价格水平、金融稳定、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但情况慢慢正在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央行功能应该怎么更好地实现。 周小川表示，加强全球央行之间协调和合作机制原因有三：一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由于全球之间联系的紧密，共同行动是有必然性的。比如，全球较低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性，物价水平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目标也呈现出共同运动的方向。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问题。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体倾向于不要为资本流动设置过多障碍，要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这次危机到中期以后，IMF开始发布一些工作论文，提出资本流动的问题尚需探讨。这是由于全球化的联系愈加紧密，跨境贸易和投资水平大大提高，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美元化倾向，导致了资本流动。 三是最近出现的数字货币对于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的冲击。数字货币一开始就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特别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效率、减少障碍，但这样的基础设施究竟应该怎么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特别是今年6月Libra白皮书发布后，也提出了很多议题。周小川认为，对于目前的全球协调机制，IMF的主要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80%以上都是财长出席，在金融稳定、处理金融危机、救助等问题上会起很大的作用，但还是缺乏央行的若干协调功能。2008年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稳定论坛提升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协调央行在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能，但在货币政策协调和金融基础设施方面仍旧是很不充分的。在回答“人民币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硬通货”时，周小川首先认为，硬通货本身的定义就比较模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但他认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应是渐进的过程，“而且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是一个‘早产儿’，本来中国并没有打算比如说在2010年、2012年左右开始推人民币国际化。”周小川透露。他称，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后，流动性不够，因流动性问题导致了扩大本币的使用。那时，中国与部分国家采用了本币互换的方式支持贸易投资结算，缓解流动性问题。周小川说，“我记得那时候的提法叫‘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后来由更高层次提出来叫‘人民币国际化’。”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渐进过程，但也确实可能出现大跨步的台阶。第一是因为一些经济危机可能会造成特别的需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若出现问题，反而就会给其他货币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机会。“这里也包括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是不是会过多应用金融制裁，你要一制裁了，别人就想着用别的货币，不光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设想，也取决于外部整个的环境。”周小川说。对于下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周小川表示，不同的政府官员、央行官员、学术界看法不同。有的人比较乐观，有的人比较悲观。悲观的人认为，下一轮危机确实概率比较高，因为全球市场现在有很多不健康的现象。因此，我们确实需要为下一轮金融危机做一些风控准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ID：CHINAFINANCE40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