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院士：
谁掌握了开源主动权，
谁就掌握了信息技术发展主动权
编者按：2021年11月9日，华为郑重宣布，华为将欧拉开源操作系统代码、品牌商标、社区基础设施等相关资产，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捐赠后，华为仍将持续投入和推动欧拉发展。首先，华为联接、计算和云服务等所有相关业务的操作系统，将全面采用欧拉技术路线；其次，以社区版本为基线，华为将打造自用的操作系统版本，结合自身业务实践持续迭代，推动欧拉社区的完善，并且我们承诺，华为不做商业发行版；最后，华为将发挥独特价值，从优化架构设计、聚焦关键行业、欧拉与鸿蒙的协同等三个方向不断创新，构筑基础软件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华为欧拉开源到底意味着什么？互联网思想注意到，在2021年5月27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做客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围绕“把握开源机遇,构建开源领域命运共同体”做了专题演讲。倪光南院士介绍了开源软件的历史渊源、运维逻辑和模式以及中国开源领域发展的现状，并就未来中国开源界的发展提供了若干建议。
倪光南院士认为，构建开源软件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在当前，谁掌握了开源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新的信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未来，如何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科技工作者可以齐心，让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我们的开源软件。他说：“我们主管科技的、主管产业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开源软件的重要性。恐怕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地方的经济计划投入到开源软件，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补一课的……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可能会错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5月27日上午，由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博研教育、深圳企联、同心俱乐部等联合主办的科技创新院士报告厅第三期活动精彩开讲，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以“把握开源机遇,构建开源领域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做专题演讲。
报告厅活动由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主持，150余位来自企业、投资、科研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参与了现场交流，25万人通过腾讯新闻直播参与了活动。本期活动得到深圳市软件行业协会、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深圳市河南商会、吉林大学深圳校友会、深圳大学校友会等的大力支持。信创产业发展关键在生态，开源是创新逻辑和创业逻辑的有效衔接。过去20多年，开源已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模式。倪光南院士在演讲中介绍了开源软件的历史渊源、运维逻辑和模式以及中国开源领域发展的现状，并就未来中国开源界的发展提供了若干建议。
在实践中，开源模式（可涵盖开发模式、推广模式、商业模式等等）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倪光南院士指出，近年来在软件领域，开源软件的比重不断增长，大有吞噬传统的、封闭源代码软件之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从行业的角度看，越是新兴行业，开源软件的比重越大。现在，开源模式还有扩展到硬件领域（如开源芯片RISC-V）的趋势。倪光南院士指出，中国已是开源大国，目前中国信创产业领域，实际参与开源的人数和贡献量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截止2019年，全球开源项目贡献者约1050万，北美地区贡献者数量约300万，亚洲贡献者数量约380万。亚洲贡献者群体的年增长率已超过欧洲和北美，其中31％的亚洲贡献者来自中国，约118万人。同时，他也指出，我们还不是开源强国。在倪光南院士看来，我国开源界的现状呈现“三多三少”的特点：一是“使用多、投入少”，虽然我国大量使用开源软件，但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各界对开源的投入很少，这与国力很不相称，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二是“贡献多、主导少”，虽然我国对开源的贡献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在国际开源界缺乏话语权（更不用说主导权了），基本上还处于“打工仔”的地位；三是“研究多、转化少”，虽然我国对开源的研究很多，但由于无法影响/主导开源的发展，因而不能有目的、有计划地转化开源成果，为我所用，而只能被动接受，随波逐流。倪光南院士在演讲中称：中国虽然是开源大国，但还不是开源强国。
接下来看看开源软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可以说中国已经是开源大国了。目前中国的软件从业人员数量仅次于美国，我们每年大学毕业生那么多，相信很快会赶上美国。再看下面的数据，阿帕奇（Apache）软件基金会是著名的开源软件基金会，2020年基金会项目的最大访问量来源是中国，访问人数是美国的一倍。我们因为人多、需求大、市场大，所以目前在开源软件的使用量方面在世界走在前头。
这是阿帕奇（Apache）项目中，对软件进行下载、学习、加工和发展的数量统计，中国是世界最大的。
再以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为例，对其开源软件的使用量，除了美国以外，中国、印度、德国位居前列，而中国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可以说目前在开源软件市场中，综合全部平均起来，中国和美国之间量的差距不是很大。
再来看2014-2019年GitHub全球不同国家地区贡献者数量情况。截至2019年，全球开源项目的贡献者是1050万。这个贡献者就是上传一个文件、贡献一个代码、打一个补丁等的人数，算起来有1050万，其中北美地区贡献约300万，亚洲贡献约380万。在亚洲范围内，中国贡献约1/3，在全世界范围的1050万中，中国贡献超过10%，基本上是数一数二的，美国大概各有千秋。
中国虽然是开源大国，但还不是开源强国。
第一，开源生态中很重要的是要有钱，没有钱是不行的。在中国，我们为做一个芯片的生产线，投入很大，大基金第一期投入1400亿，第二期大概2000亿，在新的信息技术等方面投入也很大。但是很可惜，在开源方面的投入，我认为基本上是零。显然这是个无米之炊、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比较而言，对开源的投资，美国有一些基金会，个人和企业可以捐赠，企业还可以因此获得免税等优惠。但是中国这方面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
第二，前面我们讲到，在全世界1050万开源项目贡献者中，中国占了100多万，占比超过10%。但我们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给别人打工、做码农，因为项目是外国定的项目，我们只是参与。虽然参与以后有很多的开源项目可以进一步使用、发展，但要跟着别人走。尽管这对我们也有用，但不一定是最有用的，或者最想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际上没有话语权，很被动，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来看看美国开源基金会的收入情况。总的来看，美国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对于每个项目，在社会上都成立了各种基金会，比如比较著名的Linux开源基金会。根据总体估算，美国开源基金会的收入总额每年超过10亿美元，约合65亿元人民币。对照一下中国有多少呢？中国有一个工信部官方支持的基金会中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每年是4000万。社会上基本没有其他的基金会。目前，中国开源基金的年度金额大约是美国同行的0.6%。
倪光南院士在演讲中介绍，最近中国科协成立了“创新中国”开源创新联合体（“联合体”），这一组织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又是一个面向全体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非常符合开源特点。“联合体”是一般开源社区的引领和指导者，它可以解决开源基金问题和应对开源风险的共性问题。国际上开源基金一般来自于社会各界的捐赠，但捐赠在中国还远未成风。据统计，目前中国开源基金年度金额大约是美国同行的0.6%。中国现存的国家和民间基金会一般都以投资效益作为考核指标，由于投入开源往往得不到直接的经济回报，这就使中国的基金会难以支持开源项目。为此，倪光南院士建议，在高技术公司上市中，由专业机构评估其资产中的开源软件贡献量，然后从中提取一定比率作为“开源捐赠股”，成为开源基金的一种来源。这样做体现了“取之于开源，用之于开源”的原则，合情合理。由此得到的基金，可以由“联合体”管理，注入到各个开源基金会中去，“联合体”可以监督他们的运作情况。倪光南院士总结道，构建开源软件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在当前，谁掌握了开源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新的信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未来，如何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科技工作者可以齐心，让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我们的开源软件。倪光南院士在演讲中称：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开源软件？
像人工智能、物联网、5G、区块链、大数据这些新一代信息技术，大体上可以认为80%的软件是开源的。这些技术里面应用软件的比重是多少呢？像华为、中兴这些典型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80%是软件、20%是应用。这样大概可以知道，对于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大体上60%是由开源软件贡献的。当然这是估算，不一定每个公司都一样。
我们主管科技的、主管产业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开源软件的重要性。恐怕中国目前没有一个地方的经济计划投入到开源软件，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补一课的。作为企业的领导者、作为地方的领导者，你得了解在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时候，开源软件的价值所在。它虽然不显眼，但是顺应潮流，应运而生，符合当前时代的特点，符合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律，发展很快，虽然我们主观上没有太重视，但是客观上非常多。
如果我们能更好的重视，更好的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人员优势，中国在开源软件领域显然会比今天做得更好。软件业没有太绝对的界限，比如华为，原来是硬件为主，现在软件是主体。总体而言，软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比重始终在增加，因为软件讲个性化，硬件相对比较标准。
通过下面的数据可以看到软件开源的趋势。左边是比较传统的服务器领域，它的开源代码占比率越到后来越大。到2020年左右，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开源代码占比率也都往80%以上走了。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时代的脉搏，可能会错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前面刚展示过开源代码在不同行业代码库中的数量占比图。可以看到，越是像互联网和软件基础架构、物联网等这些新领域，开源软件的比重越大。进一步说明，要想把新一代信息技术掌握好、发展好，必须用很大的精力、很大的投入放在开源里面。如果违背这个规律，会事倍功半，或者不利于我们中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我们中国就曾因为芯片被“卡脖子”。目前，芯片的核心技术架构本身也是开源的，如目前出来的开源芯片RISC—V。原来芯片领域最有名的是老牌的Intel、ARM，但很大的概率在若干年以后，RISC-V将发展成为世界主流CPU之一，从而在CPU领域形成Intel、ARM、RISC-V三驾马车。
开源芯片RISC—V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发明的。它基于BSD许可证，属于前面讲过的比较宽松的许可证，在这个软件上做了一些发展的代码，由此衍生出来、发展出来的软件可以再开源，也可以不开源，变成一个封闭的软件。
还有一个好消息。原本中美贸易战以后，作为开源领域领头的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即使是开源的源代码，美国也可以通过网络下载这个环节卡你。但是现在基金会办到瑞士去了，中国将来也会成立分会，将来这个基金会的发展我相信不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影响，中国不太容易被“卡脖子”。希望中国的有关方面会重视这样的开源架构，运用开源的巨大生命力等优势，推动我们芯片产业的发展。
倪光南院士介绍“科创中国”开源创新联合体应运而生。
介绍一下中国发展得比较好的新情况。“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下面的一个品牌，中国科协目前在“科创中国”的品牌下成立了“创新中国”开源创新联合体。这是一个官方机构支持的机构，这样的机构当前出现得正是时候，体现了国家意志，又面向全体科技工作者，符合开源的特点。
对于联合体，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通过联合体把中国开源软件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更好地整合开源软件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使开源创新、开源技术，在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在科协的领导下，把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开源方面的问题及时解决好，使得开源生态在国际合作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我认为联合体应该做一些一般的开源社区不能做的工作。比如解决开源基金的问题，前面讲到，我们开源基金得到的官方支持是每年4000万，相比之下，其他项目一投就几百亿、几千亿，开源基金的官方支持力度显然太小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支持开源就只能是无米之炊。
再比如，美国加强对开源生产链、供应链的控制后，联合体需要很好地解决一些风险，有一定的应对措施，这不是个别企业和个别人的能做到的事。
这里我们提供一个开源基金的方案。开源基金从哪里来？在发达国家目前是来源于企业捐赠、个人捐赠。但中国的捐赠不太多，可以考虑用一个什么办法呢？比如目前有很多上市的高技术公司，这些公司往往有很大的软件资产，由专业机构对这些资产进行评估以后，很容易可以分析出其中有多少软件资产是属于开源的。
按照开源的规则毫无疑问应该回馈，应该有一部分资产捐赠出来。取之于开源、用之于开源，合情合理合法。作为上市公司捐一点钱，也不增加老百姓、政府的负担。国家有关方面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做法，对这些上市公司的捐赠给予奖励，如退税等。
此外我们有一个设想，争取让中文成为开源界的一种工作语言。目前，开源界和其他学术界一样，英文是唯一的工作语言，这显然不利于我们的开源工作者。原来发达国家科技水平高，让英文在科技界占领了先机，但中国现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争取把中文也作为世界科技工作者的语言。
谁掌握了开源主动权，就掌握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
2019年，习近平向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致贺信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学研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进步，应对时代挑战。
未来，我们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中国科协“科创中国”开源创新联合体的指导下，充分调动我国广大开源社区和开源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推进开放创新、协作创新，在开源领域走更高水平自主创新之路，使开源成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并通过与国际开源界的密切协作，共建开源领域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携手共建网络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希望开源领域也能够建立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开源人士一道共建开源领域的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如果当前谁掌握了开源主动权，就掌握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主动权。科技工作者要齐心，让有关主管部门重视我们的开源软件，共同朝着建设开源软件命运共同体的大目标努力。
演讲后，倪光南院士与博研商学院院长徐晓良就信创产业的发展、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等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与线上线下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来源：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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