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重大揭谜！技术革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吗？（留言赠书）

面对技术革命，我们应该担忧还是期盼？一方面我们或许感到害怕，因为技术革命会加快工作的自动化，用机器取代人力来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则会持欢迎态度，因为它们会催生一系列次级创新，影响经济中的所有部门，促进增长。

不过，在启动浪潮的技术发明与实现浪潮的增长起飞之间有显著迟滞。市场上最早出现蒸汽机是在1712年，但直至1830年，我们才观察到英国的人均GDP增长加速。

从通用发明出现到后续增长加速之间的迟滞因何出现？为什么此前的技术革命都没有如19世纪的英国工人内德•卢德和1930年的凯恩斯担心的那样带来大规模失业?人工智能革命的前景如何；是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一书中探讨了这些谜题。

01

浪潮的扩散为何存在迟滞?

为理解这一迟滞现象，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技术革命的某些特征。技术革命源于能产生某种“通用技术”的根本性创新，这种技术将改变整个经济的面貌。通用技术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会催生大量的次级创新浪潮，分别对应上述通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特定部门的应用；第二，这些技术会逐渐得到改进，使用户成本随时间下降；第三，这些技术将无处不在，扩散到经济生活中的所有部门。

下面我们来分析以上几个特征如何帮助解释通用技术背后的创新发生时间与经济增长显著加速时间之间的延迟现象。

（1）次级创新的重要性

通用技术并非“即插即用”属性，将它应用于经济中的不同部门必须依靠次级工艺创新。每个次级创新都是让通用技术适应特定部门的需要。例如，生产装配线就是电力革命应用于汽车制造业的一种次级创新，在线购物则是信息技术革命应用于商业服务业的一种次级创新。此类次级创新改进了企业生产工艺，提高了它们的生产率，因而成为长期增长的源泉。

不过，次级创新需要时间。另外开展次级创新需要从生产中转移部分资源，也会导致GDP增长率在短期内下降，或者至少推迟人们期望的通用技术激发的增长提速。

例如，在1869-1900年，制造业逐渐减少了对水轮和水力涡轮机的使用，同时蒸汽发动机和涡轮机相应增加。然后从20世纪开始，蒸汽动力机器让位于电力机器，起初较为缓慢，然后加速推进。最终，新通用技术的推广表现为S形曲线，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发展：初期缓慢推进，然后快速扩散，最终达到平台期。

（2）企业内部技术推广的迟滞

第一，在某些情形下，社会甚至永远不会转型采用新技术的最优利用方式，因为没有出现次级创新，或者人们并不普遍接受，放弃了生产率提高的机会。

例如，传统键盘(QWERTY)被所有英语系国家采用，但这种键盘的布局设计远远说不上最优，其他一些键盘布局能实现快得多的打字速度，但他们却并未取代品质更差的传统键盘。因为，技术上的相互依赖有利于更早出现的技术，也就是传统键盘。雇主愿意购买传统键盘，因为他判断打字员受过这种键盘的训练；打字员听到的建议也是学习传统键盘，因为人们以为大多数企业会采用这种键盘。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整个产业趋于采用单一标准，采用该标准的平均成本会下降，企业采用其他键盘的成本则会高得多。于是，企业和用户依然在使用非最优的传统键盘。

另外，我们注意到从旧通用技术向新通用技术转型会强化创造性破坏过程。这是因为与在位企业不同，新企业拥有不需要承担新旧技术转型成本的优势。与之对应，新通用技术的出现将伴随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3）通用技术使用的改进

新通用技术不是立刻见效的，人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如何高效地使用它。边干边学的过程表现在包含新通用技术的资本价格的时间变化上：随着新机器采纳通用技术的效率提高，采用同样技术的早期版本的现有机器的价格将下跌。例如在法国，运行时速达320公里的第二代高速列车的出现，就使最高时速为260公里的第一代高速列车降价。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的价格下降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在25年的时间里，同等品质的计算机的价格更是下降到万分之一。

（4）居民家庭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

与企业对新通用技术的采用从迟滞到加速相似，居民家庭对待新技术也有类似的现象，主要是源于价格的下跌。

（5）地方基础设施与制度的缺陷

与电力革命有关的技术浪潮用了近20年才从美国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与日本。有学者认为，这一延迟是由于那些国家因二战导致制造设备破旧、生产组织失序和人力资本损失，它们必须建设适合采用电力的新型工厂，并改变管理方式。而在战争结束、国际贸易重启之前，这些都无法做到。必须在完成结构变革后，电力革命浪潮才能抵达欧洲。

与此相似，这些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推广的延迟源于不容易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与制度，尤其是开放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有投资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等领域。我们再次看到，结构调整成为技术浪潮推广的前提条件。

（6）生产率测算的困难

新通用技术带来的生产率进步有时很难测算，尤其是在通用技术引入之后的短时期内。无可否认，信息技术促进了生产率提升，不只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还包括思想观念的生产。如借助Skype和Zoom等软件，来自不同大学与不同国家的学者能够比过去远为便利地交流，更好地在研究项目上开展合作。但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相比，信息技术给思想生产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可能更难测算。

还有，信息技术的成果集中在服务业，而服务业生产率比制造业更不易测算。有研究指出，“品种的增加、送货的及时性提高、客户服务的个性化，这些服务改善在生产率统计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映”。

（7）人工智能：未来的新増长浪潮？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但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出现飙升？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产和研究的某些关键投入仍不能实现自动化。由此导致尽管其他许多任务已实现自动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依然不可或缺。于是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要素，使其价格即工资逐渐提高，制约了人工智能带来加速增长的潜力。

第二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技术革命可能反而会成为增长的障碍而非催化剂。在缺乏有效竞争政策的情形下，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可能会打击创新。

02

工业革命与就业：不可调和的对立？

（1）来自历史视角的考察

人们对机器会摧毁人类工作岗位的担心由来已久。早在1589年，当威廉•李发明织袜机以后，劳工阶级对其后果异常害怕，致使李到处碰壁并遭到威胁。于是，李把发明敬献给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获得专利，但女王以如下宣言表示拒绝；“至于你的发明可能给我可怜的臣民带来的影响，肯定会剥夺其工作岗位，使之沦为乞丐，毁掉他们。”

随时间推移，竭力保护特定行业免受技术进步侵害的职业行会逐渐丧失了影响力。1769年的一部法律规定要保护机器免受破坏，但随着织布机的普及，破坏行动事实上有所加剧，在1811-1812年的卢德暴动中达到高潮。1812年，议会通过法律，把破坏机器定为死罪。

官方对技术进步的这一态度转变因何而来？

最主要是来自从制造品出口中获利的资本所有者，他们大力宣扬技术进步给生产、出口和就业带来的正面效应。这些“资本家”在英国议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代表，而议会的势力又逐渐超越了王权。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性失业，这一术语是由凯恩斯引入的。

什么样的工作最为脆弱？

在19世纪，由于资本对技能劳动力的取代，手工业者面临被机器替代的最大风险。这一模式在20世纪有所改变，实物资本与教育构成了互补性的投入，于是非技能工人成为自动化的受害者，之后的信息技术革命强化了这一趋势。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有关“技能偏向性技术变革”的研究文献，技术进步增加了对技能劳动力相对于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失业增加，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拉大。

（2）自动化给工厂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就业岗位

对总量层面的自动化水平做测算面临若干困难。因此，在近期同加拉威尔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引入一套测算工厂微观层面的自动化水平的指标。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自动化对就业其实有正面促进作用，而且随时间加强。一家工厂的自动化程度在当前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2年后的就业提高0.25%，使10年后的就业提高0.4%。特别需要指出，这个效应对非技能制造业工人依然为正。与人们的预想相反，自动化给工厂创造的就业岗位多于摧毁的就业岗位。

应该看到，自动化带来的积极效应不止于就业方面。我们还发现，自动化会导致销售额增加，消费价格下降。因此，它促进的生产率收益被员工、消费者和企业等各方分享。

自动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更高的生产率，使它们的产品能比竞争对手给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从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反过来，市场份额的提升促使积极推进自动化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雇用更多的员工。

如果从个体企业提升到产业层面，乃至整个经济层面，结果又会怎样？自动化程度较高的产业的就业会增加，还是减少？在这里，我们再度发现自动化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联：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产业，恰恰是就业增加最多的产业。总体而言，更多的自动化伴随着更多的就业。所以，试图减缓国内企业开展自动化的任何措施，例如对机器人征税，最终结果可能都不利于生产。

自动化本身不是就业的敌人。自动化使生产过程变得现代化，让企业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新市场，雇用更多员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率效应。由蒸汽机和电力推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样出现过这种生产率效应，也同样可以由此解释为什么当时都没有造成某些人预言的大规模失业。

03

结论

本文挑战了有关技术革命的两个普遍的先入之见：第一是技术革命必然导致增长加速，第二是技术革命必然不利于就业。

虽然增长的确会加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定时滞才会发生。特别是，不合时宜的制度可能阻碍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潜力。另外，过去的技术革命历程表明，它们都没有造成许多人预想的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致力于生产活动自动化的企业或工厂会成为就业的净创造者；开展自动化不力的企业才会破坏就业，因为自动化推进不成功会导致它们走下坡路，甚至退出市场。

一个有意思的启发是，对机器人征税可能造成反生产的效果，因为这种税收不利于自动化，将束缚企业开展创新、拓宽市场和创造新就业的潜力。

创新是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难题的关键钥匙

在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下，中国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政策也在重点关注这个方向。目前来看，我们大概率成功跨过了这个陷阱，向高质量增长过渡。在国际历史上，很多国家都遇到过这个难题，它们各有各的处境和应对方法，虽然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但这些均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良好镜鉴。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是著名经济学家飞利浦·阿吉翁等人的新书，其中提到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创新，打破旧公司的格局，会带来经济的新动力。

以创新驱动增长

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40%,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当时阿根廷的人均GDP约为巴西和哥伦比亚的3倍，与日本和加拿大接近，甚至略高于法国。阿根廷在这一相对水平上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这之后，该国的人均GDP同美国的相对值持续走跌。

这一下跌该如何解释？

阿根廷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进口外国机械，并引入外国资本来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但不幸的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和出口的这一专业化分工让该国经济很容易受到农产品全球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阿根廷走向衰落的时候恰逢大萧条。为避免这一衰落，阿根廷本应该让本国生产走向多样化，在更大程度上推进工业化，并投资于创新。然而，该国选择了故步自封，采取进口替代策略，而非拓展出口、正面迎击国际竞争。概言之，它未能改变自身的制度，从以积累为基础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创新为基础的工业经济。

阿根廷并非陷在中游的唯一国家，其他许多国家也曾看到增长起飞，点燃向最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趋近的希望，结果止于中途。这些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未能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由此诞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

这个陷阱的存在说明：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发达经济体绝非一帆风顺。为避免此陷阱，各国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战略，并致力于有更高附加价值、以创新为基础的生产，这是阿根廷未能完成的一步。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在落后国家，大多数企业远离技术前沿，追赶是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当它们采用追赶策略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空间。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起初比较靠近产业前沿，此时前沿创新成为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这些企业的技术追赶空间很小。

不幸的是，许多新兴国家最开始确实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追赶，但当需要改变轨道，采纳有利于前沿创新的策略，也即从投资驱动型增长曲线跨越到创新驱动型增长曲线时，它们依然沿用了支持追赶的策略，继续停留在原来的投资驱动型曲线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结果？

我们的解释是前沿创新政策不利于在位企业。通常而言，在追赶阶段充分获利的企业希望保住自己的租金，不愿面对加剧的竞争。相应地，它们会利用一部分积累的财富给政客和法官们施加压力，以阻止引入和实施支持竞争的新规则。

日本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其竞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束：1949年建立的强势的通商产业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限制进口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还给大型产业金融联合集团（经连会）的投资提供补贴。鉴于政治权力、行政机关以及金融界和产业界的紧密相互渗透，日本的经济增长从1945—1985年令其他发达国家羡慕的势头强劲，急剧转向1995年后的孱弱无力,或许并不令人惊讶。

韩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是个至少暂时来看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例子。有些不可思议的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挥了全面的自然实验的作用，促使韩国开始改变其增长模式。

1998年危机之前的韩国增长模式是以技术模仿为基础的。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极低人均GDP水平起步,开启了不同寻常的增长,1960-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7%。

韩国的模仿驱动型增长以创建大型工业和金融集团（财阀）为核心。政府通过若干手段给财阀提供支持：优惠和补贴贷款、利用货币贬值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补贴、公开和隐性的救助担保等。尤其是，韩国政府限制其他企业利用金融市场，抬高创立新企业的成本，限制新的外国投资人进入（规定外国投资人持有韩国企业的股份不能超过26%）,并非常消极地执行反垄断法规，以极力压制竞争，阻碍新企业的进入。

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阀势力发展到顶点，销售额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的产值占韩国GDP的16%,其中最大的5家——现代、三星、LG、大宇和SK——占韩国GDP的10%。这些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集团是韩国经济在1960-1995年快速腾飞的载体。如果不是有意识地给财阀提供金融支持、商业和货币保护，以创建民族工业，韩国可能依然是个农业经济体。而在短短30年的发展之后，韩国已成为电子与电信产业领域的世界领先者。

接下来爆发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导致大宇等财阀破产，其他一些也遭受重创。打击来自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信贷收缩，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对韩援助的条件所要求实施的政策。特别是，IMF要求韩国开放对外国直接投资,于是外国人在韩国企业中的最高持股比例限制于1997年提高至50%,1998年提高至55%。IMF还坚持大幅强化反垄断法规及其实际执行效果：1998—2000年，反垄断修正指令的发布次数增加到危机前的3倍，对反竞争行为的财务惩罚额度提高至原来的25倍,这些使韩国经济重新对国内和国际竞争开放。

1997-1998年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生产率增速、创新与企业活力有何影响？

在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仅为德国的1/8,但在2012年，其申请数量已比德国多出30%,尽管人口仅为德国的一半。此外，在危机之前，韩国的财阀企业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其他企业，危机后则出现反转，财阀企业的专利申请停止增长，其他企业的申请则加速。

在生产率方面，生产率在危机爆发前已出现停滞甚至下跌，但在1997-1998年后重新出现快速增长，无论财阀企业还是其他企业均如此。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这一反弹在之前由财阀控制的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产业受危机与后续改革的影响最深刻。还有，危机显著促进了非财阀企业在所有产业部门的进入。

总之，1997—1998年金融危机使财阀企业的影响力受到约束,并重新开放竞争，鼓励之前一直受政府与财阀串谋束缚的其他企业开展创新，从而刺激了韩国的生产率增长。因此，危机带来了生产率增长加速，主要源泉则是非财阀企业的产业进入与创新行动。

结论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正在向先进国家趋近，其他一些则停滞不前。尤其是那些制度调整太慢或完全失败的国家，未能从追赶型经济变身为前沿创新型经济。这背后的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在位企业不仅阻碍新的竞争对手进入，还反对促进竞争乃至帮助国家从模仿驱动型增长转向前沿创新型增长的任何改革。而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会迫使各国政府采取适宜的结构改革措施，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削弱了老牌企业，让韩国企业重新迎来开放竞争格局，加入创新国家的俱乐部。

（文章节选自《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本文有删节）

推荐阅读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菲利普·阿吉翁等 著

关于创新的全景式前沿分析
以熊彼特增长范式解析经济谜题

- 中文版序 -

本书总结了我在法兰西学院历时5年的授课内容，以及我对创新和增长长达33年的研究，这一研究发轫于我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在1987年秋创建的熊彼特增长范式。该范式运用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自我们的那篇论文《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开始，该范式已衍生出众多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这些模型从竞争、不平等、企业动态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发展趋同等方面重新诠释增长和发展，并采用大量新的微观数据检验模型的预测结果，从而使熊彼特增长范式有别于增长和发展的其他理论。

我与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从2019年11月着手本书的写作。4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疫情危机袭来，激发人们进一步探讨危机后我们的社会将如何演变，以及我们想要如何重塑社会。我们发现，创造性破坏是这场讨论的核心：新冠疫情摧毁了大量就业岗位，导致众多企业破产，与此同时，危机又给新的创新活动开拓了空间。

创造性破坏与熊彼特增长范式围绕如下矛盾展开：一方面，创新带来的经济租金和保护这些租金的专利制度对促进创新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过去的创新者往往利用这些租金阻碍后起的创新，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消极面。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就是为了处理这一矛盾，将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导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

熊彼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他预言，前一波创新者将变成因循守旧的大企业集团，排挤新兴的小创新企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家的消失、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而我们在本书中倡导“乐观意志”或者说“斗争的乐观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还将指出，通过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构成的神奇三角，如何避免熊彼特预言的悲观结局，实现可持续增长。

借助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本书瞄准三个主要目标：

(1)洞悉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某些重大谜题，例如：为什么工业起飞在1820年左右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尽管有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革命，美国经济却从21世纪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某些国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在高速增长之后放缓步伐，甚至陷入停顿。

(2)质疑某些有缺陷的习惯思维（common wisdoms）和政策建议，例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解决失业问题；借助保护主义措施应对外国竞争、保护价值链；为应对气候变化倡导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3)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未来，尤其是，能否把美国模式的优点(创新生态系统)同丹麦模式的优点(更多的保障和更大的包容性)结合起来。对上述三大目标，我们都能以不同方式从中国或近或远的历史和经验中获得宝贵借鉴。例如，中国在过去多个世纪产生过众多世界级发明，却为何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中国走向前沿创新国家、建设既包容又有保障的社会将面临各种挑战，它会如何应对？

我们相信，中国将找到自己的路径和方案，实现共享的绿色繁荣，正如它在短短40年里成功带领民众走出贫困，并跻身世界创新前沿。如果本书能对中国思考并讨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前进有所助益，我们自当欣喜不已。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对创新的全景式前沿分析。

本书运用熊彼特增长范式解析了当下经济中的重大谜题，包括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不平等的根源、竞争和全球化、健康和幸福的决定因素、技术革命、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气候变化以及如何从冲击中复苏等。基于这些分析，作者认为，市场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实现繁荣的强大发动机，是过去两百多年来给我们带来空前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未来应对挑战的不二法宝。

作者也指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完美，也会出现失灵，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的均衡关系，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社会冲击最小化，确保在位创新者不会在成功之后阻碍后来的创新。只要创新不竭，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繁荣就能实现。

作者简介：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Yrjo Jahnsson奖。

赛利娜·安托南（Céline Antonin），法国经济形势观察所（OFCE）高级研究员，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西蒙·比内尔（Simon Bunel），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和法兰西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法兰西学院创新实验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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