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副院长转载自公众号：正和岛（ID：zhenghedao）
本文首发于3月6日“翟东升”今日头条账号，原标题《我对俄乌战争的若干问题的回答》。更多内容请关注“翟东升”今日头条账号。说实在话，术业有专攻，俄乌问题大体超出了我近年的研究领域。战争和战略研究，自从2004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就有意地回避了；我也不是俄罗斯问题专家，我从来没有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在职业生涯中，我打过交道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加起来都不到10个，我对他们的历史与现实所知甚少。明明是个川菜厨子，你非让我做粤菜，不是不能做，但是口味肯定不正宗。所以，在过去的两周内我婉拒了不下10次报酬不菲的商业演讲或者连线邀约，更对数十个电话、微信、账号后台的询问予以礼貌回绝。这10多天，是在与各路朋友交流、探讨俄乌战争的方方面面中度过的。国际会议和多轮线下讨论，刺激了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思考。为了捋清自己的思路，也为了集中回复方方面面的朋友们的咨询，特将多位比我更专业的同行们的观点，以及我自己的一点思考，用文字记录如下，供大家批判，也供自己未来回溯验证。第一个问题，普京为什么会在外部力量的挤压、刺激和推动之下，发动这场战争？首先，他最初心目中所设想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特别军事行动”（据说速胜宣传稿都准备好了，甚至还被误发出来了），而不是一场生命和政治赌注巨大的旷日持久之战。他以为这次对乌克兰的闪电战，会跟此前的历次行动一样，摧枯拉朽、热刀切黄油，塑造和巩固他的战斗领袖的光辉形象。有人分析，这种误判可能跟他的信息通道狭窄有关，俄罗斯的高官们似乎都不太敢向他讲真话了，都在比着讲好听的话，或者顺着他的意思说，从而对他形成了误导。其次，全球疫情带来的社会痛苦和不满，应该是对他的执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次开战后俄罗斯社会内部的确有不少反战声音，就能从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有朋友告诉我，普京从来没有说过“给我20年，还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是别人这么传，他也没有否认过。如今，20年期限已到，俄罗斯伟大吗？现状恐怕让普京总统难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资源产业；通胀高企；人均GDP徘徊在10000美元已经10多年；北约和欧盟东扩步步紧逼；乌东地区的本族同胞在遭受乌克兰纳粹分子的虐待、清洗和屠杀。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以反击西方的挤压，并为乌东地区的俄罗斯族同胞伸张正义，既是首选，也可能是没得选。
最后，过去20年来，他一直在警告北约和美国，他会用军事手段来反击北约东扩。但是，在美帝国体系的逼人权势之下，他不断隐忍和退让。而2021年夏季的美国败退阿富汗，以及中美贸易战对抗的态势与结果，让他意识到他的战略机遇期来了，因为美国的实力和意志在消退，而中国已经被美国战略圈确认为最大对手，俄罗斯因此而获得某种行动自由的空间。当然，从目前来看，这种战略和政治判断并不算错误，美欧对他的反制基本上是口头的、软弱的，甚至连经济、金融制裁都拈轻怕重。首先是俄军的军改在进程和方向上都存在着问题。雄心勃勃的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被图佤族人（蒙古人种，非俄罗斯主流族群，因而在内政斗争中没有威胁）绍伊古所取代之后，前者发动的俄军军改就人亡政息、半途而废了。作为一个国势崩塌后的前大陆性帝国，俄罗斯的国力、科技和产业基础不足以支持昂贵的陆海复合型的信息化、高科技新军改。而且，俄军军改的方向是轻量化、智能化、快捷化，但是此次俄乌战争则让我们重新回到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战争概念：战争迷雾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将士们的勇气和坚韧，攻势的顶点，战争不过是政治以暴力方式的继续，等等。这些传统的概念一夜之间又回来了。其次，军队本身的作战准备并不充分。俄罗斯的大部分军人并没有战争经验，也没有特别强大的政治动机来参与对外作战。在这个贫富分化和社会腐败都比较严重的国家，许多穷人家的年轻人参军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混一套国家发的房子，而不是出于爱国主义或者意识形态狂热。乌克兰军方通报美方的情况是，这次出国参战的时候，有部分俄军士兵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真正的大战，还以为是一次演习而已，说明俄军为了获得“战略欺骗”的突然性，军内的战前动员非常不充分。有若干战车被遗弃在路边；有消息显示，俄军内部的沟通竟然有一部分是用深圳产的两、三百人民币一台的对讲机相互明码呼叫；俄军推进到现在，未能实现对乌克兰国土南北向的包围切割，多个方向的进攻受阻陷入胶着，需要修整和补给才能继续进攻。其三，在乌克兰方面，其政府和军队没有像最初各方所预期的那样望风而逃，反而表现出较为顽强的抵抗意志和动员能力。在2014年的冲突中，乌克兰因为内部腐败混乱而不堪一击，但是这8年来整军备战叠加反俄宣传，而且一直在拿乌东地区的亲俄力量“练兵”，几十万人被征兵参战后复员，所以具备了发动“人民战争”的一定条件。乌克兰这些年来得到美欧军方和情报势力的长期扶持、装备和训练，其防守反击的效果超出各方预料。而且，乌克兰政府还试图给人民发放武器以发动“人民战争”，把大量军队和装备部署到城市居民区内。当然，这是一种“焦土战略”的心态，本质上就是拿乌克兰人民做“肉盾”。从目前可以获得的各方面信息来看，尽管乌克兰也是高度腐败的，但是中西部的乌克兰人有其自身的民族和政治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在2014年以来乌克兰内部的对俄罗斯族聚集区的战争中得以强化。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乌克兰政府和军队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之后，整个欧美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支持乌克兰，虽然没有欧美政府的直接参战，但是政治道义、舆论动员、信息情报、后勤物资以及军火装备等方面的支持都开始动员起来了。上述因素是乌克兰政府军能够展现出一定抵抗能力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苏联垮台之后，统治集团是非常腐败的一批官僚政客，而之后通过“颜色革命”和多轮选举替换上台的，则是一批心向西方的以犹太人为主的投机政客，其中很多人甚至持有美国护照。从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属于乌克兰人民，它早已被外人“窃取”了。如同股市黑庄控制了一家上市公司，不仅要掏空其自有资产，还要加足杠杆贷款筹资，然后把现金全部弄走，把坏账留在公司。今天的乌克兰人民不是自己国家的主人，而是别人赌桌上的筹码。他们被人称作“欧洲子宫”。今天有很多跑到西方各地的乌克兰难民，未来还会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和器官来求生存，法国巴黎郊区的布隆尼森林和荷兰的红灯区必然会出现新的“商品”女郎。反而是俄罗斯政府和军队，由于还存在对美好苏联时代的怀念，因而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拿乌克兰人民当自己人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军车和坦克车队在乌克兰遵守红绿灯，并在平民拦车的时候停车纠缠，才会看到决策者努力避免平民伤亡和建筑损失，才会看到俄军各种投鼠忌器的“窝囊操作”。俄军更讲政治，普京把“争取人心”的政治考量放在了军事便利之前，他的选择是多付出数千俄军士兵的生命来换取乌克兰（表）兄弟的回心转意。但是他们目前面对的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觉悟群众，而是被30年政治催眠后敌视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大众。自古统治者都知道政治和战争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而征服人心是很难的。能不能通过征服者的自我约束、牺牲和宽容换来人心？还是不得不要用暴力、清洗和再教育来强行改造一个被征服地区？（比如日本100多年前对中国台湾地区的清洗与征服）这取决于决策者对人性和历史的理解，而俄罗斯的这次征伐将为我们提供鲜活的经验教训。所有的战争都存在很大的赌博性质，从没有必输或者必赢之战，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性因素可以严重影响最后的结局。
俄乌战争最终鹿死谁手，目前还未可知。但是总体上讲，俄军还占有一定优势，只不过赢得战争达成目的的整体代价和作战时间，都可能远远超过普京最初的设想。理由是，俄方掌握着制空权，而乌克兰政府军在美欧的支持之下则掌握着信息优势和国际舆论优势。有了制空权，普京可以大规模调动他的陆军而不那么担心被突袭或者包抄。但是他又“投鼠忌器”，无法像欧美军队在中东作战时那样大规模地火炮洗地、拆城拆楼。因此，只能是慢工出细活、钝刀子割肉了。乌克兰军队正在陆续获得欧美资金、军火乃至雇佣兵、志愿兵的支持补给，近期组建的外籍军团据称已经达到1.6万人。我对这个数字存疑，但是如果战争持续3个月以上，这个数字是可能实现的。所以，俄方有必要切断乌克兰西部边境的外部补给通道，但是到目前为止，外部补给通道仍然是通畅的。俄方高层明确地发出了“核威慑”，目的是确保北约国家不敢直接下场助战。从这两天的信息来看，欧美政要也显得有点冷静了：美军的战略武器演习有意推迟了，拜登政府在对策讨论中担忧是不是过度刺激俄罗斯了；欧洲社会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恐慌，奥地利等国的药店里的碘片脱销了。这些现象说明“战略核威慑”的确是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俄方的战争目的，应该是通过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比如歼灭其主力部队，逼迫乌克兰政府投降，签署炮口下的和平协议，确认乌东俄语地区或至少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并让乌克兰承诺永不加入北约，保持对俄友好或者中立。然后普京就可以“班师回朝”，宣布胜利了。如果是这种解决方案，那就相当于1939年苏联与芬兰战争的重现，惨胜也算胜利，对于普京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安排。但是问题在于，即便俄军用几个月的时间歼灭了东部的乌克兰军队主力，乌克兰政府和忠于他们的一部分人民也未必愿意投降，在西方的道义、物资和人员支持下，乌克兰中西部将陷入某种形式的“游击战”或者“平叛”作战状态。这就类似于1812年拿破仑出征沙俄，他以为通过战略决战击败沙俄军队主力之后，法俄之间再次签订共同对付英国的同盟条约，即可胜利“班师回朝”了，没有料到俄方坚壁清野，不惜一把大火烧毁首都莫斯科城，也要把法军冻死在冰天雪地中，导致拿破仑带去的70万大军仅有3000人活着回国。还有一层不确定性是，如果战争迁延日久，美欧对俄制裁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痛苦累积下去，那么俄罗斯政府的稳定性和总统本人的人身安全，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这种场景下，就有可能出现乌克兰军队反攻俄罗斯的奇观。据生活在莫斯科的华人所反馈的情况来看，俄罗斯人目前对普京出兵总体上是支持的，跑出来游行反战的仅仅是少数亲西方的知识分子，而且小规模的反普京游行在俄罗斯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对于制裁带来的货币贬值、通胀上升（目前仅仅是开头），民众也是有一定情绪的。近期的民意调查来看，这场战争的爆发，使得普京和泽连斯基两人的支持率都有所上升。但是，这场战争最终究竟是会延续和巩固普京的“政治生命”，还是普京自己戳破自己的政治神话，而将泽连斯基从一个“政治小丑”烘托成欧洲英雄？关键要看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内的国民政治意志，谁更能忍受战争和制裁带来的痛苦。这场战争必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必须放在大体服从“丛林规则”的世界政治史的大背景中，才能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其含义。具体来说，我认为应该从中美苏（俄）三角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理解这场战争。二战结束以来，真正具有全球战略玩家地位的，只有美苏（俄）中三家。其它各方，要么不具备参与全球大棋局的国力（比如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要么不具备参与的政治意志和主体性（比如德国、日本、欧盟）。中国从这个大三角关系中的最弱者，如今已成长为综合国力排行第二的玩家，到本世纪中叶，如果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话，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首要角色。简单回顾一下二战后70多年的三角关系演变史，有助于我们跳出朴素的善恶评价，而以现实主义的思维去理解中美俄之间的恩怨离合：1950年代，中国一边倒，倒向苏共，对美欧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冒险实施了坚决的军事斗争，通过朝鲜战争和抗法援越等战争，为亚洲红色事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功和对外征战的接连胜利，让我们自己头脑难免发热，内政外交都逐渐变得左倾激进，于是到了1960年代，中国“两个拳头打人”：左手打苏修，右手打美帝。而到了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边境冲突，苏军遭遇伏击吃了亏，于是苏联照会美国说，“8年前，你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议，美苏双方共同出击用核弹摧毁中国战略武器基地，我们当年曾经拒绝，现在愿意考虑合作”。而有趣的是，这次轮到美方拒绝苏联了。关于这段历史的细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郝雨凡教授20年前根据美苏解密档案写的学术论文。从1968年开始，毛泽东同志亲自策划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向，最终带来中美之间的和解与战略协作。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华，美军得以撤出越南战争的泥淖。小平同志于1979年农历春节访问美国白宫，之后不久便有了第三次越南战争，也就是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退了苏联阵营扩张主义的嚣张气焰。到苏联末期，中苏关系缓和，但是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开始出问题。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1990年代，中俄战略接近，划清领土争议，双方在许多战略和全局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到了最近的10年，中俄关系成为背靠背、肩并肩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当然，如果熟悉现代国际关系史，人们不难意识到，今天的中俄关系其实是无法跟195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比的，毕竟那时的中苏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那时的中国人憧憬着“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战略与安全的角度看，今天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其实仍然是当年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延续。我们仿佛回到了195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背靠背、肩并肩地面对西方同盟体系，但是与当年不同的是，这次是北京而不是莫斯科居于强势地位。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谁被孤立，谁就会遭遇大战略困境和国运的“崩塌”；谁能让其它两方处于敌对关系，而自己居中调停，那么谁就能处于左右逢源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人们曾经反复研讨大三角关系，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搞战略研究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曾在文章和著作中明确写出来上述定论，但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执政者被胜利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冲昏了头（也有观点认为美国是被其军工复合体的特殊利益给绑架了外交政策），他们以历时30年的傲慢与扩张，亲手把中俄再次捏到一起。
所以从大三角的维度来看，今天的俄乌战争与70年前的朝鲜战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当年苏联需要自己的盟友中国帮忙出面打一场战争，以便为自己争取埋头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中国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务代价，捍卫了同盟的战略缓冲区。但是美国战略圈意识到，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纠缠，其实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同样，今天的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圈也明确地强调，美国绝不能直接卷入俄乌战争，当今美国的真正战略对手是中国。从现实主义的“三角博弈”逻辑来看，如果甲乙丙三方实力由大到小排序的话，实力居中的玩家乙的生存概率是最低的，因为它被锁定在甲乙之间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之中无法脱身，而“甲”总是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去诱惑“丙”与之结盟去对付“乙”。反过来，国力居于第3的玩家“丙”，却享有一个巨大的结构性优势，那就是无论他挑衅谁，都不会受到真正的惩罚，因为另外两家都把对方视为首要威胁。老三“丙”在甲乙眼中的“较小威胁”特征，赋予“丙”以行动自由和安全，从而使得它的生存概率不仅大于老二“乙”，甚至大于实力最强者“甲”。中国之所以能在冷战期间，在两大阵营之间纵横捭阖而未遭败绩，便是得益于这样一种结构性优势；俄罗斯今天便具备了这个结构性特征的庇护。普京前年曾经公开说出“坐山观虎斗”一语，说明他对自身的结构性地位有清晰的觉察。（我曾经有一期视频节目介绍三角决斗的多主体认知逻辑及其战略含义，感兴趣者可以上网搜索）当年的苏共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将中国留在自己阵营或者保持中立，因而在小平同志访问白宫的短短12年之后，苏联崩盘瓦解。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摆脱实力地位和权力结构所注定的不利地位，就必须在对俄关系中展现出当年的苏共决策者所不具备的那种智慧和肚量。2019年10月中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次学术讲座，我是主持人。讲座结束之后，我送他出门路过明德广场时，与他在共和国七十周年纪念的大花坛前合影留念。他一边握着我的手、对着镜头微笑，一边跟我说：“你信不信，十几、二十年之后，美俄会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我告诉他：“我也算是现实主义者，我认为你说的这种场景确有可能出现，但是我更相信事在人为，因为社会科学的所谓规律并非注定的，别忘了，我们人是有认识能力和选择空间的。”许多人将这场战争理解为美国的阳谋，是美国在用乌克兰作为诱饵逼迫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淖。我认为这种看法虽不能算错，但是可能简单了点，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决策主体叫做“美国”。拜登总统、民主党精英们以及与他们联系紧密的军工复合体、犹太资本势力和情报势力，与乌克兰政府之间的确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能从中获得各自想要的好处。对于拜登政府而言，最重大的利益是内政与选举利益。由于俄乌战争的爆发，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同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民主党和国际资本所控制的全球主流媒体在美欧大众中掀起一轮对普京本人及其政权的“妖魔化”。这种政治舆论氛围，对于正在为共和党议员的中期选举积极助选、并为2024年大选热身造势的特朗普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打击手段，因为众所周知，特朗普毫不讳言他对普京的崇拜和欣赏，并以与普京的特殊关系为荣。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唯一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主流电视台FOX新闻，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其他美欧媒体，而共和党背景的战略家则反复出来公开表态，俄乌战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对俄政策。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有效地离间了欧俄尤其是德俄之间的能源和经济合作关系，无论是欧元还是俄乌两国的货币，都出现了大幅下跌和资本外逃。欧洲同俄罗斯之间的敌对情绪，破坏了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和推进，因为“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本质是激活欧亚大陆的内在联通与共生，摆脱海洋霸权的离岸制衡。但是，值得观察的一个新动态是，这场战争正在刺激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政治与安全神经，他们开始考虑重新武装自己了。以前的欧洲一体化，主要是集中在经济和货币领域，但是这些国家之间在财政上是分开的，也没有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但是新冠疫情的冲击迫使欧洲拿出7500亿欧元的共同基金来应对，这意味着欧盟的财政一体化迈出了实质性步伐。而接踵而来的俄乌战争和核威慑，使得德国议会出人意料地同意一次性增加千亿欧元的军费开支。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支小而精的欧洲联军的建立，法国将自己的核武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某种方式同欧盟共享，从而产生巨大的地缘战略影响：70年来的“大三角”关系，将被四角乃至五角关系（加上印度）所取代。也许，俄乌战争的最大后果，可能是让一个“以德法为核心”的数亿人口的统一欧洲大帝国，突然间崛起于欧亚大陆的西端。从而，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一分为二。
许多人以为这次战争将大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我认为未必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有许多人对人民币国际化是“叶公好龙”。从全球资本流动来看，俄乌战争的爆发驱使大量资金逃离欧洲和俄罗斯，其中一部分逃到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中，一部分逃到美元资产中。美元和人民币大涨，而其它货币走弱或者暴跌。随着各种对俄经济、金融制裁的措施被一一提出和讨论，俄罗斯和其它潜在高风险国都在考虑多使用人民币和中国的金融支付体系作为其跨境经济活动的工具和通道，以免将来被美欧彻底卡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如果把自己国家的储备资金放在美国国债中，或者放在欧洲国债和金融机构中，或者换成了黄金但是仍存在美欧，甚至是以个人或者企业法人的名义持有在欧美的股权、债权乃至实物资产，那还是会存在被冻结和没收的风险。所谓的资本自由流动和产权保护，乃至瑞士的永久中立和欧洲老牌银行的为客户保密原则，都不过是人为编造的神话而已。在欧美政府眼中，你和你的钱其实一直在裸奔，只是一层“法治”“信用”的薄纱让你自以为穿着“皇帝的新衣”。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乃至所有带有中国背景的人的海外资产，都将充满不安全感，因为一旦将来美欧日针对中国采取类似于对俄的制裁措施，那么他们的存量海外财富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其实，熟悉世界政治和金融历史的人都知道，一战中期美国参战之后，德国企业和富人在美国的各类有形和无形资产很快被政府充公了，战后也从未获得赔偿。这次对俄罗斯企业和富人仅仅是故技重施而已。下次对中国富人，他们也不会有任何顾虑和犹豫。华裔富人以前之所以不相信会出现这种事，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容易被人忽悠而已。同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外汇储备国，下边都将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十几万亿美元的巨大储备究竟该如何安放？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王公贵族而言，一个合理的选择是把储备一分为二，一部分放在欧美日，另一部分放在中国及其主要战略伙伴的金融资产中，确保将来无论哪个篮子打掉了，自己还有一些鸡蛋。但是中国自己将因此而面临更加巨大的麻烦：我们的储备本来就高居世界第一，如今再加上别国涌入咱们债券中的外汇储备投资，巨额的外储将进一步限制我们在欧美制裁威胁下的政策选择空间。如果对于涌入的外汇投资不加干预，那么人民币汇率涨得太凶，不利于出口制造业；而如果要“干预”外汇市场，那么为了维持低通胀，货币政策的对冲成本极其昂贵，对此，2003-2013年的人民币升值周期，我们的央行已经充分领教过了。面对这个两难，我担心这次俄乌战争对人民币国际化，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可能会导致倒退。许多人以为俄乌战争及其制裁让外国政府和个人更愿意接受人民币，因此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瓶颈从来就不是别国政府和市场主体的信任，最大的瓶颈一直是我们自己搞的各类管制，包括不让别人自由大额地买卖自己的人民币国债等。这种改革的进程和力度取决于决策者如何理解和平衡自身内部的不同利益，如何规划中国同世界的经济关系，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分工地位。说到底，作为全球最大工业出口国的货币转型为全球货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中国到底是做一个“匍匐”在美联储脚下的以出口顺差和招商引资为发展之能事的典型东亚经济体，还是转型成一个愿意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这两大公共产品的，自信地与美国并立于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型经济体？前一条路，是东南沿海的出口工业部门以及相关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所熟悉和偏好的道路，尽管空间越来越逼仄；后一条路，则是要“走美国人的路，而让美国人无路可走”，走通了就是新时代的康庄大道，走不通则是历史轮回的狭路相逢。所以，究竟这场战争带来的制裁对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还是倒退，关键看我们自己对内部利益的取舍平衡，和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战略定位。在今年年底的重要会议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实施保守决策的概率偏大。在2月24号战争开始之前3天，我曾经向夫人申请了一笔资金，并专门挑选了几只黄金股和军工股，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在临下单之际，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因而至今空仓。“事件套利”（event driven arbitrage）的风险在于，你无法预估事态会发展到何种烈度，你也无法判断你所预期的事态究竟将在何时发生。我在最后时刻合上笔记本电脑的事实说明，我对俄乌战争的预判不够精确。同理，下列分析属于我的思想实验，所做判断供读者朋友批判，也供我自己将来对照回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2月24日开战之后的10天内，美元、人民币保持强势，黄金、原油都大涨。欧洲股市受到的影响较大，而中美股市受到冲击较小，当事国俄罗斯索性把股市关了，免得大家人心惶惶。未来，美元指数短期内应能惯性上冲，可以挑战100大关。但是考虑到美欧对俄制裁不太容易如目前市场所预期的那样不断加码，故我并不认为此趋势可以持续，未来较大概率是继续在90-100之间来回震荡而已。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此刻约为120美元/每桶，已经到了历史高位区域，考虑到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增速今年都不可能太高，未来半年内原油价格的下行空间远大于上行空间。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其实是存在产能扩张空间的，只要拜登政府在绿色环保政策的执行上适度纠偏就行。此外，通过外交手段鼓励中东地区多出油，也是把能源价格压下来的好办法。能源价格一旦见顶，美国国内的通胀预期就可以稳住了。这对于拜登政府在今年第四季度的中期选举意义重大。而关于美国的加息问题，我一贯认为会是“雷声大、雨点小”，主要是用来说说而已，不能真干的。俄乌战争将进一步限制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空间。黄金价格此刻为1970美元/每盎司，未来掉头向下的时间可能会早于原油。因为俄罗斯手里有1300多亿美元的黄金，打仗很花钱，手头的外汇如果花完了，或者金融资产被冻结了，接下来就得卖黄金。市场已经有人预期到这一点，所以将来会有人主动针对俄罗斯而做空黄金。而且从基本面来看，近年来中印两国的黄金消费比较低迷，年轻人不再喜欢黄金饰品，而长久以来黄金所拥有的避险功能又被数字货币所部分取代，因此不能对黄金太过乐观。粮食价格则有待观察，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产粮大国，新冠疫情叠加战争影响，可能带来较长时期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引发边际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轮大通胀。而在很多不富裕国，粮食价格大涨驱动的大通胀，往往意味着新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以及它们的货币汇率暴跌。总之，只要这场战争不在东亚地区引发连锁共振，那么它对各类投资品的价格冲击将是短期脉冲式的，而不是根本趋势性的影响。战争所带来的真正重大的衍生伤害是在全球外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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