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泸州大后方为抗战做出那么多贡献，有些你未必知道
抗战中作为后方的泸州，在承受着日军肆掠的轰炸的同时，抢修川滇公路、蓝田机场，开辟驼峰航线，修建23兵工厂，协助西南联大迁校叙永，蓝田兵站运送出国10万远征军，集散盟国援华物资，设置后方医院救护伤病员……泸州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1938年，中国的政府实体、工商业命脉、教育文化体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内迁四川，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实现了“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内迁后，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却面临着极其严重的交通困难，一是航运问题，另一个是公路运输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破解点只有一处：泸州。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功臣、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很早就看到这一点。在这位爱国实业家的传记《我的父亲——“航运大王”卢作孚》一书中论述了当时的交通格局：
“广州沦陷后大后方通往云南的交通线被切断。抗日战争必需的许多由国外供应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其中包括制造枪炮弹药的五金材料和至关重要的汽油、柴油，无法运往大后方。唯一的通道是经缅甸转口到云南，然而从云南到重庆却没有公路。因此，尽快修建这样一条公路就成为关系大后方工业生产成败的一个重于一切的紧急任务。”
“通过精心选择，决定从四川南部的长江港口泸州修筑一条公路，穿过贵州省的西北部，直达云南省境的沾益，连接滇缅公路。这条公路在泸州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衔接，形成了另一条水陆航运线。泸州就是这条航运线的枢纽。”
“四川东部和南部的这两条水陆联运线，是大后方的两条极为重要的运输线，也是支撑抗日战争的两条生命线。通过它们，抗日战争所必需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国外运到大后方来，支持大后方的军工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大后方生产的武器、弹药、军粮和军队，又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去，支持抗日军队与敌军作战。”
1938年3月10日，川滇公路开工，4月，川滇东路开工（即四川段：隆昌、泸县、纳溪、叙永、赤水河，全长275公里，占川滇公路总长的三分之一），泸州5万老百姓一锄一镐、肩挑背扛、餐风饮露，日夜奋战，历时8个月，“用手抠出”一条公路。与此同时，贵州的毕节、赫章、威宁、云南宣威、曲靖也征调筑路民工约20多万人，抢修滇缅公路。
川滇东路由泸县、纳溪、合江、叙永、古蔺、古宋六县分段负责修建，1938年4月开工，12月修通，总费用1217.353万元，泸州人承担了906.594万元，人均负担修路费1.25元。
1938年12月，川滇公路与滇缅公路贯通后，苏联援华军用物资从仰光 40 37358 40 14985 0 0 3891 0 0:00:09 0:00:03 0:00:06 3891岸，经铁路运到腊戎，转走滇缅公路入川到泸州，由泸州从长江水运、陆运送往抗日前线。据不完全统计，这以后，援华物资源源不断通过滇缅公路、川滇公路运入内地，其中汽车1万多辆，战略物资50多万吨，汽油20万吨，武器弹药20万吨，棉纱布匹5万吨。1942年中国远征军5、6、66军8万余人及其辎重，均由这条出国大通道入缅甸与英军印军并肩作战。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川滇东路。1942年2月，10万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保卫这条唯一的国际援华通道。中国远征军及盟军的3年浴血奋战，围绕川滇东路、滇缅公路的卓绝抗战史，粉碎了日军企图杀进印度、与德军会师中东的阴谋，使日军从地面进攻到空中轰炸都无力撼动中国大后方。
无论是滇缅公路，还是1942年12月动工，于1944年1月通车的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运送援华物资，运往抗日前线，运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由陆路运送必经泸州，由泸州蓝田兵站中转，发往前线。泸州蓝田兵站在中国八年抗战史上，书写了厚重的一页。
从1942年到1945年间，无论从陆路运来的物质、兵员，还是空运来的军援、药品、器材，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命令，一律在泸州蓝田兵站（西南运输处）中转集散、分运到各战区前方。
为确保国际军援物资分配、运送、管理，由少将兵役署官鼎良在泸州督查，少将彭秉黎为出国部队检查站站长，军政部中校冠继明为军协调合作站站长，可见其之重视与地位。
西南运输处负责物资中转、调拨、运输发货。1941年8月，当上海中纺厂、中原厂的500多吨机器从水上运至仰光，由西南运输处派汽车50辆，沿滇缅路进入川滇公路，经贵州隆晴县的24道拐险路运到泸州上船，抵运重庆，保住了民族工业的两个大企业。
军政部出国部队检查站设在下坝。1944年7月到1945年8月，兵站每天运转兵源4000人，给每人配发给养“马干”（黄豆、玉米、胡豆、豌豆）1斤，柴草5斤。为保证每天供应，玄滩、毗卢、石乔、天洋、雨坛、福集、石洞、安宁等乡镇运送“马干”柴草的马队达300—500匹，人担马驮上万斤粮草从不间断。玄滩场上的老人张二爷曾是甲长，当年负责催粮派款，为此还专门组织了20多人传锣通知队。
为安置待命出征的将士，蓝田的南华宫、天后宫、禹王工、张爷庙、真节洞、玉皇观、大佛寺和老君庙全作为临时兵营。过去蓝田最多住上三五千人的部队，而抗战期间多达一两万人。住进了庙宇，还要搭个简单的行军床。木帮尹铁藩捐献杉竿几万根，杉板数千尺，还发明了上中下床，住三人以减住地紧张之危。73个场镇的木匠，数百人在蓝田为远征军搭床铺，还受到军政部表扬。抗战八年，由泸州蓝田陆运、空运到前线的兵源达10万余人。
后来据少将官鼎良回忆，蓝田兵站与美军驻机场供应部合作，不仅保证空运油料供应，而且也支援了公路汽车加油。沿途叙永、毕节、威宁、宣威、曲靖等地为运送远征军也作出贡献。
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困难时期：日军切断了从越南、缅甸等地至中国的船舶、铁路和公路运输；苏联忙于卫国战争，致使经过新疆的进出口通道名存实亡。中国已无法进口战争所需的物资。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以及美国有识之士的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4月正式通知中国：同意开辟中印空中航线，直到战争结束。经过勘察试飞，当时的航线只能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地亚、汀江，缅甸的密支那至中国的昆明、宜宾、泸州、重庆。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
从1942年开始，泸州先后建设了合江菜坝机场和蓝田机场。1942年9月，合江菜坝机场动工，占地的700亩，动用民工6500人，10个月后竣工。解放后，这个机场改为开垦农场。
蓝田机场的建设速度则非常惊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1945年3月调集泸县、富顺、隆昌、江津、合江、荣昌、叙永、纳溪民工8万人，完成土方90万立方米，铺砌石方13.78万立方米，跑道2200米，机堡13个。6月1日，第一架C-53型运输机载17吨物资从印度汀江直航泸州后，蓝田机场开始日夜通航。运输机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直飞泸州，保障抗战的物资供应。
2005年8月23日，当年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克里斯多夫•罗伯特重返蓝田机场时回忆说，那时的机场跑道很短、很窄，但已是大后方最好的机场了。机场在短短3个月内就建成，这在航空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迹。
蓝田机场尽管建成较晚，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很快成为了驼峰飞行主要使用的3个机场之一，另外两个为印度东北部的汀江机场、昆明巫家坝机场。而且“驼峰航线”最后一个航班也是从泸州出发的，但执行任务的飞机不幸失事。飞虎队老战士、航线亲历者陆元斌老人回忆说：“驼峰空运的最后一个航班也没有闯过鬼门关。那是1945年11月，一架飞机从丁江运器材到泸州，在返程时刚飞不久就摔了。”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河南巩县兵工厂西迁四川泸州，改名23兵工厂，厂址选在罗汉场，占地1682亩。同时把分厂设在小市上码头、西门外忠山脚下东岳庙内。
为了安置职工家属近5000人，泸州临时招募1800人作前期厂房、宿舍、道路、码头的修建。罗汉场的刘树铭老先生（码头上有袍哥五爷之称）曾回忆，兵工厂从巩县迁来，上万吨的器材、设备从武汉顺长江而上，经重庆达罗汉场码头，他受泸州地方官委托，负责组织500人的队伍，日夜卸货下船，从罗汉场搬高坝厂区。码头上停满民生公司的船、川江白木大船、铁驳、拖驳、木驳子。厂房的修建工程，刘树铭是工头，分管泥木石工800多人。为了供应兵工厂数千人的衣食住行，泸州城调集了蓝田、水中坝、石棚的船只运蔬菜、猪肉、粮油，每天不少于30条船。动用马帮运输每天达数百匹以上，从玄滩、兆雅、特兴、石洞方向运米、盐、油、糖、柴草、干货。罗汉场成为23兵工厂的后勤部。
23兵工厂投产后，在抗日战争中起到巨大作用，火药、防化武器、药品源源不断运往各战区，沉重地打击了日寇。
据原国营运输公司二十九队老驾驶员谢昌兆讲，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封锁切断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决定把从上海内迁武汉、又从武汉再迁重庆合川的国民酒精厂，分一部分技术人员设备到泸州纳溪建亚二酒精厂，由国立中央大学酿造科毕业的谭湘凤任厂长，地址选在花背溪半岩上的灰洞子，由化学兵总队长李学涛少将配合。该厂1941年12月建成，1942年5月投产，用红苕来发酵提取酒精（乙醇），第一年就生产了70万加仑（1加仑＝45升），主要是用于从蓝田兵站发往昆明的道奇车、CMC型车和嘎斯车。三种车载货量在3—5吨左右。车厢上自带一桶50加仑的酒精作备用。
谢昌兆曾是当年的司机，他说，汽车烧酒精，虽然马力差了一点，但拉的是抗日货，路上土匪不来抢，谁抢，谁就是汉奸。亲历者税国栋说，当时我们跑川滇路，路上经过叙永、毕节、赫章、威宁，走贵州隆晴的24道拐，踏足油门，把住方向盘，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就开下去了。回来刹住刹车不松，慢慢地溜下来，没有一辆车滚进山下，把抗日的武器弹药、洋纱、洋布、蚊帐、被服、炊具、军鞋……一车一车运回蓝田兵站分发到抗战前线。
亚二酒精厂有两处发酵房，一处是牛背石女儿井边的大酵房，全是杂粮来制造酒精，一处是乐登天仙硐学兵库，用红苕作原料。糟房工友得知生产酒精用来打日本，大伙儿不分昼夜地生产，为抗日做贡献。在专家的指导下用薯类发酵生产酒精的技术还传到合川酒精厂。
当年在西南运输处工作过的金炳银说，酒精主要存放在蓝田车渡码头仓库、下坝桂圆林大仓库内。运输车辆无论军车还是民间私车征用后，统一编成大队、中队、分队、班，出发前按加油额配备所需燃料——酒精，并在沿途100公里数间设有加油（酒精）站，保证车辆畅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了，蓝田坝的老百姓才知道，汽车使用酒精、煤气作燃料，是从上海内迁重庆的中国煤气机制造厂、瑞丰汽车修理厂的工程技术人员支秉渊、李葆和为了解决汽油缺乏的运输困难，改进了发动机，使汽车使用替代燃料成功，为川滇、川黔线和后来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上的车辆解决了缺油之急。
日军进入越南后，地处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云南开始逐渐感到威胁，而内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多次遭遇日军轰炸机的威胁，在教育部的命令下，联大开始酝酿迁校。
1939年，联大常委之一的蒋梦麟赴重庆与当局商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意见是迁校进入四川。而四川政府得知西南联大准备迁川，表示欢迎，并发电报建议校址设在泸县、宜宾、叙永一带，并已电告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协助。在当时，西南联大得到各省的欢迎，这也反映当时对“读书人”的推崇。
1940年8月，西南联大派人到四川选址，并最终决定在叙永设立分校，一年级学生在那里报名上课。于是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在抗日的烽火中纷纷聚集在永宁河畔的叙永分校。他们中有杨振声（北大教授、叙永分校主任），作家李广田、王佐良，史学家吴晗，地质学家袁复礼，经济学家滕茂桐，政治学教授关之椿，物理学教授郑华炽、霍炳权，化学教授刘云浦，生物学教授李继侗，数论、微积分教授蒋硕民、刘晋年、赵松等。分校设立法学院、理工学院。
据彭国涛先生回忆称，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有学生近700人，分别来自东北、平津、山东、江苏、浙江等沦陷区，也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来自云贵川的学生，其中，泸州籍红岩烈士刘国志也就读于此，并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
叙永分校基本上以城内庙宇为校舍，大教室设在叙永南华宫，专业课在文庙内上，城隍庙是学生食堂。春秋祠、三官殿是文法理三院男生宿舍，南华宫两厢是工学院学生宿舍，帝王宫是女生宿舍（当时女生百余人）。由于当时学生食堂在西城城隍庙，叙永人都开玩笑地说：“我们城里来了一帮‘城隍’，把庙里的小鬼都赶走了，他们住下了。”这群“城隍”下课后，成群结队地从东城走到西城，十分引人注目，师生们戏称“叙永第九景”（叙永有“叙永八景”之说）。叙永没有电灯，学生照明用的小油灯是以桐油作燃料，点燃时黑烟缭绕。每天晚饭后，学生们一灯在手，联袂穿街过巷到图书馆，也颇为壮观，又被戏称为“叙永十景”。
西南联大有着浓厚的学习气氛，学校图书馆条件差，有些学生就上茶馆去自习，茶馆的煤汽灯总比桐油灯亮得多，既可以解决喝水问题，还可欣赏一番茶博士高超的续水技术。叙永的物质条件比昆明更差，食堂没有桌椅，几碗菜放地上，用粉笔在碗的外围画一个圈，标号码，就是“饭桌”了，大家蹲在圈子的周围进餐。尽管如此，大家的学习热情还是很高。不过菲律宾来的一位华侨女生患感冒，由于治疗不及时，并发了别的病，小县城医疗条件差，不幸夭亡，给分校生活留下了悲惨的回忆。
1941年7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迁回昆明。然而，师生们留给叙永这块土地更多的是光荣，是西南联大校史中厚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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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鑫明
来源：《泸州人大抗战》 泸州日报《铁打泸州的八年抗战》系列报道
历史资料参考：《泸县志》、《合江县志》、《纳溪县志》、《叙永县志》、《泸州文史资料》、《合江县文史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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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杨茜 编辑 谢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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