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脉博的树——叩问想象的边境 | 王楠
“生态与人”专辑
-《今天》126期-
由北岛发起、孟悦主编的“生态与人”专辑，将于《今天》126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专辑邀请到陈曦、穆萨、王楠、孟悦、张嘉如等作家、学者，就当下疫情引发的全球生态、道德及政治危机，展开反思和批评，呼唤人文能力的回归。“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与每位读者一起想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摸索人类家园的重建之道。
点击阅读：孟悦《写在前面》、陈曦《重返生命的家园——疫情中的生态书写》、穆萨《气候变迁时代的经济主人公——生态人文解读之一》——叩问想象的边境
王楠
作家张大春曾在《小说稗类》中细细考据过“稗”与虚构的关系。依许慎，作《说文》解，稗的意思很简单，从字形上即可一窥，许慎将其解为“禾别也”，意思是属于禾类却又有别于一般人所熟知的谷。而这“有别”并不建立于平等之上，《左传》点明稗不过只是“似禾”、“似谷”，是上不了台面的米谷，将小说称作稗说，便也明示了它是“小一号、次一等、差一截的东西”。然而张大春作为小说能手，却倾心于作为“禾别”的稗：
稗字如果不作‘小’‘别’义解，而纯就其植物属性论，说小说如稗，我又满心景慕。因为它很野，很自由，在湿泥和粗砾上都能生长；人若吃了它不好消化，那是人自己的局限。1
小说很野很自由，就是可以想象和表达一切的意思。这种很野很自由的想象叙述，能否表达当前的生态危机和疫情处境？在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看来是无疑的。现实里缺乏的东西只能靠想象。她在阐述疫情对印度的影响时说，无论我们以什么立场去理解当下、努力“回归到正常”，事实上都是疫情以“任何其他力量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叫停了这个世界”。与其急着回到不正常的“正常”中去，不妨在这个断裂时刻认真审视一下这台“我们亲手为自己制造的末日机器”。洛伊将这停摆时刻的审视和想象形容为一个传送门（portal），一个“连接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门户（gateway）”。2洛伊的乐观建筑于她对“想象”的信心，在她看来，向“一个重新开始的世界”进发的全部动力与指南便是想象。
但印度作家，评论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却忧心着想象的边界和无能为力。他认为生态危机同时是一场想象力的危机，它对我们熟悉的写作方式与内容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大错位：不可想象的气候危机》一书中，高希以作家的亲身体验以及对文坛的敏锐观察发现，主流纯文学在表现气候变迁 / 生态危机方面几乎是完全的失声。令高希惊诧的是，一向标榜自己对于危机，对于灾难有敏锐反省能力的小说——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却没多少反应。高希注意到，英国作家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及上文提及的洛伊都有着深切的生态关怀，但他们涉及生态危机的写作却放弃了“虚构”，而仰仗于纪实性的，描述性的报告文学。
难道他是说，小说的创作原则不提供“想象”这个紧迫现实的可能性？
回溯历史，高希发现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与概率论是同时问世的。作为概率论在叙事领域的孪生手足，小说承担着将早期的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合理化或合法化的重任，小说的故事和手法变成了对个人和社会日常生活客观的、科学的、细腻的、忠实的观察与反映。现实主义小说更是责任重大。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努力实现着这种叙事原则。高希认为正是这样的训诫，使传统的、充满想象的，更加狂野的文学形式（例如神话，史诗等）被斥为“非现代的”，遭到纯文学摒弃。其后果之一是科幻或奇幻的文学被贬为亚文学，被视为特定群体的文化娱乐。当小说成为对既有人类生活的生动细致而客观真实的图解，便难以和那包含人却又超越人的地球建立什么一体性。即使是以反逼真性原则为使命的现代主义写作，也没能达成这一点。3
在客观表达日常生活成为小说规范后，人类生活和自然世界的连接变得不可想象，写作又该如何重新想象生命和生态的连接，在连接中重构人类的故事？布鲁诺·拉图尔的《面对盖娅》（图1）提醒我们，地球的第一特性是“活性”，是各个物种之间活的沟通与交换，地球并非静默的资源库而是活泛的生命网络。4身处这一生命网络并被滋养了亿万年的人类，因为陷入了现代性所仰赖的二项对立，即自然与人文的二分法，而渐渐远离了活性的事实。自然被对象化为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存在，是无主体性的客体和要攫取的资源，也可以是被赞美的“诗和远方”，但只有我们人类有智慧、有感觉、有生命和道德。我们对地球活性结构的集体失忆，最终酿造了毁灭自己的末日机器。小说或许可以很野很自由，或许只是如高希所说的现代生活的起居录，但只要这两种不同的小说都重复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对立，就仍然无法想象气候变迁的故事。
文学可以自我革新，但若自然仍是“无生命，无智慧，无道德”的孤立的死物，文学想象就囿于现代性所预设的边界。小说只有在跨越了自然与人的分野之后才可能回到它“很野很自由”的本质。我在这篇文章里想说明，真正“很野很自由”的想象，是对生命和生态的连接性的想象，是对活性世界的想象，更是对身处这个活性世界的人类故事的重新想象。
图 1 《面对盖娅》
不可对象化的根
这样的故事并非没有过。每当现代信念面临彻底坍塌，被现代二分法所压抑的有关生命，智慧，道德的真相反而有了释放的可能。有些寻根写作，比如阿城的小说《树王》就是这样的作品。与三王系列的其他故事一样，1985年出版的《树王》描写知青上山下乡时代的故事。但《棋王》与《孩子王》写知识青年的心理困境与文化突围，《树王》则聚焦在知识青年身处的环境。换句话说，乡村的生态现实不再被当作展演知青故事的背景板，而是主角。《树王》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我”奉命来云南原始森林烧山砍树，将“无用之树”换成“有用的树”是这群知青的主要任务；然而这砍树任务却遭到当地村民肖疙瘩，即“树王”本人的微弱反抗。知识青年们自以为掌握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砍树既锻炼了人的意志，又参与了改造自然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控制自然的话语面前，讷言的肖疙瘩无法给出山上的大树为何砍不得的理由，对树的保护甚至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巨树占据过多空间，挤占了“有用的树”的资源）。
阿城的小说集《树王》（图片由鲍昆提供）
《树王》的故事起于肖疙瘩对砍树运动的不赞同，但小说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却不仅通过情节、而且通过语言与生命间的关系而展开。《树王》的历史和文化反思与八十年代流行的启蒙人文主义序列不完全重合。实际正相反，《树王》的特殊之处在于巧妙地借助肖疙瘩的讷言，拒绝着社会主义话语和启蒙人文思想对生命共有的文化表述。无论是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口号还是当时用以反思反抗的自由启蒙之声，都包含这样一种未经省查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 /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有语言者才有感知、思考和有意义的行动。德里达（Jacque Derrida）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启蒙主义信仰，根本依据就是其他生物没有语言。因此主体性只属于人，非人类动物没有主体性，在宇宙中也比人类低一等。5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揭示出，殖民体制对被殖民文化的“动物化”是一种文化政治。《树王》中讷言的肖疙瘩仿佛德里达所描述的“去言语”动物，他非但无法掌握革命话语，亦无法以人文主义期待的启蒙者姿态与知识青年沟通。但肖疙瘩还是对知青的砍伐做了唯一一次语言的抗议，他的话听起来与社会主义话语和启蒙传统对主体性的共有表达相去甚远：
知青积极分子李立引用的那句“人定胜天”，作为社会主义核心口号，首先建立的是“活的人”与“死的树”的对立，同时它又通过对森林树木的扁平化，即把树木压缩成只有物质性的对象，将人类的主体性也单一化了。这个口号使人类与森林树木分立到了无法共存的地步，人只有通过消灭森林 / 自然，才“炼出来”，成为取代“天”的唯一有能动性的主体。而肖疙瘩之所以会激怒李立，是因为肖疙瘩用朴实的言语提示着这个过程的失败：天地间那位我们无法用概念逻辑和言语去掌控的主体，老天爷，还是存在。老天爷指称了具有活性的万物之集合。肖疙瘩以树来见证老天爷干过的事，从而把被政治和启蒙话语否认的自然生态主体带到了前台，同时，老天爷“干的事儿”，即长养万物和森林，挑战了人的砍伐与掠夺。
正是出于对掌控自然（包括树与人）的现代话语的反省和拒绝，阿城为文学重新引入了非人类的故事主角：被物化的树，引入了新的树与人的关系。歌颂树的文学不少见，但作为完全物化被剥夺语言个性的树则不多。最初，静默的巨树是在知青的勘察视线中“被看到”的，被凝视的“一株独独的大树”占据着被动的客体位置。远眺时的大树是知青们抒发革命雄心的对象物，知青中的积极分子李立豪迈地“用手一划”，仿佛大树已去，满山的梯田带齐声赞颂“伟大，改造中国，伟大”。但很快，随着视线被拉近，知青们与巨树正面遭逢，它那仿佛没有边界的、溢出眼眶的硕大无朋变做对窥视的天然拒绝。视觉在此时不自觉地转为触觉：宛如受到蛊惑，知青们“呆呆地慢慢移上前去，用手摸一摸树干”。通过触摸，巨树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变得不容置喙，“手摸上去又温温的似乎一跳一跳，令人疑心这树有脉”。有意思的是，当意识到树是有脉搏有温度的活物这个不期而至的真实时，“我”突然失去了语言，“一时竟脑子空空如洗，慢慢就羞悔枉生一张嘴，说不得唱不得，倘若发音，比如野兽一般。”这个非人类的“有脉者”颠覆了“我”所习惯的语言，或者说，颠覆了一直以来启蒙主义话语和文革政治话语对生命和生态的语词掌控。
《树王》里的这位有脉者，重新激发了我对寻根文学的兴趣。
关于寻根文学，我敬重的学者贺桂梅有过很精当的概括。她认为寻根文学是知青一代作家在历史与西方的双重凝视下，试图克服阶级话语造成的隔阂怨恨，转而以文化认同构筑民族主体性的尝试，同时，也传达了当代中国重又卷入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内在焦虑。寻根是在“对西方现代派甚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种疑惑或批判的意识下发生的”，力图通过对传统内部差异性和非规范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重建与本土文化传统间的联系。在写作中，知青一代作家们以个人经验、地方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因素作为重构中国“想象共同体”的资源。然而，虽然寻根文学企图寻找一个非西方的、属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却无力拒绝全球化进程中对西方的再次认同。贺桂梅发现寻根文学对书写的对象表达了某种挽歌情调，一种博物馆式的收藏，充满着对“即将消逝的世界中的那些‘最后一个’”的深情注目。贺桂梅认为这与寻根 / 知青群体特殊的历史主体位置有关：乡村经验造成了他们对庸常都市生活的疏离感，甚至置身在“明天会更好”的发展主义梦境外，但作为缅怀乡村的都市零余人，他们又难以阻挡“滚滚向前”的全球化潮流，因而将书写变作饱含情感认同的告别。7
作为寻根文学发轫之作的三王之一，《树王》，在一定意义上的确属于贺桂梅所说的告别文学。我们甚至能从肖疙瘩那螳臂当车的话，“一个世界都砍光了，也要留下一棵，有个证明”，读出对“最后一个”的惋惜。但如果细听《树王》中那非人类的声音，会发现《树王》还有另外的层次。在阿城这里，不可对象化的巨树不仅从抽象的他者变身成为与我们一样有脉博的生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有关人却又大于人的生命真相。《树王》是寻根文学中明确地将“根”回归到其生态的本义，回归其作为生命本源的作品。这充分展现在《树王》故事的制高点即砍树的场面中。豪言壮志的知青终于磨好刀，拿好了工具准备砍树，但当知青将刀挥向巨树时，才发现巨树是真的砍不得。眼前发生的是“人定胜天”的翻转，因为整个森林早已“长成了一团”，没有边界。
除了藤的缠绕，树王的延展与深度都超越人的视觉与想象。盘根错节的根系早已狠狠扎进土壤，非得烧山不能将深埋地下的树王彻底清除。而烧山，并没有把人变得高大，“我”所目击的是一场大于人类者的死亡。在下面这个场面里，山和宇宙对烧山的反应，传达了某种在高希看来现代小说很难表达的有超越性、却又不是神话的想象。
在生死之际，古老静默的树王以巨大的“震颤”发出声音，它那“有关人却又大于人”的生命真相对在场者完全敞开，犹如一种神启。这里被敞开的不仅是树的真相，而是一个生态系统：不仅是根系纵横的树根，枝藤盘结的树身，参天的树冠，而且更是生命之源、生命的生命，鸟的家，麂子的屋，人类纳凉的伞，它养育也具象着我们彼此相连，互助共生的生命网络。
主人公肖疙瘩与大树共享“树王”之名，他与山顶那棵最大的、“天擎”一般的树有着生命的联系，也给小说增添了超越现实主义的神奇。木纳矮小、而又无从反抗的肖疙瘩为什么会顶着“树王”这个听起来不无反讽的称谓？因为“王”所代表的乃是一种惊世骇俗，或者说一种超越俗世的奇特和超越俗见的真相。在“天擎”般的树王的毁灭的时刻，“我”忽然见证了被俗见、被政治话语包括文革话语和启蒙话语所掩盖的关于“生”的真相。“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真相的无知，“从未见过毁灭，也没见过新生”。正如《孩子王》和《棋王》所展示的，俗世之奇，像一组矛盾修辞法，暗示着一种不可能之可能，暗示着在工具理性的现代世界，那无法完全被言语和逻辑所统摄的超越性。《树王》的俗世之奇还表现在，当讷言的肖疙瘩最终与静默的大树一同死去时，他幻化成为树根一般的、育养其他生命的生命。此肉身的死亡被写成彼生命的再生，最终再度凸显了那“有关人却又大于人”的生命奇迹：
在叙事上，这一幕超越了现代小说在现实性和神奇性之间设立的分野和人与自然的二项对立。肖疙瘩那带有奇幻色彩的死，或重生，借助“狠狠的根”，成为作家重新连接写作和生态的“很野很自由”的想象。这使《树王》的结尾韵味深长：肖疙瘩的棺材被新生的树苗胀破，借着雨水，复又成为孕养新生命的土壤，死亡接续着新生，意蕴着人与自然共同织造的生命网络的永生永在。这种叙事提供的不是向乡村生态世界的告别，而是洛伊所说的“连接这个世界和下一个世界的门户（gateway）”，那个写作与生态重新相连的新世界的入口。
打破隔绝：湿意的魔术
《树王》书写于中国当代社会转折和经济巨变的前夜，新时期开始，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狂潮尚未到来，现代世界共同仰赖的人与自然二分法的规范被暂时悬置，“很野很自由”的叙事想象似乎由此获得了喘息。而在别处，在已经进入后现代的世界里，一方面更精巧的技术进一步造成了我们与生态世界的隔绝，人类甚至大言不惭地宣告将摆脱对自然物质的依赖，凭借上传意识至云端而获得永生；一方面自然却遭到更变本加厉的掠夺，最终导致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这两种乍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实际上都源自新自由主义继续把自然作为“异己的死物”的生态政治。在人与自然的沟壑愈发难以弥合的今天，我们还能够“很野很自由”地去想象人与自然的隐秘关联吗？又该怎样书写与自然隔着一道沟壑的人类故事？新加坡新锐作家随庭接过了这个挑战，她的短篇小说《眼眶》试图在极度异化的现代都市寻找自然的微弱踪迹。
《眼眶》与随庭的其他故事类似，志在剖白超现代都市独居女性的心理困境，着墨于“她”对城市异像的感受与读解。表面上看，《眼眶》描述了一场都市奇遇：“她”，一位电子工程公司的数据分析师，与公司的外籍班车司机，不期然地共赴一处坟场，观看一场讲述小岛前世今生的实验戏剧。深层一点看，随庭在线性地讲述这个离奇却有始有终的故事时，为我们展示了当代都市中多种维度的隔绝。第一重也是最易感知的隔绝是现代雇佣体制造成的人际疏离。数据分析师这份精专而重复的工作，让本来就独居着的她活得愈加绝缘。而她并非个例，在公司的班车上，她的同学，同事，午餐伙伴甚至灵魂伴侣们都只是“数个低着的头颅，无意彼此辨认”，“以耳机手机划分世界”。由于现代雇佣体制将受雇者异化为用过即弃的可更换零件，貌似面目雷同的受雇者们最经济的社会选择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换，代之以轻便而带点自我保护色彩的“独立”。
相比之下，第二重隔绝是一种微妙的隔绝，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病态，那就是她的身体与水的隔绝。如小说标题所暗示的，隔绝从眼眶的感觉进入她的意识，使她感到不安。绝缘般的生活令主人公反身凝视起自己的身体，隐隐发觉自己似乎罹患了“干燥症”这样的隐疾。超现代都市的写字楼生活、全年无休的中央空调好像抽干了她所有的感官水分：汗水，泪水，爱液。
她的身体仿佛一台屏障缜密的机器，自我运行，谢绝输入亦无法输出，“她的体内，没有一滴水涌落”。这种孤岛一般的机械身体即《眼眶》意图展示的第二重隔绝。劳动关系中的隔绝所建构起的“我他 / 内外”之别尚能被理解为一种恰当的自我保护；但身体出现的异常却暴露它锁铐的本质。对身体异常的痛苦察觉成为《眼眶》深层叙事的起点：小说追查那令我们感官瘫痪，身体残缺的制度性元凶，并竭力想象和召唤一个完整真实的主体。然而，以病态的干涸之身为线头，《眼眶》没有集中在对症候的治疗上，而是继续探索到了这背后超越人际的更宏大的隔绝。
小说第三重最根本的隔绝是人与自然的隔绝，这是导致所有异常，所有“不自然”的终极源头。如果说展现了都市人隔绝本质的第一个场景是公司班车，第二个场景是身体，那么第三个场景则是现代超市。“大小有致，整齐有序，干净而不潮湿”的岛国超市曾是“她”安全感的源泉，“每周三次，她进入超市采购，把所有商品抱在怀中。沿着固定路线，付款，离开，醉心于有迹可循的优美节奏”。她“有迹可循”的固定采购，第一站是瓜果蔬菜，再来是肉类，最后是日用品。牙膏与牛肉最大的区别只在于摆放的区域与它们包装盒上的标签，分区与标签代表了现代超市对物 / 非人类的标准化处理——无论死活亦不问来路。随庭对购物轨迹的大书特书反而展现出，超市所代表的都市社会的标准化机械化原则已经内化到了每一个感官残缺的主体的内心深处。原本自然的、活生生的生命被“物化”还不算，还进一步被标签化规范化了：
现代超市的分门别类进一步强化了牛猪鸡与都市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物理距离。而其令人恐怖的结果是她的认知系统故障——她已经失去了从牛鸡猪肉联想到曾经的活物的能力。如果没有标签，牛猪鸡对于她只是一些有差别的颜色体，而有了标签后，标签却进一步代替了猪鸡牛“分割前的真身”，更远离了真实。这里小说已经透露了她的病因：她没有能力去分辨生命体与非生命体，她的认知不仅与牛猪鸡隔着三层，而且更是与完整的自己相互隔绝。
好在《眼眶》展示出，我们这个辨认生命与非生命的能力并不是先天缺失的。随着小说的进行，《眼眶》介绍了在主人公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之前，她曾造访过更市井的传统巴刹（Pasar，马来语中的市场，类似于我们的菜市场），一个与现代超市相对立的买食物的地方。这看上去是段梦魇一样的回忆，“肉类粗壮地条条摆放，彼此肌肤相接，血水渗出，在案板上凝为血斑”，
巴刹是超市的反面，不仅眼花缭乱、热闹，而且赤裸裸地触及着她的感觉。动物们的血、腥味、“活生生”的海洋生物给主人公造成深刻的不安，曾经使“她逃也似地奔离了这座湿巴刹”。那尚未被规训，被隔绝的身体终于在梦中，显现了巴刹在她这里唤起的那些对湿意的感觉，而那也是对生命的感觉。使她惊骇难忍的不止是海鲜与水果的水分，更是“四处敞露的汗珠、唾液和眼神”，是她接过的那张贮着小贩汗液的钞票，是巴刹人“肆意地湿着，与鱼水相得益彰，在这个空间里，凸显她的异常”。
应该说，巴刹在她这里唤起是对生命体的感觉能力——她在看到血水血迹时感到不舒服乃至恐怖的能力、看到活生生的海洋生物时感到不适的能力，她不喜欢汗珠、唾液的能力。这些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感受能力。超市为这些不好的感觉提供了避难所，却剥夺了主人公感受的能力本身。因此她感激现代超市对她的“收留”，同时却忍不住在梦中召唤“前都市”的某些回忆，仿佛用一场艰辛的招魂术来修复已经失去的本能：
梦到了父亲的魔术，她方才了悟到干爽不过是干涸的欺辞，湿意蕴藉着的却是“人情的温润”，犹如父亲的魔术，晶莹的水珠上下粘连，融合流淌，既连接彼此又取之不尽。湿意就像不同的生命体间柔软脆弱却真实的触碰和联结，而这恰恰是她已被现代生活规训成感官关闭、自我运作的“类机器”的身体所摒弃的异物和他者。尽管现代的法则试图将自然彻底隔绝于都市日常，但小说的女主人公却从蔬菜中发现了“湿润”这种能够重新联结个体与周遭万物的密道，虽然已经是隔绝于生命之源的干燥病患者，却依旧循着那仅存的感受能力或对感受能力的记忆，修复自己并发现生命的真实。
现代都市法则通过操纵生命的环境——温度和湿度（干爽的超市）和各种隔离方式——来确保高效有序的经济运作，然而身体感受与共情的能力却注定唤起与其它生命体的联结与黏着，对以隔绝为本的现代制度进行反抗。这样的现代都市社会日常，应该是高希所说现代小说力图合法化的日常社会故事的增强版了。《眼眶》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增强版中，循着身体和感受的真实，我们仍攥着一丝微弱的可能，去寻回与自然界同为生命体的关联。从干燥病到恢复感受湿润的能力的故事，象征着被抑制的、残缺的主体性如何渐趋完整，同时，讲述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相连的管道如何被打通，借由所有生命共同所共享的、鲜活的生的湿意，自我与生态得以重新相连。
结尾
凭借童年的记忆，梦境的残影，和自我审视，随庭执拗地在这个将所有生命（人类及非人类）异化成生产的现代世界里，追踪那被掩盖的万物相连的生命真相。我不由想到，如果敏锐的她来到此次疫情的源头，那个售卖活体野生动物的市场，她会写下什么？当随庭笔下的“她”面对与自己一样呼吸着，会向她回望的野生动物，会不会问，“你从哪里来？又为什么会到了这里？”“你是否知晓将要在陌生的异地经历什么？”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忘记了自己和野生动物同是巨大生命网络的成员。阿兰达蒂·洛伊所说的以想象去启动的“一个重新开始的世界”或许仍然遥不可及。但阿城与随庭的小说至少让我们记得，感受和想象生命的能力是了解自己和世界的密道：如果我们又一次忘记自己是生命网络的一员，忘记被万物所滋养的简单事实，那么，想象，并感受万物吧！《眼眶》中那连通彼此的湿意，《树王》中那盘根错节的根，文学的虚构缠绕着感受的真实，会将我们带回那个生态与自我紧紧相连的活性世界。
1 张大春：《小说稗类》，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3页。
2 阿兰达蒂·洛伊著，伍勤译，“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澎湃：思想市场》，2020年4月6日。
3 Amitv Ghosh, 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3-133。
4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Polity Press, 2017, 60-101.
5 Jacques Derrida，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阿城：《树王》，《上海文学》，1984年7月，第99页。
7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4-180页。
8 同注6，第94页。
9 同注6，第100页。
10 同注6，第101页。
11 随庭：《眼眶》，《孕鱼》，新加坡：城市书房，2019年，第39页。
12 同上，第35页。
13 同上，第36页。
14 同上。
作者：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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