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日记 | 杨晓帆
此地与彼岸
-《今天》127期-
杨晓帆
3月第一周，频繁出入纽约各大艺术展馆。此后回想起Gerhard Richter的作品Birenau（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巨幅画作旁有四张照片，两张是透过门框拍到的模糊不清的“杀人”和“被杀的人”，另两张是倾斜的黑森林和尸体。据说Richter是在这四张照片基础上完成了最初的绘画，再把颜料一层层擦除，又数码打印出四张复制品一同陈列。最终结果是没有了可以被称作起源的图像，一切复现也不会终结。这些图像构成了一个遗忘的序列，却怎么也无法被彻底遗忘。
3月9日哥大紧急停课。3月11日特朗普发布会上说，我们很棒，我们速度惊人，我们防疫水平高超，为了保护我们的国民，我们将对欧洲限制入境，大英帝国除外！当天下午，WHO宣布新冠为“全球大流行”。
3月23日
几天里形势急剧恶化，咕噜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我们四个人。能感觉到大家都有些慌，干脆趁热打铁，提出要升级室内分区和消杀方案。马上行动。从门口开始，穿鞋脱鞋都要在大门外，超市购回的物品必须在厨房“红色区域”换包装。每隔一天每人完成自己负责区域的消毒清洁。我负责厨房、咕噜负责卫生间、远负责走廊地板，给小妹妹强子挑个最轻的活儿，让她负责门把手和开关。一切安排妥当，人也就安定许多。责任感真是个好东西，老师说可以去他们家宅着，但第一反应是如果我走了，这三个小孩怎么办？平时觉得和远仿佛同龄的朋友，也从咕噜那大开眼界学到好多新知识，可到了这种时刻，觉得她们还是漂泊在外很努力生活却不得不自己消化一切难题的孩子。
读完《布鲁克林荒唐事》。保罗·奥斯特写这部小说时，伊拉克战争爆发了，一切似乎都看不到前景。他提到导演比利·怀特的话：“当你感到自己开心地仿佛站在世界之巅的时候，你就应该写一出悲剧，而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写喜剧。”这出喜剧不是自以为是的机巧和刻薄，是对脆弱虚无的自我和美好中产生活想象的重新洗牌，是结结实实地走向家庭、街道、社会……于牢骚无奈插科打诨里认真对待生活，是荒唐事一堆却仍有值得被书写的厚重和生机勃勃。
读到结尾时，正是美东时间3月23日12点30分，纽约州确诊20875例，占全美近半数。小说结尾是这样的：
“我是八点钟走上街头的，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早晨八点——也即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楼之前仅四十六分钟。仅两小时之后，三千具尸体火化产生的烟雾将渐渐向布鲁克林飘移过来，把我们笼罩在骨灰和死亡的白色烟雾之中。但现在还只是八点，我在明亮的湛蓝天空下沿着大街漫步，我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就像任何活着的人一样快乐。”
4月1日
去老师家取国内来的快递，把N95给她寄过去，还剩了不少普通外科口罩，提议看能否捐给需要的人。出来发现Riverside105与106街间竟有一间Buddhist Church，两栋楼之间加塞了一个丑丑的白房子，前面是一尊戴斗笠的僧侣铜像，旁边有石碑说明是净土宗创立者南无阿弥陀佛。这尊像最早在广岛，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不过2.5公里，竟然完好无损。1955年被迁至纽约，成为祈祷永久和平的标志。这是有关记忆与历史的故事。就像我在上东区一座教堂门廊上看到图文纹饰“The purchase of Manhattan from the Indians in 1626.”尽管只是一句介绍而已——荷兰西印度公司仅花24美元等值物品就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整座曼哈顿岛，但所有此后发生的历史都会召唤起对这个事件应有的理解与记忆。而这座教堂由美国内战退伍老兵建于1865年，旨在纪念战争中死去的人们。
要在纽约发现这些被“抹去”又被“铭记”的历史。比如中央公园，如果留意那些示意牌，会走到历史上曾经的Seneca Village Community（塞内加村），才知道始建中央公园之前这里一直是非裔美国人的家园。他们以购置地产的方式来获得选举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接纳爱尔兰裔、德裔移民家庭，建立起教堂、学校和自己的社区生活。1853年起州政府推出向私人征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尽管因交易中的不公平出现数起诉讼案，但最终所有建筑还是被移除，约1600人被迫搬离。1858年部分设计完工的中央公园初次对公众开放，1861年内战爆发。很难从因果、先后逻辑上去对此事做一道德判断，在任何一个问题域内如“种族主义”、“现代城市规划”、“私有财产合法权基础上的人权民主”等，都可能有它要面对的基本事实。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花时间去读这些“历史说明”，毕竟中央公园的存在本身已经足够以它的美好和舒适来填满我们的全部感官，但历史的意义从来也不只是这些按年代学方式记录下来的文字。“我们的历史是在具体的解释行为中被缔造的”。就像保罗利科所提示的，是我们此时此地的“关心”，让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灌注到抽象的文本里，让他们显现出与我们“同时代”的内容。
全美确诊已超25万，纽约州10万，纽约市近6万。看了几天各州间相互指责、州与联邦政府互相踢皮球的报道。周一安慰号海军船进港纽约人群聚围观，却见《纽约时报》报道1000多张病床闲置，三天过去仅收治三人。问题涉及收治非新冠病人所需要的检测时间、冗长的审批流程、看着相当眼熟的官僚主义、涉及美国特色的“小政府”行政治理短板等等。美国朋友问我，有没有注意到纽约客并没有慌啊？确实是，一方面每次出门看到一切日常生活似乎还在有序进行就觉得欣慰，另一方面也真担心这些心大的美国人啊，究竟有没有搞明白现实危机。好在市政订阅短信里总能看到政策跟进，比如给那些流浪汉、急需解决温饱的家庭提供免费领取三餐的供应点，比如开放公园确保市民必须的身体锻炼但NYPD会监督社交距离。和一周前比，户外人少了许多，儿童乐园的场地也总算关闭了。远远看到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帐篷顶上写着Samaritan ' s Purse（撒玛利亚救援会）。这是圣经里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鉴别人的标准并非身份，而是人心。可后来再查，又发现修建野战医院的这家宗教慈善组织有过不少激进反穆斯林、反同性恋的言行记录。据说达成合作协议的西奈山医院因此不得不要求对方主管签署关于“公平对待病人”的承诺书。
有时会想，当我关注中美疫情时，是不是处在不同的信息环境里？比如因为有一阵只活在微信朋友圈、群聊、与朋友们的各种辩论里认知中国疫情，难免情绪激动，可相比而言，因为不怎么刷Ins、Facebook等美国社交网络，主要从一些深度报道和数据统计上去了解疫情中的社会问题，所以更容易客观冷静？可真说到性命攸关，又还是此时此地，只能靠自身免疫打持久战。或许因为前几个月的焦虑情绪里有太多对所谓知识分子群体的“失望”，反逼着自己多做些反省。先了解记录，再讨论思考。时下流行“日记体”，自己写更觉得不忍卒读。
远处中央公园的绿地上一个小黑点在打高尔夫球；三位带着狗狗晒太阳的女士各自守着一棵樱花树隔空聊天；一个老爷爷正沉浸在一本书的最后几页里，眼见着快翻到结局……一个女孩把大提琴装进琴盒，旁边路过的大妈不问自答地告诉另一个路人“那边还有个小伙在吹萨克斯风”；一个哥们爬到消防梯上办公，抬头看见他穿着蓝色羊毛袜子的两条胖腿来回摆荡。我知道这些和我一样可以惬意地享受春日阳光的，都是幸运的人。等再回到105街，街口还是那几位眼熟的流浪汉，那个每天用电子琴演奏不出什么像样旋律的卖艺的，正无奈地收起家什，街道上人少了，大约更没人照顾他的生意。阳光正好，但风很冷。街边灯箱上写着“New York Tough!”
4月8日
统计数据出来，纽约地区新冠感染率最高的族群是拉丁裔和非裔，亚裔最低。亚裔最低大概是防护意识超前，但最高的两位显然与社会阶层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有关。纽约各区疫情分布图几乎就是一份房价图。
傍晚跟T去145街左右叫作Sugar Hill/Hamilton Heights（汉密尔顿高地）的区域走了走。“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这里成为较富裕的非裔美国人社区，他们过上了白人中产的生活，可以送孩子去私立学校；但也是在这里，走出了像杜波依斯、保罗·罗伯逊这样不满足于“甜蜜生活”而要以更激进方式参与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表。如今联排公寓前停满了私家车，建筑外墙颜色艳丽，多有讲究的纹饰，梨花落了一地，附近是古雅的城市学院，洁净得与我印象中的哈莱姆区截然不同。也许因为大家都居家, 在街上遇到的人不多，但途径街心公园看到遛狗、散步的多是白人。后来再回到125街左右，则完全换了个样子，脏脏的街道，杂食店门口聚集着几位黑人老大哥。七点钟，四处响起欢呼、鼓掌的声音——向医护人员致敬！循着声音很难看到人，要非常仔细地看，才能看到旁边几栋巨型廉租房狭长的小铁窗里露出几个脑袋。我们也在街上鼓掌，有司机长按喇叭，想起咕噜说，每天这个时候都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里的人多了一分联系。
4月18日
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同一世界：团结在家），Lady Gaga牵头，Global Citizen和WHO合办6小时线上慈善演唱会。宣传语里提到1985年的那场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尽管今日世界大约很难有当年那样激进政治意味浓厚的国际主义精神，可共克时艰甚至此时的相互陪伴也总有不少打动人的地方。整场演出基本是西方主流视角，流行文化，中间只出现一小段叙利亚难民营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黑人歌手，几乎每一位都会提到少数族裔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反对种族歧视。What human have accomplished now? Together we will find the answer for this（人类成就几何？在一起我们才能找到答案）。很喜欢这种形式的“演唱会”，没有华丽舞台和聚光灯，没有尖叫的人浪，大牌歌手甚至就穿着家居服素颜出镜，自弹自唱或者不带任何修音设备的简单合奏，明星回到了家里，就像每个普通人那样享受热爱着音乐。表演间隙的视频剪辑也很用心，不仅向医护人员致敬，还介绍了其他站在一线的人们的故事，比如送餐员、远程教学的老师们、心理咨询师等等。有一段讲到一个支持女性的公益组织，主办人带着家里的两个小儿子正在给募集来的卫生巾等女性用品装箱；还有一段一个护士接受采访，被问到想对观众说些什么时，她说，“如果你此刻不能握住你妈妈的手，我会替你拥抱她。”
《纽约时报》发布一组新数据统计疫情时期的城市生活。2019年某动物保护组织平均每月受理140起领养宠物的记录，今年仅3月增加到3000起；能源消耗、垃圾、空气污染指数都有所下降，堵车状况大幅改善，但增加了42%有关电视机等噪音污染的举报；纽约城市犯罪率上月同比下降19.9%，可是新冠爆发以来纽约每6名警察中就有一名生病感染或正在被隔离中；志愿者项目相比往年同期增加了288%的报名率，但尽管非营利组织在努力投入到对各方面的支援中，如在食品慈善供应方面，还是有近40%的City Harvest（城市丰收）和Food Bank（食物银行）——两家全美最大的食物慈善机构——被迫关闭。
4月20日
在哈莱姆区遇到一个黑人大叔在街边画画，很精致的彩铅画。一列是世界各地的宗教符号，一列是各式各样的冷兵器。他说起宗教的极端排他性，所以需要“对话”。那画兵器的意思是？大约认出我是中国人，他开始解释说比如中国南北方季节气候环境差异会体现在不同的武术特质上，北方重太极，南方就会有许多模仿动物形态的拳法。这理论我倒不懂，听着怪怪的。但我理解他是在画一幅文化地理图，当这些神秘符号和不搭边的刀枪棍棒整齐排列在一起时，共通性渐渐在视觉上也盖过了差异性似的，它们都归属于“人的文化”这样一个大类而已。谈到疫情，他持“阴谋论”观点，认为病毒都是比尔·盖茨这样一些大财阀为了金融利益搞出来的，他相信人的免疫系统最大的敌人就是“恐惧”。他是老哈莱姆人，在这里出生并且从未离开，即使“无家可归”，他的“家”也始终在这一带。
我们问他街区的变化，他说曾经也有过警察无需配枪，夜里坐在公寓台阶上和黑人畅饮的时候，可后来呢？“有天早上，有位欧洲裔美国女性从我旁边经过，我每天都看到她走过。那天我对她说，嗨，夫人。我觉得互相问候一句‘早上好’并不是件糟糕的事，不是吗？您要知道，并不是我闯入您的街区，而是您来到我家，把我赶出了我的街区。”他的名字叫Shabazz。
5月20日
纽约的城市生活正回到街上。附近的小餐馆大都开门了，允许外卖。酒吧经营压力大，摆摊到人行道上，做出小小的酒架，天气热起来，确实吸引人。早上在线看哥大云毕业典礼，校长致辞中说到大学的意义不是象牙塔。“我相信这次疫情中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愿意分享，有的也许会永远藏在心底。但身为哥大一员，请你记得我们始终手牵手站在一起。”
美国明星自发组织“交出话筒活动”，把自己的社交账号交给防疫专家。T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传统最早是谁发起的？想起来了，约翰列侬夫妇！1969年为了抗议美国参与越战，列侬和小野洋子决定利用媒体对他们蜜月期的关注，发起两周的Bed-ins for Peace（床上和平运动）。简单看了看微博热搜上这条新闻的下拉评论，有点怪，骂的赞美的都不太在点子上，反美情绪及对此的“逆反”仿佛左右了所有涉及美国的新闻热点。T发来一篇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关于Twitter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一月以来发布有关新冠疫情信息的45%Twitter账号都是机器人自动回复，超过一百条假消息（阴谋论）也来自机器，比如后来WHO也专门出来辟谣的“5G信号塔可以传播病毒”。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究竟是什么力量在背后操控，但NPR指出研究足以证明这一现象背后因两党冲突越来越加剧的美国分裂。It's apropaganda machine（这是个宣传机器）。
5月21日
读完哈维《后现代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原版1989年，书名就是对利奥塔《后现代状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后现代阶段的回应。哈维提出的问题是“后现代这一症候形成的条件和语境是什么”，并尝试将后现代理论转向后的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结合起来。
查了查哈维的履历，是《黑暗的心》的回响：出生于帝国荣光依旧的英国，带着对地图的热爱选择地理学，却在剑桥被激发出阶级敏感性与革命意识，可这种理论观念的研究思路终在巴尔的摩的城市权力斗争中，被推到被实践检验的觉醒。哈维说他开始更明白如何与实践派对话。他相信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拐点，可能会有新形态，但他说，“我不相信资本主义就快灭亡了。而且我希望它不要崩溃，因为在崩溃中受苦的总是最弱势的人。富人总能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这句话很打动我。他不是学院左派的代表，据说某美国媒体人出版了一本《一百个最危险的左派分子》居然没有他。新左派的贡献在哈维看来主要是三个方面：引入了种族、性别、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与他者”视角；引入了形象与话语的生产，即象征性秩序的再生产；引入了空间维度的历史地理学——但新左派又丧失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式的信任。哈维强调“现在”应该成为未来的发源地：“从长远来看，必须面对不同形式的压迫的起源，其内在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本质部分，这并非是说这一本质部分是所有罪恶的渊薮，而是就其作为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而论，它改变、破坏和解构、重构了人们生活、工作、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环境之间发生关联的方式。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问题绝不是它将会发生改变，而是我们能够期待何种改变，为其做出规划，并在其到来之前预先打造出它的形态。”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如果被认为是科学的差别：不是要消灭资本，而是要分析认识资本塑造人与社会的规律，并根据这一内在逻辑去干预这个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方法论上，哈维要从话语-权力分析、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如何生产空间，生产了什么样的空间，空间如何反应与延续剥削关系）两方面出发，去对关于正义与社会合理性的诸多概念进行研究。
哈维关于疫情的最新思考中提到他正在曼哈顿过着隔离生活，他提议说政府应该资助难以经营的小餐馆做简餐提供给失业和无家可归者。我问T这个方案操作的困难在哪？T说：“政府没钱”（我理解这是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转变的结果，里根当年的竞选口号是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即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就是问题本身。）他还说了句玩笑话——“共和党是法西斯，民主党是保守派，他们谁都不真正关心99%。”
想起2011年第一次来美国时，也跟着两位老师去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回想起来，那会儿不过是天真的道德理想。这次访学中对美国社会的更多关注，才多明白了一些现实表象下的结构性问题。《资本论》的最基本观念就是拜物主义与表象之下隐藏的真实社会关系。“我们无法通过凝视超市里的任何物品而说出处在它的生产背后的劳动状况（甚至剥削关系）。”拜物教的概念解释了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能那么客观地依赖于他人，而他们的生活与渴望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全然难以理解。
站在Riverside的夕阳里，不远处是一个被铁栅栏门封住的涵洞，那是高线公园延伸到125街废弃铁路的地下部分。五十年代美国有一部科幻恐怖电影叫The Mole People（《鼹鼠人》），Mole People指那些穴居在大都市废弃隧道、地下管道中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是不被看见的人。
5月24日
今天《纽约时报》头版整版的名字，U.S. death near 100,000, an incalculable loss. They were not simply names on a list. They were Us.（纽约死亡人数已达10万，这是无法计量的损失。他们不仅仅是名单上的姓名而已。他们曾是我们。）
5月31日
1921年5月31日，美国白人暴民攻击了俄克拉荷马州格尔萨格林伍德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这里被称作“黑华尔街”（Black Wall Street），是一个自治繁荣的富裕社区。在48小时里， 300多名黑人被杀害，而结果是超过6000名黑人被逮捕拘禁，州政府还制定了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政策阻止这一区域在未来的经济繁荣。这起塔尔萨种族屠杀（Tulsa Race Massacre）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种族暴力事件之一。
本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因被指控使用20元假钞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I can ' t breath（“我无法呼吸”）的示威游行从明尼苏达州燃起。另外几起近期发生的恶性事件以同样瘆人的视频方式迅速传播：慢跑锻炼的非裔少年被一对白人父子持枪射杀；警察以涉毒理由闯入民居误杀了一名非裔女性医护人员，实际上贩毒点在别处；中央公园一位白人女性拒绝非裔男士提醒她在鸟类保护区的遛狗规范，报警谎称正受到人身攻击……如果不了解非裔族群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可能很难理解这些事件中赤裸裸的生命威胁。
朋友们瞎聊，说为什么疫情死了十几万不乱，死了一个人反而乱了。要知道非裔是这次疫情中的最大受害者，无论是感染病毒还是失业率都占比最高。这不仅仅是警察执法的问题，太多过去的例子如警察作伪证和以正当防卫为由逃脱刑罚已经摧毁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如今又有特朗普推特直接以“Thug（暴徒）”指称示威者并以“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抢劫开始，枪击开始）煽动“以暴易暴”……不仅持续暴露出美国种族主义冲突延续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破坏着美国梦里最让人追慕的司法公正与言论自由。崔娃秀用社会契约的破坏与个人权利保障来为示威中出现的暴力做出解释：If you felt unease watching a Target being looted, try to imagine how it must feel for black Americans to watch themselves being looted every single day（如果你觉得看着一座商场被洗劫一空很不适，那你试着想想一下，非裔美国人每一天看着自己或自己的同胞被洗劫，是什么滋味）。但他也提出需要将抗议从情绪化的表达引向制度变革、与更大范围内的问题关联起来思考。要如何冲破程序正义、美国分权体制对此类活动的消化呢？想想自己上一次来美国经历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快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政治诉求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实现？
浏览了几天CNN、MNBC、PBS、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可以感觉到，无论此前这些媒体因不同党派倾向多么地反特朗普政府，此次叙述示威活动时的话语系统几乎高度一致，都更大比重地报道暴力、抢劫的画面与事实，呼吁和平示威；对事件引发的反思批判也基本局限于司法正义和种族主义的老框架内，大致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之上。关注了TYT这样的独立评论，又去特意注册了Ins，想要了解时下美国年轻人的“政治参与”状况。一方面也感慨，多元化确实容易调动出一个积极讨论的空间，有很多有趣的讨论，也看到很多主流媒体不报道的和平示威现场……但当看到短视频中不断援引小丑、蝙蝠侠、V来说明今日社会，对比六十年代抗议示威如何援引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又感慨今非昔比。
这是通过视频图像灌输讯息的时代，“去政治化”的信息容易放大对“打砸抢”的印象与恐惧，强化对“秩序”非此即彼的态度。示威者也更难突破如何为暴力辩解的陷阱。关键问题或许不是对暴力本身的道德判断，而是要先讨论暴力指向的政治诉求。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暴力绝对不是趁火打劫。问题是如何具备这种对现实有充分调查与认识，对运动方向有引导性的政治意识呢？今日美国种族歧视观念最根深蒂固的可能不再是白人精英、推崇桑德斯的年轻人们，恰恰是白人中下层的蓝领工人和农民，他们选择和特朗普这样的右翼精英、资本家站在了一起。又翻了翻关于六十年代黑人解放运动的一些历史回顾与研究——从黑人民族主义者到泛非主义，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既包含了如马尔科姆·X这样的激进反抗者，也有在现行政治议程下主张“非暴力”推进平权运动的传统。这些历史遗产后来导向何处？后现代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政治形态又怎样在引入“他者”问题时消解了内涵总体性认识的政治空间？如何分析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对运动（反运动）方式的影响？还有可能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思考这些问题吗？曾经艰深复杂的理论、遥远的历史故事，没想到有一天也会成为某种自我要求，希望自己能在面对这些现实难题心神不能却又无从说起的沉默里，能有情绪之外的洞见。
6月1日
很久没有读到像《十字架之下》（1963）这样细腻深刻的思想随笔啦。鲍德温检视了自己年少时因为对父亲的反叛以及对黑人生活现实的逃避，才投向宗教信仰的怯懦。而意识到自己所信仰的上帝是白人，意识到在西方社会里基督教信仰可能成为白人神话的工具，觉察到其细微的伪善，又并不使之成为一个失去信仰的人。而是把“爱”从“作为仇恨、自我仇恨和绝望的面具”那里夺回来重新命名。鲍德温非常清楚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当白人来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而非洲人有土地，但现在，白人正不情愿地被暴力赶出这片土地，而非洲人还在尝试消化或者放弃《圣经》。因此，今天世界上的斗争是极端复杂的，关涉基督教在权力（也即政治）和道德领域的历史角色。”
鲍德温记叙了自己与黑人穆斯林运动首领伊莱贾·穆罕默德的会面，他们意见相左，但特别动人的一瞬间，是当伊莱贾用痛苦的微笑转向鲍德温 /“我”时——“我笑了。他让我想起我的父亲和我，如果我们是朋友的话，也许就是这样子。”鲍德温不赞同马克西姆·艾克斯的道路，但他毫不回避“非暴力被认为是黑人的美德”如何是一套既虚假又极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话语；他只是从宗教可能将一切“权力神圣化”的角度对黑人穆斯林解放运动抱以怀疑，正视历史上无数次“暴力剧变之后的权力真空”；他警惕那种靠权力来解决一切争端的敌意，但也不带着浪漫主义的人性论去宣扬“爱”更真实。伊莱贾说，“我来这儿就是要给你们一些别人无法从你们身上夺走的东西”，这正是鲍德温最看重的——不能被剥夺的自我意识，即便他对于争取这种自我觉醒有不同的主张。他不是用理论去建筑思想，而是把自己全部的生活感觉中一切意欲溜走的怯懦都看护好，去分析它们，再从中锻造出真正的自我意识。不把任何不公正视作理所当然，但又希望从内心的斗争出发，希望有强劲的觉悟与跨越肤色之别的人类之爱，去驱走心中的仇恨与绝望，希冀美国黑人历史可以贡献出它的独特教义。
我想，是鲍德温超越一般人性论的对于“人之高贵”的想象打动了我。不是人的邪恶摧毁了文明，而是因为怯懦。他深刻地指出压抑与歧视不是外在的，当它们存在的时间足够长时，它们就成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成了这些外在压迫力量的自觉合作者，我们称之为“生活理应如此”。应当去面对死亡，面对异己，面对自我的怯懦，而“需要拥有强劲的灵魂，才能不恨那些践踏你的心怀仇恨的人；需要更伟大的奇迹般的觉悟和宽容，才能教育你的孩子们不要仇恨。”
文章的结尾仿佛一语成谶，“上帝给诺亚以彩虹为标记，不会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烈火”——复仇降临，无人幸免？在1987年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他似乎也开始怀疑是否坚决地对“暴力反抗”说不，然而回望1963年，那时的鲍德温仍然相信——“坚持与创造彼此的自觉”。虽然越来越能理解马克西姆·艾克斯和法农的暴力革命论，但还是希望鲍德温所说的可以实现。是啊，文学的起点应该是鲍德温，但从来没有回避马克西姆·艾克斯提出的质疑和挑战。
6月2日
强子去参加了下城的游行活动，发来一则短视频，一个建筑工人用扳手敲击第五大道某奢侈品店临时加护的外墙，一声声好像鼓点，呼应着“I can ' t Breath”（我无法呼吸）的示威口号。我和心怡都很支持她，远大约有点不安，她和我说，“我们的身份和性质不一样”。我理解她的不安，对这个国家和社会实际上并无归属感也因而没有太多融入欲望的不安，但又确实在心底希望她也能感受到，这就是生活，而且非常日常。
去了哈莱姆区，想要和Shabazz聊一聊。刚到那条巷子时，没见到Shabazz待在上次画画的地方，也忘了带笔，正愁怎么给他留言，见他从街口走过来。Shabazz今天穿得齐整些，腰间挂着一双球鞋，手上拿着一条长木板。他记得我们，热情的哈莱姆式问候，出拳，碰一下拳背。他还是没有戴口罩，记得他上次说过口罩就像这个社会强加给我们的许多规范，只是为了让我们恐惧。每次讲到此类“伪科学”时，他就有点像个神秘的巫师，在做有关世界末日大水洪荒的预言，但每次在这种神秘主义的结论降临之前，他的思考又总让我有被点醒照亮的感动。这个时候就会看到他的眼睛里透着优雅的光，从仅剩的几颗门牙后面那个黑洞里优雅地吐出深思熟虑过的最准确的那几个词汇。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并不急于去对示威或示威中的暴力表态，因为他明确地知道这一刻的悲剧不只是种族主义的悲剧。他的岁数大概经历了从六十年代以来一次次抗争与悲剧重演，所以也并不乐观这个世界真的会有什么改变。但他又格外强调此刻对于“必然发生之事”的意义。那个必然发生之事是什么呢？像鲍德温所说复仇的火焰，还是Shabazz一直说到的catastrophe（劫难）这个词。他用印第安人举例，问谁是美国的原住民，问对于那些闯入他们家园的人，他们选择用怎样的方式去迎接，又获得了怎样的回报？他明白地说，无论白人黑人，这些故事可能发生在你爱的每一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世界并不由你来决定你生活其中的游戏规则。这个世界的问题仅仅是百分之一的人支配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生活吗？还是说我们都被养成了低着头玩着手机享受生活不愿与他人交流的这个社会的重要支柱？很惊人的，他说的许多话让我想起福柯、阿尔都塞，而他不过是用他的基本生活经验和那些略带神秘主义、阴谋论的逻辑就把最朴素真实的道理分享给了我们。
他真的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吗？他的名字里有穆斯林姓氏。他叫我Sister。我说我很不安，这一趟旅行经历的每件事都让我不安。他说，“Sister，我们每个人都从这里走到那里，看到、听到、学习到许多不同的事，你会带着这些回家，再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从这里回到那里”。
“不要用虚无悲观做自己怯懦和缺乏政治分析行动能力的借口”——我给强子、咕噜推荐鲍德温的书。强子说，烦透了身边知识分子酸唧唧的腔调，大意是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的，你们做了也没用，所以就不要做了。咕噜说，2020真漫长啊，她好朋友的爸爸前天去世了，朋友根本买不到票回国，崩溃中。我也说我的不安，今天真的不安，但过分敏感的情绪在和强子、咕噜的讨论里好像也找到了落地的地方。是因为担心这样的示威活动最终都会被体制消化掉吗？是因为看到哥大门口垃圾桶里被扔掉的标语：White Silence=Violence(白人的沉默等于暴力），更加怀疑情绪表达式的抗议只会止于情绪的稀释吗？是担心更年轻的她们，不再年轻的我，相比那些过去历史上行动的智者实在平庸了不知多少吗？是因为焦虑我们不能去想象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吗？“不安”落地的地方没有答案，但好像平静了许多，因为情绪变成疑问，就能变成下一步“做事情”的欲望和计划吧。我说，“不要用虚无悲观做自己怯懦和缺乏政治分析、行动能力的借口”。
很喜欢哈莱姆区, 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不同风格的教堂，喜欢那些壁画和街头柱子上绚烂的装饰、彰显非裔美国人文化意识和平权历史的文字表达。广场上的鼓手正在演奏，一个拾荒的流浪汉驻足和着拍子唱起rap，唱的是纽约地铁，“如果没有MTA,我就没有办法去工作”。对面的两位阿姨着盛装，像是非洲某个部落首领缓缓走来。一家宠物商店门口聚满了人，刚进去两个警察，楼上在放嘻哈音乐，不知发生了什么。旁边一家咖啡馆的主人悄悄走近我们，她长着一张日裔欧巴桑的脸，低声说着，“It ' s so drama”（真夸张）。我们往回走，一个穿着劣质毛绒大衣的哥们正在“抖音”直播，一路追着我们邀我们一起合唱What We Need is Love。这是宵禁前的哈莱姆，一切照旧。上一次纽约宵禁是1943年，为了制止发生在哈莱姆区因为警察开枪误杀非裔美国人引发的大规模游行。已经过去80多年了。
6月3日
给学生拍毕业寄语视频，在哈莱姆区找到一面很喜欢的壁画。两个女性肖像，细看是由不同面孔拼接而成。中间写着一行标语：Education is not a crime（教育不是罪行）。
最后大致说了这样一段话：
各位同学，好久不见！我是晓帆老师。这个毕业季与预想中的很不一样吧，我想你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故事，也一定有许多意料之外的收获。去年秋天我来到纽约，计划满满，准备以学生状态重返校园。虽然这段学习生活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帮助我去重新思考学习的意义。为什么要学习，在哪学，学什么，向谁学？大概每个人都讨厌生活里的意外，都体会过被复杂矛盾的现实搞得又困惑又焦虑——所以，学习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生存技能吗，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标准答案，这样我们就能够拥有把控生活的安全感吗？还是说，因为恰恰体会到这种“不安”，所以才更能够面对自己，更有耐心去经历，也更能看见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与我无关的人和事，实际上也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20年每一天正在发生的事，都让我不安，但也让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不想停留在不安的情绪里，而是想要去阅读，去思考，去见识不同的世界，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在2020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学习心得。祝福大家！也期待你们分享你们在走出校园后的学习和生活。
作者：杨晓帆，1984年生，云南昆明人。已出版当代文学研究、评论著作《路遥论》《重温20世纪80年代文学：精神史的笔迹与心迹》。2019年秋至2020年秋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现居武汉。
摄影：杨晓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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