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捕的野兽——读书笔记之读苏档《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 桑克
似是故人来
-《今天》129期-
编者言
二十多年前，《今天》在海外重生，一时俊杰云集，内地很多新锐的青年作家纷纷投稿支持。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为不同领域独当一面的砥柱，或者是神隐的传奇，近况惹人猜度。恰好编者最近收到当年在《今天》分别以诗歌、小说和评论登场最为耀目的青年作家唐丹鸿、康赫、颜峻等的近作，却分别是访谈、戏剧与散文，里面的偏移非常有趣，故组此辑故人新声，以飨读者。
廖伟棠
点击阅读：曾金燕《<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其后——唐丹鸿访谈》
——读书笔记之读苏档《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桑克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总共34卷，其中第28卷《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由杨存堂编辑和校注，陈俐佩翻译，总共9份文件。这个专题在“本卷前言”中说，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苏共中央关于该书获诺贝尔奖后诸多事宜的处理报告”，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两封信件以及一份国家检察机关的问讯记录。从这9份文件之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由苏共控制的苏联政府部门是如何管理意识形态、文学事业以及作家事宜的，还可以由此了解一个肉体看起来比较渺小的作家个人在一架精密而强悍的国家机器面前又是如何存在与表现的。让人非常不舒服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著名的“解冻”时期。这可能恰恰证明了“解冻”的真正意味是什么，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谈论一下它的暂缓性与有限性，或者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日瓦戈医生》是俄苏诗人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开写195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1957年11月23日，《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版在意大利米兰出版并且销售。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日瓦戈医生》主要“描写俄国医生兼诗人齐瓦哥（Yuri Zhivago）1903年初到1929年去世止的生活与思想。尽管齐瓦哥出身俄国革命前的上流阶级，却支持共党革命所宣扬的‘宇宙正义’。但他的妻子仍劝他避开莫斯科的饥荒，迁往乌拉山的家传农庄。然而不久他便在白军和红军的斗争中被捕。最后回到莫斯科并死在那里。”（见《大美百科全书》第9卷第59-60页“齐瓦哥医生”辞条）。“齐瓦哥”是Yuri Zhivago另外一个中文译名。
《日瓦戈医生》意大利首版书影
1958年10月23日，在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天，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米·苏斯洛夫，就迅速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由他本人署名的报告，《关于因鲍·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而应采取的措施》。
报告显示，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围绕着出版与《日瓦戈医生》手稿，苏联政府与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利涅里“斗智斗勇”，动用各种手段，但是事与愿违，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意大利文版出版，而且也没想到其他语种的出版更是如雨后春笋（半年出版23个语种甚至包括乌尔都语）。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份报告认为“似应”采取5项措施。“似应”就是说，应该采取某些处置手段而现在尚未采取，相关执行部门正在等待上级斟酌和做出决定的意思，由此说明，苏联政府处置帕斯捷尔纳克的方式、方法暂时还处于提出建议与编撰草案或者方案的阶段。
第1项措施，报告认定瑞典科学院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的性质是，“针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它的根据则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诽谤性地描述十月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尽管瑞典科学院的授予理由并没有提及这部小说的名字，而只是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成绩，“因为在现代抒情诗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俄国古典散文传统的发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62页）。其中“俄国古典散文传统”与《日瓦戈医生》之间的实际关系是比较间接的，或者说是比较委婉的，但是它仍然为苏联政府提供了一个直接打击的理由（何况欧洲文化界热议《日瓦戈医生》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属性，相关讨论非常之多。只想强调一点，这个奖项之所以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正是因为它的文学标准与文学趣味，尽管这两样东西同样值得业界讨论与研究。由此观之，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属性以及它的政治内涵与适用范围同样是可以进行细致讨论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属性并非这个奖项本身唯一的属性与最主要的属性，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作品质量可能正在降低它的权威性。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围绕帕斯捷尔纳克获奖而产生的相关事件带来的政治影响（虽然对诺贝尔文学奖存在歧见，但是苏联政府仍在谋求肖洛霍夫获奖的可能性，这从西蒙诺夫1958年早些时候给苏共中央的函件内容就可以看出来。那么问题的根子可能只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并非是一个合适的“官方人选”）。从作家个人处境来说，从人道主义精神来说，这些政治影响不仅明显波及苏联文学界以及文化界，而且波及整个社会风气，更是对作家个人的生存状况以及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我们非常清楚，某些政治或者权力团体以及与之关联的行政机制，不仅对个人书写权利进行粗暴干涉，甚至完全取缔自由表达的个人权利，并对某些“不够服从”的作家进行政治批判、社会迫害和法律惩罚。
把政治的还给政治，把文学的还给文学，这可能会是一个基本的或者内行的简单应对办法，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政治团体过多或者严重介入文学判断，尤其是这些介入并非是从阅读作品内容出发的（绝大多数的《日瓦戈医生》批判者其实都没有读过这本书），而是一种来自由于“敌人”高度赞誉而引起的对位性的和本能性的强力“反击”（“凡是敌人赞成的事情我们就必然反对”，其中包含着不顾具体内容而只顾外在形式的非本质思维模式；在行为模式上则显示为粗暴型与愚蠢型，并且具有非逻辑化倾向）。
第2项措施，报告建议委托作家康·费定劝告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受奖并发表声明。
10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文化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在接到苏斯洛夫通知后，去找费定执行这一措施。当天早晨（苏联组织运作系统效率之高和效率之低几乎处于两个极端，关键点在于具体针对的对象是什么；针对帕斯捷尔纳克，其运转之快几乎赶得上110米跨栏决赛），同住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的老街坊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的二楼书房，代表苏联官方让他放弃诺贝尔文学奖，而费定个人事后则说自己“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他的“态度强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68页），坚决不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明确回应具有本能的和不遮掩的直率性质（尽管“资格最老的无党派作家”费定政治地位较高，但在帕斯捷尔纳克眼中，官方规劝方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与他后来增改的“表达策略性”和“语言妥协性”并不相同，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第3项措施，报告建议在《新世界》和《文学报》上重新刊登一封信。
这封信是《新世界》编辑部1956年9月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说明为什么不采用《日瓦戈医生》的原因，其中《新世界》主编费定操刀写了信中的“分析性部分”。
这封信两天后即1958年10月25日刊登在《文学报》上，意外的是，让读者感兴趣的只是信里摘录的《日瓦戈医生》之中充满叛逆气息的片段。如果不是这些文字片段的出现，批判者们几乎只能面对一部从未在苏联出版的小说名字开火。而一些真正的文学读者却从中见识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才能，并唤醒了他们对这部“禁书”强烈的好奇心。
第4项措施，报告建议组织文艺短评在《真理报》上刊登，批判《日瓦戈医生》，“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获奖的“敌对性宣传运动的实质”。
这篇文艺短评可能就是1958年10月26日《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围绕文学莠草嘈杂的反动宣传》，作者是扎斯拉夫斯基（Zaslavski），与其说他是政论作家不如说是刀笔吏更实际，因为他的观点极少具有个人性质。1935年他在《真理报》上发过一篇批判斯大林真正的文学战友高尔基（斯高关系的复杂性其实并不特殊）的文章，促使愤怒的高尔基申请护照出国躲避（但是未能如愿）；1947年1月23日他在《真理报》发过一篇文章《法国的疼痛》，批判萨特存在主义“既没有人民，也没有社会”（见《法国研究》1985年第2期文章《历史进程》），是“令人作呕和腐败透顶的大杂烩，资产阶级舆论却企图让它冒充为最新颖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模式”（见罗长江编著《西蒙·波娃》第9章）；肖斯塔科维奇本人认为1936年1月批判他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一篇文章《混乱而非音乐》也是出自这个“出名的混蛋扎斯拉夫斯基”的手笔，并且经过斯大林本人的润色。（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见证》）
文艺评论中的“嘈杂的”一词可能来自这篇报告之中的描述词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世界各国报刊已就此掀起嘈杂的喧闹”。这大概就是给苏联社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定了一个基本的大合唱调子，其他部门以及相关人等此后就可以围绕这个调子去完成他们的既定批判任务。
帕斯捷尔纳克的老朋友科·楚科夫斯基的女儿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说，“今天《真理报》放扎斯拉夫斯基出来咬帕斯捷尔纳克。”（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第294页），这是一种具有历史性质的描述。
第5项措施，报告建议组织并公布一批苏联著名作家的表态，主要基调是：“其中要把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认作为煽动冷战的企图”。
这个表态的具体实施，是由苏联作家协会负责的。
10月25日，苏联作协召集45位党员作家开会（主席团党组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帕斯捷尔纳克，有的作家建议把他开除作协，有的作家如格里巴乔夫（《苏联画报》主编，赫鲁晓夫称其为三个“冲锋枪手”之一）等人建议把他驱逐出境。波利卡尔波夫原来认为，党员作家会“吓唬”帕斯捷尔纳克，非党作家对他会“比较宽容”，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非党人士反而比党员更凶狠。”（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71页），乍看之下这种“相反表现”让人吃惊，但是仔细一想反而让人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悲哀状态，可以想象挤压和扭曲力量之强大，也可以想象“非党人士”的求生感。
10月27日，苏联作协召开理事会全体会议。诗人康·冯申京留下了一份比较详细的会议记录。大多数与会作家建议作协开除帕斯捷尔纳克，只有两位作家发言反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白比姆黑耳朵》作者）和格里巴乔夫。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格里巴乔夫在前天主席团党组会议上还建议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境，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反对这个几乎全体与会作家都赞成的建议呢？他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但是他的理由却是这样的，“这会在国际方面损害我们”（见德·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传》第879页），如果这不是一种为帕斯捷尔纳克辩护的托辞，那么就是出于一种其他角度的利益维护。
10月31日，苏联作协召开作家全体会议。一些作家缺席（缺席的表面原因包括离开莫斯科和病假，其中深层原因应该包括不愿意参加这样的会议和支持帕斯捷尔纳克，有的作家干脆不来参加会议，以实际行为表态），那么在现场就没有一个作家再为帕斯捷尔纳克辩护了，小部分作家选择了“良心的沉默”，大部分作家则选择加入这个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合唱阵营。这说明事件的升级幅度（也就是压迫幅度）已经不同于三天之前。
利季娅在11月1日的日记中说，“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别列杰尔金诺（只是不在老爷子面前），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究竟谁在会上表现得最卑鄙：斯米尔诺夫还是……”（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第303页）。在这种语境中，只有私下的判断才有资格算得上真正的判断，但是使之坠入私下区域的结果其实正是控制者的一种理想追求。
从帕斯捷尔纳克死后新闻来看，他的“官方身份”只是“苏联文学基金会会员”，说明他确实已被苏联作协开除。他的作家身份对“苏联”来说是不存在的。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阅读诺贝尔奖的贺电
1958年10月23日，在苏斯洛夫报告提交的当天，苏共中央根据苏斯洛夫报告，出台《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诽谤性长篇小说的决定》，文件等级标明是“绝密”。
决定一共4项。
决定第1项、第3项、第4项，分别与苏斯洛夫提交报告的第1项、第4项、第5项一字不差。决定第2项与苏斯洛夫报告的第3项比较相似，只是缺少对《新世界》编辑部的信件作出的说明。这些决定意味着，对帕斯捷尔纳克实施的措施已由建议变成正式命令。
虽然决定中没有出现苏斯洛夫报告中提议的第2项措施，即委托费定劝告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与之一致的，在报告提交第二天的24日就已由费定实施。
1958年11月1日，从谢米恰斯内报告中获知政府“将不会对我离开苏联制造任何障碍”后， 帕斯捷尔纳克给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写了一封短信，主要内容是：第一，不离开“俄罗斯”（拒绝被驱逐出境），第二，放弃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报告的详细内容有待查知。主要内容极有可能是他在10月 29日共青团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声称的，苏联将驱逐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信息被帕斯捷尔纳克从报纸上或者其他传闻中知晓。
帕斯捷尔纳克在短信中说：“我无法想象，我的命运会与俄罗斯分开，会在俄罗斯境外。”帕斯捷尔纳克在这封短信中比较多地使用“俄罗斯”这个词，只在信的结尾处才提到“苏联”这个词——“扪心自问，我对苏联文学尽过绵薄之力，也仍然对它略有益处。”帕斯捷尔纳克小心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认识（肯定不是全部的或者完整的真实认识）。一个作家的表达能力与他的内心坐标必须是相辅相成的。
信中说：“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尽管谈及个人的“过失与迷误”，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论重点却是此后的转折，他说自己“不可能设想到……”，即是说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他个人能够控制的。帕斯捷尔纳克说“西方一些人”而不说“西方”，前者的重点是“一些人”，后者的重点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之中与“社会主义苏联”对立的“西方”。如果我们仅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帕斯捷尔纳克的用词也极其准确，它营造的公众阅读效果和苏共的冷战管理想象并不相同。
信中说：“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拒绝被驱逐处境的同时，文学性地表达自己对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而不是“苏联”）的感情程度之深，因为“苏联”作为一种国家概念的实质是一个政府或者政权，而“俄罗斯”则至少带有历史与地理的双重文化意义，“爱国者”的概念本质也与这样的双重文化意义紧密关联。
六年后，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解除最高职务。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读到小说《日瓦戈医生》。他说：“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他的这一事后说法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再次证明他本人和他曾经服务的政治体制到底是什么。也许“解冻”意味着更可怕的事情正在某处潜伏在着，虽然客观上它对某些事物显得如同回光返照般的放松。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不同于三十年代作家悲惨遭遇的历史深刻性正体现在这种地方，缓慢的策略性并不等同于个性的真正解放。
1958年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11月6日被刊登出来，实际上就是一份“声明”。内容看起来是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承认错误”，但是其中却存在着大量个人性质的解释（甚至是辩解）与个人性质的语文表达。苏联安全机构在后来的调查中指出这份“声明”实际上是一种“双重解释”（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它更像接受美学之中的“双关语”，政府理解的部分和读者理解的部分本质上并不相同），正是由于这些个人性内容的缘故。
信中说：“我就授予诺贝尔奖一事的所有表现也是自由和自愿的”，帕斯捷尔纳克坦白承认自己的“所有表现”都是自己愿意做出的，不是被迫的，包括其中的所谓“错误”以及其他部分。我个人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因为从公开信的实质和事件后来的发展结果来看，帕斯捷尔纳克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官方施与他的罪名。
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总结性地描述了自己认识“错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直接显示他最初的真实想法，因为现在人人几乎都知道，正如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所谓的“犯错”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主动反思和“境界升华”，而是由于苏联政府的强力馈赠。他只接受这顶错误帽子的表面，但是对帽子里面的刺猬、匕首和仙人掌完全不接受。
“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作为取得文学优异成绩来接受的，为此兴高采烈……”这是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真实想法，他把自己的一切工作与成绩都限制在“文学”这个领域之内，并不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这种想法其实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中从未改变过，同时也是他一贯的文学主张，即文学具有超越性。
寄出“自愿放弃的通知”，“并无任何人强迫我”，这种强调在苏联语境中收到的实际效果恐怕正好相反。每个略有判断力和感受力的苏联人都能了解这个密集型社会的主要言语方式，那就是它必须具有高度统一性，绝对不允许出现与众不同的各种存在。虽然我们知道“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做出的选择（可能接受了情人伊温斯卡娅的建议），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外部压力的阴影始终萦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左右，所以这种所谓的自愿和没有强迫就并非是内心的与本质的。
信中提到帕斯捷尔纳克之前曾经给赫鲁晓夫写过信，他本人根本不愿意“被驱逐”出境。这也是在间接地告诉苏联读者，苏共最高当局并非一无所知，而是知道事件始末的。“被驱逐”出境肯定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事件，而是包含着其他比较复杂的政治内容。
信中的主要部分是帕斯捷尔纳克谈论《日瓦戈医生》的主要内容与写作动机。他一方面说明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部小说的“矛头指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基础”（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也不接受官方的罪名认定），另一方面又强调读者们“把它们解释到荒谬的地步，我不能承认是我自己的意思”（反批评），并将“授人以柄作出如此令人伤心的解释”看作是自己拒绝受奖的最终原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思是，这部小说本身没有根本问题，是他人的解释出了问题，才导致之后更多问题的出现。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想法。他并不认为小说《日瓦戈医生》完全是政治性的，它只是一部自己努力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而已，它是关于生活关于历史的个人叙事与表达。现在，我们都知道，真正的作家和诗人都不会愚蠢地认为政治性必须是个人作品的主要属性和完全属性。真正的作家只与永恒价值相关。
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一方面表示他“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他内心的强大支撑，“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存心不良或昧着良知做违心的事”，“我写这份声明时心灵自由、坚信我们共同的和我个人的未来是光明的，并且为我所处的时代和我周围的人们而自豪。”在心境恶劣的关键时刻，帕斯捷尔纳克仍然步步为营，守护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帕斯捷尔纳克在莫斯科近郊的家中
1959年2月16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报告标明是“特别案卷”，并标明等级是“绝密”。根据《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编辑注释，我们知道，在这份文件上还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已知道”，文件上还有其他三个人的签字。
报告显示了由苏联安全机关掌握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主要社会关系。
第一类是帕斯捷尔纳克的7个朋友。他们是作家楚科夫斯基、伊万诺夫，音乐家涅高兹，演员利瓦诺夫，诗人沃兹涅先斯基，出版社编辑班尼科夫，翻译伊温斯卡娅。1958年10月23日获奖当天的晚上，街坊楚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就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中表示祝贺。
报告还显示了1959年2月8日帕斯捷尔纳克69周岁生日当天，前去探望他的5个人名单，他们分别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女儿，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遗孀，钢琴家里希特夫妇，演员利瓦诺夫的妻子。他们都与苏联文学艺术界紧密关联。
第二类是访问帕斯捷尔纳克的5个外国人。他们分别是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道布森、贝尔切特，西德“西德意志广播电台”记者鲁格，美国旅游者泰勒，英国《每日邮报》常驻巴黎记者布劳恩。
报告中特别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是，1959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把他写的“一首按反苏精神写成的诗《诺贝尔奖》”交给了英国记者布劳恩。报告说这首诗已于1959年2月11日在英国一家报纸《每日邮报》上刊登出来了。
第二件是，报告着重谈论了伊温斯卡娅，她是“根据合同”为帕斯捷尔纳克工作的（报告认定她的工作性质是翻译，此外也有人说她是秘书）；她和帕斯捷尔纳克同居；她有“反苏情绪，几次表示愿意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去国外，常常对他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说法）；她反对帕斯捷尔纳克把最近写的诗歌作品《诺贝尔奖》交给外国记者，因为“怕自己会被逮捕。”（这个理由同样令人恐惧）
《诺贝尔奖》这首诗一共16行，全文如下——
诗中表述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其他表述保持着一致性。
偶然看到王家新翻译的《诺贝尔奖》，一共24行，比刘文飞翻译版本多出8行，前面16行与刘译内容基本相同，其他8行（接续在前面的16行之后）如下——
对“右手”的注释是，“在写这首诗的前几天，诗人曾对伊文斯卡娅说她是自己的‘右手’”。
刘文飞翻译的《诺贝尔奖》出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2019），俄中对照。查了手头的一本帕斯捷尔纳克俄文诗选，俄罗斯双耳罐出版社和共青团真理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生活是我的姐妹》（2012），它是“伟大诗人”丛书第28部，里面收录的《诺贝尔奖》也是16行，与商务版俄文内容一致。
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和情人伊温斯卡娅
1959年2月20日，谢列平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报告标明是“特别案卷”，并标明等级是“绝密”。这份文件上也有苏斯洛夫的批注“委员会已知道”，以及其他三个人的签字（他们也是“社会关系”报告的签字者）。这是苏联安全机关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文件篇幅较长。
调查材料显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庭背景，特别提到他的姐姐“仍在英国居住”。这就是说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敏感的“海外关系”，而“海外关系”本身就是值得社会公众怀疑的。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文学活动，调查材料指出他曾接近过“阿克梅派”。调查材料鉴定阿克梅派的特点是“歌颂个人主义和脱离苏维埃现实”。阿克梅派是上世纪初叶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领袖是诗人古米廖夫（后被俄罗斯苏维埃政府逮捕并于1921年8月25日枪杀），1920年在哈尔滨成立的侨民文学团体阿克梅小组，把古米廖夫奉为老师（另一位哈尔滨诗人涅斯梅洛夫曾经获得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肯定，1945年秋天他在哈尔滨被苏军逮捕，随后死于海参崴附近的格罗杰科夫监狱）；阿克梅派诗人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流放，1938年12月27日死于海参崴二道河子劳改营中转站（旧址位于海参崴百年大街“火花电影院”后面）。调查材料将没参加过阿克梅派的帕斯捷尔纳克与之勾连，其用心也就可想而知。
“情报材料”还显示，帕斯捷尔纳克“不止一次表露过反苏情绪”，“反苏情绪”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之前我们在其他报告关于伊温斯卡娅的文字段落里也见到过。“情绪”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本质上属于一种心理活动，“广义即‘情感’，狭义指随同复杂的无条件反射（如防御反射、性反射、食物反射）而产生的恐惧、忿怒以及性欲和食欲等的体验。”（见《辞海》“情绪”辞条）。“反苏情绪”和“莫须有”可以进行横向研究。
“情报材料”显示，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艺术自由在我国是不可能的”；他在1938年“声称”：“要保卫自己不受现有的压迫和暴力的伤害，只有隐蔽自身，保持内心的诚实。而这样做现在需要英雄主义，至少要能对占统治地位的粗暴和残忍进行消极的抵抗。”；他在“卫国战争”期间“表露失败主义情绪”，战争结束后“表现出失望”，他说：“和以前一样，统治我们生活的仍将是横施暴虐和为所欲为，统治我们心灵与思想的，仍将是暴政与专制。”罗织之罪必将面临质询，而不被苏联政府认可的相关自由言论正是帕斯捷尔纳克被广大读者以及其他同行尊敬之处。
“情报材料”显示，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公众”关于他战后作品的批评“不屑一顾”；看重英国的“欢迎”，认为“摆脱当前境遇的出路只有两条：自杀，或者到英国去，在那里我将自由地生活，而且会有人给我以应有的重视和关心。”调查报告还显示出相关事例，在 1947-1948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一系列”英国人见过面；帕斯捷尔纳克答应英国大使馆的霍尔德克罗夫特将“正在写作中的长篇小说交给她并转寄出国”（这部长篇小说即《日瓦戈医生》）。这种解读的逻辑性之所以显得荒谬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种解读的本质和方法有所了解，但是它对不具备思考能力的人（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觉得）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报告中说《日瓦戈医生》完成时间“大约在1949年初”，与实际完成时间1955年11月完全不同。这说明苏共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和准确，或者说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在意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因为众所周知，苏联安全机构的侦查部门在其他方面获得信息的准确性以及效率都是非常惊人的。
调查报告显示《日瓦戈医生》完成之后未在境内出版而在境外传播与出版的状况。这与我们之前讲述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其中强调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考虑的并不是事情的物质方面”（不是出于获得稿酬的经济目的，暗示他的想法指向其他方面）。此外，报告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帕斯捷尔纳克1956年5月把《日瓦戈医生》手稿送出国外出版的经过。对于在国外出版，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不管造成什么结果，甚至最坏的后果，这也只是很小的代价，因为东西已经写出来了，什么也无法妨碍它在亘古长存的生活中占领一席之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作家只不过是履行了自己的本分而已，写东西，然后把它拿给别人看。至于其他事务，其实和他并没有什么必然关联，但是敏感的关联却会在特殊语境之中降临到他的身上。
调查报告显示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对《日瓦戈医生》的认识。帕斯捷尔纳克否认《日瓦戈医生》“反苏”“反革命”，“我的《日瓦戈医生》中使我喜欢的主要的东西，也是我不愿放弃的原因，在于恢复艺术，恢复对艺术的态度本身这样一个主题。”只有艺术本身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关心的核心，只有艺术境界才是一个真正艺术家追求的核心，但是有些人永远不明白这些。
调查报告显示“1958年夏天”国外准备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的“宣传运动”状况，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奖之前，没有制止“利用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反苏宣传”；在获奖之时，他“十分高兴”；在“苏联公众”“愤慨”之时，他“不愿意放弃诺贝尔奖”。调查报告明确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受奖”声明“可作双重解释”，证据是，“据对帕斯捷尔纳克信件实行的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表示获奖的欣喜，并委托熟人代为领奖。调查报告还显示出部分信件内容，反映帕斯捷尔纳克的真实想法，如某信“在我脖子上拉得越来越紧的那个无法弄清的套索，其目的在于用强制方法从物质上使我屈膝臣服，但这永远做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公开表达只是将个人观点予以明晰化，而他的私下表达不仅明晰，而且还异常坚决。这样两种方式表达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只是感情色彩和修辞色彩不同。这其实正是一个作家真实而细腻的语言智慧。
调查报告显示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接近者的“监控”结果。其中帕斯捷尔纳克的部分亲友并不赞同“苏联公众”的观点，而是同情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他们主要是5个人，分别是伊温斯卡娅，班尼科夫，伊万诺夫夫妇，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埃夫朗。其中调查报告重点描述了伊温斯卡娅和班尼科夫的个人状况和“反苏情绪”（又是“情绪”），比如说前者“颇为聪明，但道德上堕落”，正在劝说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然后与之结婚（按照苏联社会标准，未婚同居在道德方面属于“堕落”，但是离婚与结婚的追求又似乎具有一定的正当性）；说后者长期编辑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本质属于职务行为，由此同情帕斯捷尔纳克容易让人理解，但是描述它和“反苏情绪”具有因果关联却让人感到费解）。
调查报告结尾显示，因为英国议会代表团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即将访苏，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希望前去梯比利斯小住”，避免与之会见。报告提交当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就搭乘航班飞往格鲁吉亚，直到英国议会代表团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离开之后的3月2日才坐火车返回莫斯科。这种行为实际上帮助苏联政府避免了尴尬场面的出现，其实是非常符合苏联官方要求和意愿的，但是苏联政府方面似乎并不领情。
1959年2月20日，苏联检察院总检察长鲁坚科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针对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措施》，报告标明等级是“秘密”。这些措施直接针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因为他把自己的诗歌作品《诺贝尔奖》交给了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布劳恩。此事在1959年2月16日谢列平的报告《关于鲍·帕斯捷尔纳克的社会关系》中曾经谈到过，他们似乎觉得《诺贝尔奖》这首诗比《日瓦戈医生》这部长篇小说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建议采取的措施一共9项。
措施第1项，建议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到苏联检察院询问。
措施第2项，建议询问前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他写作和传播《日瓦戈医生》和《诺贝尔奖》，“构成特别危险的国事犯罪要素”，“应承担刑事责任”。从法律角度进行威胁。
措施第3项，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尽管他公开保证爱国和“谴责自己”，但是他“走上了欺骗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道路，秘密地继续进行自觉地和蓄意危害苏联社会的反人民活动”。“两面派手法”其实就是对之前“双重解释”的政治化表述。
措施第4项，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出示刊登《诺贝尔奖》的《每日邮报》传真复印件。
措施第5项，记录帕斯捷尔纳克口供，并由本人签字。
措施第6项，询问后，向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宣布，苏联检察院将对他进行“侦查”。
措施第7项，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刑事责任，不进行案件审判。报告解释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安排这样审判从各方面看都是不适宜的”，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方面不适宜，或许是考虑了国际舆论的压力（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打给赫鲁晓夫的电话）？对于“苏联社会公众”要求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并驱逐出境的问题，报告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院无法做到其中任何一条”。从法律角度认为无法操作（隐约觉得这里的理由或许存在着网开一面的浅显痕迹，但是缺乏实际证据证明事实就是这样，这么觉得也有点儿幼稚）。
措施第8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处理，“更合适的做法”是褫夺国籍并驱逐出境。操作方应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操作依据是“苏联国籍法”第7条B款。这项措施的出现彻底推翻了我们前面的分析，并且把处理帕斯捷尔纳克的权限从苏联检察院交还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措施第9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可以把这个报告“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依据”。
报告后面附录了一份草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关于褫夺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草案内容基本出自鲁坚科的报告。在195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这个草案经过讨论后并没有被通过。苏联检察院不想这么干，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不想。和斯大林时代不同，毕竟这是赫鲁晓夫标榜的“解冻时代”。“解冻时代”尚且如此，其他又有何言可叙？
1959年2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关于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文件标明等级是“绝密”。决议全文只有一句话：“责成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的情况采取措施”。既然褫夺国籍和驱逐出境的手段都没被采用，那么剩下的处理方法就只有讯问和警告等部分。
1959年3月14日，鲁坚科向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关于讯问帕斯捷尔纳克情况”，主要内容是“讯问记录”。这其实就是鲁坚科的报告《关于针对鲍·帕斯捷尔纳克的措施》的具体实施，比如召唤帕斯捷尔纳克到检察院询问，向他本人宣布罪名，出示刊登《诺贝尔奖》的报纸传真复印件，讯问有关事宜，记录口供并由本人签字，宣布对他进行“侦查”，对他进行其他处理等等。
在讯问记录的前面，鲁坚科做了说明，其中特意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表现胆小畏缩”，并因此而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种描述和之前群情汹汹的苏联社会舆论的高热度相比显得有点儿小冷。
“讯问记录”记载的讯问问题一共3个。
第一个问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明”是“真诚”的吗？
帕斯捷尔纳克的回答是：“是的，这项声明就我方面而言是完全真诚的。”
这个答复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前的言行是一致的。之前他多次强调过自己放弃获奖的声明都是“自愿的”“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因为不放弃已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是，在“公开保证”后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将“反苏”作品交给了外国记者？
帕斯捷尔纳克的回答是“确是这样”，他把这个行为称作“不慎重地”（严谨程度），并说交给外国记者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它们”，它们只不过是外国记者要求的“亲笔手稿”（对方责任）。他对《诺贝尔奖》的认识是，它“很容易被解释成中伤……”这个解释或者辩白大概说明白了三件事，一是确认交给记者手稿的行为（事实无法否认），二是不承认存在发表的目的（当时无从确认），三是不接受对《诺贝尔奖》一诗的阐释（从我们今天看来，这首诗的批判性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记者布劳恩说帕斯捷尔纳克给他诗就是为了发表，让帕斯捷尔纳克做出解释。
这个问题更像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上一个问题答复的追问，你是这么说的，但是记者却是那么说的。帕斯捷尔纳克坚持说“把诗给他不是让他发表”（坚决否认发表意图）。他说他的“话和作品”是被人利用了（坚决否定主观故意）。他表示：“这一新的情况使人感到特别痛心，因为它使我为自己祖国服务的决心被置于令人怀疑的境地。”处于弱势位置的帕斯捷尔纳克只能依靠个人勇气和智慧来保护他自己。
讯问结束后，鲁坚科警告帕斯捷尔纳克必须停止自己的行为，同时警告他不得“泄露侦查材料”。这其实就是最后的处理意见。
讯问时间是从3月14日“12时开始”“14时结束”，总共2个小时，时间不算太长。
“讯问记录”的下面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签字，“我审阅了记录，对我问话的回答记录正确”。这是讯问的例行程序。但是真实而全面的讯问过程，在这份官方秘密讯问记录上是不可能显示出来的，读者也许可以从俄罗斯电影《列夫·朗道：娜塔莎》中获得某些相似图像或者痕迹。这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的9份文件，不仅反映了1958年苏联政府处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的具体过程与操作程序以及行为模式，同时也反映了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前后选择变化和始终不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个人应对危机的智慧方式，明确地显示出，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与斯大林时代既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和相同的文学事业控制方式，也具有程度方面和角度方面的细节差异。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知道的也许并不是这些东西，而只是苏联政府处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事件的具体过程或者是事实本身。知道这些基本事实（并不是全部事实）之后，相关结论或者认识其实是不难得出的。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病逝。
1960年8月16日，伊温斯卡娅被逮捕。
勒卡雷在他的间谍小说《莫斯科情人》中，描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帕斯捷尔纳克墓前由几百个人进行的一个读诗凭吊活动。一个英国人看到“……一片荒凉的景象，只有被篱笆围起来的坟墓和一些丑里八怪的树木，但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空气中充满了难得一闻的自由气味”。局外人看到的当然只是一个表面。
2020.2.19-26，时值Covid-19
2020.4.27，校对
作者：桑克，196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8511农场，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朴素的低音号》《桑克诗选》《桑克诗歌》《转台游戏》《冬天的早班飞机》《拉砂路》《拖拉机帝国》等；译诗集《菲利普•拉金诗选》《学术涂鸦》《第一册沃罗涅什笔记》《谢谢你，雾》等。曾获刘丽安诗歌奖、天问诗歌奖、《草原》文学奖、《人民文学》诗歌奖、《中国诗人》奖、东荡子诗歌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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