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专辑】在同行和朋友们中间：我的拉美之行 | 西川

Original 西川今天文学 2022-05-10

视野：西川特别专辑

-《今天》130期-

《今天》130期近日面世，策划有“视野：西川特别专辑”、“毛焰作品小辑”、“此地与彼岸”等栏目。其中“视野专辑”收录西川自选的多篇文章，全面呈现作者对诗歌写作、文学评论、视觉文化、当代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和思考。“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新刊文章，敬请关注。

在同行和朋友们中间：我的拉美之行

12小时45分钟从北京飞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候机两个多小时，又9小时30分钟从达拉斯飞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我没有经历过比这更远的单一航程了。昏头昏脑双眼发黏地走出智利海关，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主任孙新堂先生在等我。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从去年 6月份我在加拉加斯参加第13届委内瑞拉国际诗歌节时，他就开始为我安排这次行程了。

到达圣地亚哥的9月13日当晚，我的第一场活动在聂鲁达基金会举行。阿根廷BAJO LA LUNA（月下）出版社刚刚出版了由阿根廷诗人、汉学家明雷（Miguel Ángel Petrecca）翻译的我的西班牙语诗集《夕光中的蝙蝠》（Murciélagos al atardecer）。他现在巴黎东方学院读博士。这一次，他专门从巴黎跑回来，参加我们共同的活动。他把几十本诗集从阿根廷带到智利，够沉的。辛苦了。诗集的封面设计得很好：紫红的底色上仅排着白色和橘黄色的文字，没有图案。这设计风格简洁、大方、醒目。拉美各国，除加勒比海部分国家说英语、法语、荷兰语，巴西说葡萄牙语外，其他都是西班牙语国家，但西语各国的出版物并不能跨国发行。

西川《夕光中的蝙蝠》（Murciélagos al atardecer）

在智利或者阿根廷这样的具有强大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国家，在出过聂鲁达、博尔赫斯等伟大诗人的土地上，面对深具当代诗歌鉴赏力的诗人和读者，要朗读自己的诗作并希望获得掌声，那非得有点儿勇气和自信不行。我首先背诵了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中译文的开头片段作为开场：“从空旷到空旷，好像一张未捕物的网，/ 我行走在街道和大气层之间，/ 秋天降临，树叶宛如坚挺的硬币，/ 来到此地而后又别离……”——然后开始朗读我自己的作品。我读中文，明雷读译文。我以前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在圣地亚哥的聂鲁达基金会朗读我的诗歌，仿佛胖胖的帕博罗·聂鲁达就坐在听众中间。早年读到林一安、蔡其矫两先生翻译的《聂鲁达诗选》时，我就被他那规模浩大的超现实主义修辞、异国画面和像拉美大陆上的高山一样隆起的梦想所震撼。我对聂鲁达的好感至今未消。

听众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想起来了，是我2007年在纽约大学教书时认识的智利诗人费尔南多·佩雷兹·维拉隆（Fernando Perez Villalon）。十年一瞬，他依然老样子，而我已头发稀疏。他偶然听说我来到了圣地亚哥，便立即赶来。这让我觉得，我在拉美有同行，有朋友，有理解我写作的人，也许很多年前我的一部分就属于拉美。

十年前算是“很多年前”了吧。也是在2007年，孟京辉把根据我的诗作改编、导演的舞台实验戏剧《镜花水月》拉到墨西哥瓜纳花托第35届塞万提斯国际艺术节演出。演出结束以后观众起立鼓掌5分钟，还有一男青年居然激动地冲上舞台，向我们的女演员求婚！而这出戏在北京、上海演出时，习惯了低智力现实主义——我热爱真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加小资情调的观众大呼看不懂。

当然，也许问题在我。1980年代后半期和1990年代，我的精神世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这些拉美诗人、作家构成的：鲁文·达里奥、马丁内斯、卢戈内斯、聂鲁达、维多夫罗、米斯特拉尔、帕拉、帕斯、瓦耶霍、博尔赫斯、富恩特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鲁尔福、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沃尔科特……而近些年，我拉美文学虽然读得少了，但依然没有完全丢下，加莱亚诺、波拉尼奥、安德烈斯·纽曼来到眼前。9月3日在北京，在世纪文景出版公司举办的智利当代小说家、诗人、长篇小说《2666》和《荒野侦探》的作者罗伯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中译本的首发式上，我曾谈到我对波拉尼奥诗歌的看法：“他是一个惯于长篇大论地说话的人，他随时随地自言自语。他作品的生命力和冲击力让我联想到美国的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那是一种冲决一切的想象方式和语言方式。……凡不会写诗的人，对于诗歌、诗意的追求是精雅，凡会写诗的人，在越过某个层面后其写作质地多少会有些粗糙。正如波兰诗人米沃什曾经说过的那样：‘诗歌的本质有一些粗鄙。’在波拉尼奥的诗里我能感觉到这种东西，……波拉尼奥的诗歌词汇表实际上颇为古老，是一些过去文学中表达核心价值观的词汇，比如青春、死亡、梦、爱、革命、失败、悲哀。他总是写到做爱，写到生殖器，这显示他青春满满，而青春一定伴随着毁灭，伴随着死亡。他诗里说，我们这一代拉美青年都会贴近死亡的脸孔。他有一个说法叫做‘黑暗的天赋’，在波拉尼奥生活的那个圈子里，在拉美的政治现实、文化现实、经济现实当中，在他接触的作家当中，可能黑暗天赋就像黑暗天使一样，这种东西使得波拉尼奥卓尔不群。”

每次谈到现当代拉美文学的奇观，我都会自然想到巴西诗人——也做过巴西数学家协会主席（！）——的库布儒斯利对我说过的话。2001年4月底5月初我去巴西圣保罗参加由“致力负责、多元、团结之世界国际同盟”（Aliança por um Mundo Responsável, Plural e Solidário）召开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大会（那是我第一次到拉美）。会后在从圣保罗飞往里约热内卢的飞机上，他忽然对我说：“要是我现在在飞机地板上凿个洞，跳下去，会正好落在我家房顶上！”这样的奇思妙想，这样的思维冲动，总令我兴奋。我于是问他，为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爆炸”会发生在拉丁美洲。他回答：“因为拉丁美洲苦难深重，阳光灿烂。”——当然，波拉尼奥已是新一代拉美作家。他不同于具有超现实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的聂鲁达那一代诗人是显然的。他认定聂鲁达已经是当代写作的障碍，过于华丽。但老实说，我认为波拉尼奥的小说才华，而且是长篇小说才华，高于他的诗歌才华。在聂鲁达基金会的朗诵签售结束以后，吃晚饭时，我在饭桌上说出我对波拉尼奥诗歌的看法，在场的几位智利诗人表示同意。我感到我是在同行中间。

聂鲁达有三处故居，两处位于圣地亚哥城内（其中一处即现在的聂鲁达基金会所在地），一处在黑岛，距圣地亚哥150公里。他城内故居的窗户上安装着铁艺窗格，是用他的名字帕博罗（Pablo）的开头字母和他第三任妻子马蒂尔德（Matilde）名字的开头字母组合而成。门框边装饰着绿色树叶的图案。他在黑岛的故居很大，每一间屋子都面朝太平洋。屋子里到处是聂鲁达的收藏品，主要是与水手生活有关的海螺、船首木雕、地球仪，当然，还有绘画——其中两幅是来自中国的古画，大概是清代的。院子里立着一个铁制火车头（不是真正的燃煤火车头）——聂鲁达是火车司机的儿子、一个由大铁锚改造成的鱼形标志性雕塑（已经被锈蚀）、一个垂挂有三具铜钟的木架。这些东西好像在艾青的散文中都有记述。他曾于1954年造访过这里。聂鲁达逝世于1973年。1992年，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还政于民两年后，他与马蒂尔德合葬于此。据说1971年他就是在这里得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消息。聂鲁达曾经竞选过智利总统，与1973年被军政府推翻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关系密切。聂鲁达晚年的生活其实称得上奢侈，当然，比不上苏联的高尔基曾经居住在宫殿般的家里，也比不上咱们的郭沫若曾经居住在清代和珅的王府花园。新堂、我，还有两位朋友，我们在聂鲁达家隔壁餐厅的阳台上吃午饭。风大，天凉，太平洋今古同调的惊涛骇浪之声不绝于耳。我要了一份聂鲁达生前喜爱的鱼汤。

聂鲁达和帕斯的超现实、博尔赫斯的梦幻、马尔克斯的魔幻，其实都植根于“神奇”的拉美——我这样说肯定因为我只是个观光客，并不参与拉美的日常生活，就像不了解中国的远方客人，总认为中国是“神秘的”，而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们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神秘。但既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那我也就接受自己对于拉美的无知吧。这无知赋予了我大惊小怪的权利。——必须随时准备迎接意想不到的人和风景。我的奇迹也许是别人的日常。可那又怎样？

这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瓦尔帕莱索，谁写到过？聂鲁达或者米斯特拉尔写到过吗？为什么这地名听来如此熟悉？这面朝大海的小城，其名字的含义是“天堂谷”，仿佛层叠在阳光下的调色盘，一摞摞、一堆堆。依山而造的上百年的老电梯哐当启动，哐当停住，带我们来到一座小山顶。从这里可以眺望海景、集装箱列队的码头和起伏摊开的瓦尔帕莱索。进入这座始建于1536年的古城，却找不到属于十六世纪的东西，满眼是无处不在的涂鸦。——可这哪里是涂鸦，分明是壁画！我从未见过这么耗功夫的涂鸦。每一幅（姑且使用一下谈论架上绘画的量词）必得耗费画家数天功夫。这是装饰的激情也是表达的激情。连街上的狗也被染成了彩鸟的模样。上上下下的街道，不宽，是走汽车的单行道，而有的地方根本走不了汽车。当路变成一级级台阶的时候，但见每层台阶的立面，都被涂上了不同的色彩，甚至色彩上还被书写上了格言或者诗句。黄色的房子、紫色的房子、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房子，更不必说白色的房子，全是一层或者两层。阳光兴致勃勃地、竭尽全力地打在，扑在，染在，这些房子上，使房子显得格外精神。阳光太好了，以致天空也是格外的蓝，以致大海和远处的山峦也选择了入画的形态。走到小城的边缘，风大起来。迎面走来了骑马的人。仿佛从一片色彩中浮现，很快又融进了另一片色彩。

再说两句涂鸦：英国最近举行过一次全民票选，选出了国民最爱的20件艺术作品，而排名第一的竟是一位艺名“拌思奇”（Bansky）的匿名街头涂鸦艺术家的作品。可谁也没见过这位“拌思奇”（有人说这也许是一个团队）。而除了“拌思奇”黑白剪纸风格的涂鸦，欧洲和美国的涂鸦大都是一个风格，是用颜料漆在墙面匆匆喷下的文字或者符号。由于涂鸦非法，所以都是“匆匆”做成。我想：说不定，欧美那些非“拌思奇”涂鸦也是一个人所为。想象这个业余艺术家怀揣非法的涂鸦使命，秘密走遍了欧洲和北美，真好玩！这个秘密行动的家伙近年来好像一直生活在中国，感觉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但拉美的涂鸦又是另一种风格，更像壁画，色彩明艳，构图复杂，以人像和动物入画，规模较大，像专业艺术家所为；而且那么讲究的涂鸦不可能偷偷摸摸地在夜幕的掩护下短时间完成。我曾在巴西听说，有些临街房屋的户主们为了不让别人在自己的房墙和屋门上涂鸦，索性自己用“涂鸦壁画”（我造的词）把房墙、屋门占领。

16日清晨，飞跃安第斯山脉。兴奋。凌晨4点在酒店的床上醒来时，感觉是要飞跃一个从小就知道的名词。上了飞机，坐在飞机右侧的小窗前，飞了一会儿，就望见了从大地上涌起的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安第斯山，也是聂鲁达的安第斯山。连绵起伏的山峰海拔大概都在5000米上下。虽比不上新疆南疆海拔7000多米的大雪山，但比海拔3000多米的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已经是壮阔多了。从飞机上向下眺望，壮阔的山体不同于走在圣地亚哥的街道上所望见的那抹在蓝天里的皑皑山景。那是二维的，那是被远望的；而现在，俯视这三维的造化之功，我的赞叹就是忘我的沉默和贪婪的凝视——它诞生在人类诞生之前！那些积雪的山峰此起彼伏，争相闪耀，不是为我而存在。就像星星不是为我而发光，河流不是为我而奔涌。一列列险峻的山脊如斧削刀剁，说明这里的造山运动相对晚近。晨光斜打在无名的山体上，白雪感受到弱弱的温度。山体的背光处，白雪尽呈蓝色。安第斯山脉允许我们飞跃、观看、眺望，却不允许我们占有；允许亡命徒们穿越，却不允许他们居住。作为暗示，它只给我们看它的岩石，不给我们看它的树木。那些耸起的山峰仿佛离机身并不远。当年美国的飞虎队飞行员们在驼峰航线上所看到的喜马拉雅山脉，应该就是这般模样。想起小时候在地理课上学到的“安第斯山脉”这个词，现在有了所指。要是中学的地理老师们都亲眼见过这安第斯山，他们的授课定会充满激情。这拉丁美洲南端的无人的高山、浩大的空间、寒冷的世界，提醒着我对它的无知。“寒冷啊，你是火的父亲”，这是聂鲁达的诗句。从智利到阿根廷，眼看着山地变成了平原，刚想闭下眼睛，又看到了河流在大地上刻下的深深的漕痕。

每天都有人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如每天都有人到达北京、新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柏林、巴黎、伦敦、纽约、圣地亚哥。对我而言，布宜诺斯艾利斯本来是我地平线以外的城市，是文学中的城市，或者梦中的城市。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思是“好空气”。它与哪儿都不一样。与邻近的、建筑风格随大溜的圣地亚哥也不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筑风格传递着诗意的老派。使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样子。那也正是上海最具风韵的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太有文化了，它的街头报摊上居然卖着大厚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这相当于让中国的报摊卖真正的孟子、庄子和朱熹，而不是蔡志松的漫画版。全世界最美丽的书店El Ateneo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它由一座剧院改造而成。在一间名为Castelar的酒店，接待柜台上摆放着关于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迦的宣传材料。1933年诗人曾在此居住过六星期，这成为该酒店的荣耀和卖点。每周三的下午，人们可以到酒店瞻仰下诗人住过的房间，品尝诗人品尝过的甜点。在五月大道旁，矗立着由意大利建筑师马力欧·帕兰蒂（Mario Palanti）根据但丁《神曲》设计建造的高楼Palacio Barolo。在它于1923年建成的时候，它是南美第一高楼。据说它有一座双胞胎建筑，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Palacio Barolo的建筑风格与上海滩那些殖民地风格的建筑有些类似，但高度达到100米，对应《神曲》的100歌（canto）——1米代表1歌。大楼共22层（加0层相当于我们的23层），分三部分：从地库到地面一层（即当地的0层）是地狱部分，从1层到14层是炼狱部分，从15层到22层是天堂部分。建筑上窄下宽，风格既夸张，又肃穆。不过但丁也许会觉得有点滑稽：他从未想到过把《神曲》写成一幢米黄色的办公楼！

我不知道什么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我。我不知道我要跟这座城市发生怎样的关系。1990年12月1日黄昏，——真遥远，我曾在北京西单中国书店旧书门市部花3块钱买到过一本企鹅版博尔赫斯作品集英译本《迷宫》（Labyrinths），编者是唐纳德·耶茨（Donald A. Yates）和詹姆斯·厄比（James E. Irby）。当时我兜里只有3块钱。那年我27岁。没钱，孤单，迷惘。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晚，我和先行返回阿根廷的明雷在 Libreía Run Run书店举行了诗集《夕光中的蝙蝠》发布会。这是一间小书店，来人却不少。多是诗人、作家。他们的名字我无法一下全记住。在来者当中有一位老者，70多岁快80岁的样子，据说是位语言学家，可能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居然，居然，居然，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装在一个红布盒子里的博尔赫斯签名本1961年首版《创造者》（El hacedor）送给了我，这搞得在场的听众无不吃惊和嫉妒。我知道国内唯一一本有詹姆斯·乔伊斯签名的《尤利西斯》曾经在天津老翻译家金隄手里，而这本《创造者》有可能将是中国唯一的博尔赫斯签名本！老先生名叫卡洛斯·拉斐尔·路易斯（Carlos Rafael Luis），是博尔赫斯从前的学生。他说上大学时他选过博尔赫斯的盎格鲁撒克逊诗歌课，他们曾长时间在一起讨论。当时博尔赫斯已经瞎了，由他们学生把诗读给博尔赫斯听，然后博尔赫斯做讲解和评论。现在卡洛斯觉得自己老了，给这本书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去处是他长久以来的心事。他听说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网上查了我的情况，读了我的诗（英文、西文），所以就来到了书店。他说现在他可以把心放下了。此事让我觉得有些神秘，让我想到博尔赫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记忆》。不可思议！在给我的纸面说明中，卡洛斯写道：“我是在1961年复活节的星期日获得这本博尔赫斯的赠书。你可以想象当年博尔赫斯在这本书上签下名字时，他知道这本书不只是送给我，也是送给将来会出现的一个他未曾谋面的翻译家、一个遥远的、说奇怪语言的陌生人。一旦把书给了你，我知道现在我已幸福地完成了一个任务，完成了他一个未曾言明的秘密愿望。”——但我还是蒙了，为什么这个远方的人就是我？我又是谁？——我这样说话绝不是出于矫情。

到处是博尔赫斯的痕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明雷带我去了三处博尔赫斯出生、成长和长期居住的地方，也去了博尔赫斯常去的朋友的住处。博尔赫斯恐怕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让一座城市的一个区出了大名的人。在巴勒莫区，我看到了那座博尔赫斯曾经写到过的街角上的玫瑰色的房子。有一条街道现在已经被命名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街。明雷说博尔赫斯要是活着，一定不会同意市政府这么做。后来我们去了La Biela餐馆，进门，在迎门第一张圆桌旁塑有与真人等大的博尔赫斯和其好友、作家阿多弗·比奥依·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的坐像。餐厅里人很多，两位老先生仿佛前来就餐的普通人。我想象深夜食客们散尽，两位老先生依然会坐在这里。坐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话。我想跟这两位神话人物合张影，真就走过来一位老绅士问我是否要照相。照完他问我，你知道这两人是谁吗？我回答出来，他很高兴。

而去年3月在巴黎，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忽然在路边发现了一座十六世纪法国诗人彼埃尔·德·龙沙的塑像，便停下脚步来与塑像合影。这时走过来一个法国老太太，问我们知不知道这塑的是谁。我们说知道，是龙沙。没想到老太太忽然怒不可遏，一边掉头就走一边对我们几个大声斥责：“太傲慢了！太傲慢了！”——她也许本来是好心想向我们介绍一下龙沙，没想到我们并不需要她介绍。她的思维和好心于是忽然换了频道：你们东方人也配知道龙沙！——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老绅士为一个东方人热爱自己家乡的博尔赫斯而感到骄傲。

在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都过世以后，阿根廷出版了一部厚厚的博尔赫斯谈话录。博尔赫斯有多部谈话录行世。我翻译过其中的一本。但这部最后的砖头谈话录与博尔赫斯其他谈话录不同。据说阿根廷人都喜欢抱怨，连博尔赫斯也不例外。我们曾经读到的博尔赫斯，是一个优雅、谦逊、博学、玄奥的老头，但是他也曾抱怨或者批评或者嘲讽甚至骂过许多人，古代的、现代的、欧洲的、拉美的。这大概成了他与卡萨雷斯见面时的主要谈话内容。卡萨雷斯是个有心人，他每次与博尔赫斯交谈之后便将老朋友的抱怨或者批评或者嘲讽甚至骂人的坏话记录下来，久之，就形成了另一个风格的博尔赫斯谈话录。这一定是本有趣的书，如果这部《博尔赫斯骂人录》能够在中文世界翻译出版，一定会成为一个事件。可目前连英译本也尚未见到。

春天来了——是北京入秋的时节。在五月大道上，明雷和我，赶上了载歌载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边行进边打鼓，那么多人围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听摇滚乐歌手演唱。

第二天，也就是19日，明雷返回巴黎。在墨西哥城转机。他从机场出来，正走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忽然天摇地晃，发生了7.1级地震，震中位于莫雷洛斯州阿克索恰潘市西南12公里处，震源深度57公里。据报273人遇难（两周后，遇难人数达到368人）。这是墨西哥最近的第二次大地震，头一次发生在9月8日，8.4级，震中在墨西哥沿岸近海（北纬15.05度，西经93.90度），震源深度20公里。他后来写信给我报平安，说他母亲说的，他能躲过地震是由于我送给他的护身符。那是一小片砗磲，佛教七宝之一。不过在我的意识里，明雷这次是为我从巴黎返回的拉美。我原以为明雷主要是个中国文学的译者，顺带写一点诗，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后来的罗莎里奥，我惊讶地了解到，明雷也是位诗人，而且是位出色的诗人。他为人谦虚，由此见出他的高尚。

而我则继续走在阳光灿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上。在这里，你不会觉得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要发生。街景、行人，都是那么有序、祥和、放松。但这只是表面。阿根廷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不佳，生活中的危险其实是暗含着的。会有偷盗，会有抢劫。尤其是在夜晚。我们对于巴西的偷盗和抢劫了然于心。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前和之中，我们看过许多关于巴西社会治安方面的新闻报道。于是中国的旅游者们去巴西时总是加着小心。如果这些旅游者从巴西出来，到了阿根廷，他们的警惕会一下子放松，而麻烦也就会接踵而至。我听说，在拉美，中国人出事20%会在巴西，在圣保罗，在里约热内卢，80%会在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是一个叫刘永平的年轻人告诉我的。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

尽管阿根廷建国只有200年时间，但它曾经相当富有。在中国麻烦不断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的畜牧业和农业都处在黄金发展时段。其农产品大量出口欧洲。192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与巴黎旗鼓相当的世界之都。在1930年代末期以前，世界粮食的定价权在阿根廷人手里。于是太多的财富造就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些美丽的建筑——现在看来老派，当年却是新潮。阿根廷的好日子大概持续到1950年代。此后其经济走上了下坡路。它经历了推动国家工业化、经济政策倾向于工人阶级的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的较量（博尔赫斯与1946-1955年的庇隆政府关系不睦，所以被划入政治上的右派）、权力腐败、政府债务危机和多年的军政府统治。2009年4月我曾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主持过2008年塞万提斯奖获得者、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的朗诵会。他是个左派，在1976—1983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受到迫害，后来流亡墨西哥。军政府时期他的儿子和儿媳被捕后失踪，直到 1989年他才找到被秘密处决的儿子的遗体，2000年他才在乌拉圭找到失散多年的孙女，而他儿媳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那天的朗诵会，阿根廷和墨西哥的驻华大使都出席了，但赫尔曼与阿根廷大使发生了口角，现场尴尬——可见赫尔曼内心受伤之深。迫害异己、导致上万人失踪的军政府在1983年阿根廷-英国马尔维纳斯群岛海战失败以后结束统治。这令今天的阿根廷人对民主格外珍惜。阿根廷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博尔赫斯视之为宇宙秘密的一部分。美国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则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关于阿根廷的许多认识，我得自我北京外语学院附校的同学、比我小一届的杨万明。他现在已是中国驻阿根廷大使。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谈了一晚上。

在整个拉丁美洲，社会生活和经济环境最好的当属智利和乌拉圭。这两个国家在2011年成功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进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确认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所以到了阿根廷，我才意识到，智利是天堂，而阿根廷是炼狱。——不恰当的比喻。阿根廷与智利经济水平的差距从小城市的样貌可以看得更清楚。距布宜诺斯艾利斯市57公里的小城拉普拉塔，人口只有60万，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会。进入没有光泽的拉普拉塔，感觉到小城的凋敝。通常我们说城乡结合部总是一座城市最脏乱差的地方，而拉普拉塔整个就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当然，由于它市中心砖红色的大教堂，小城依然有意思，是一座拥有过去，换句话说拥有幽灵的小城。拉普拉塔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是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教师龙敏丽。她老说拉普拉塔就是乡下。她不说“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说“上首都”，就像北京周边地区的人说“上北京”。

不过，比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来，阿根廷的治安情况已经不知好到了什么程度。想起2001年的巴西。想起山海相抱的里约热内卢；从矗立着38米高基督塑像的山上眺望13.7公里长的尼特罗伊跨海大桥（Ponte de Niterói），李白的诗句“登高壮观天地间”立刻就会轰鸣而来。巴西人自己说，上帝用6天创造了世界，第7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但是在里约最著名的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海滩，你最好裤衩背心加拖鞋，既不戴项链也不戴手表，也不拿照相机、手机，让人看到你没什么好抢的，这样最安全。在圣保罗，贫民窟漫山遍野。贫民窟所在的位置总是城里最好的地段（地理位置、自然景观）。那些地段本为富人所有，1970年代巴西的左派知识分子们曾发起过一场运动，鼓动穷人占领富人闲置的土地。据说当时为此还死了不少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在圣保罗，一位能用葡萄牙语说唱印第安神话传说的艺术家曾经告诫我，夜里两点如果你还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你就会走成一个鬼魂——你会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而你继续走路，不过这时你已经是个鬼魂了！

在智利时，孙新堂先生曾讲到他一个朋友在墨西哥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一回，他这个做生意的朋友开车到一个路口，忽然从路边窜出两个人，举着枪将车逼停。其中一个黑帮分子喝令这位朋友摇下车窗玻璃，要求他出示身份证。——连黑帮也要查验身份证！司机掏出身份证。黑帮分子看了看，脸上露出一丝困惑的表情，然后说了句：“对不起，我们搞错了。”——呵呵，原来黑帮也不滥杀无辜！可是好险！另一次，这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正要从一座人行天桥下穿过，被黑帮的人拦下。抬头只见另外几个黑帮分子把两具尸体挂在了人行天桥上。等桥上的黑帮挂完了尸体，拦车的黑帮对被拦下的车辆高喊：“谢谢大家，对不起耽误大家时间啦！”——好猖獗！好客气！无法无天又礼貌待人！

而委内瑞拉，自总统乌戈·查韦斯2013年去世以后，其经济环境便日见糟糕，社会治安状况日益严峻。去年6月，我在加拉加斯参加诗歌节，住在那里最好的酒店Gran Melia。但我被告知不要一个人走出酒店。进出酒店正门的都是些西装革履的有钱人和盛装美女，酒店里酒照喝，时装发布会照样举行。但我瞥见酒店侧门里荷枪实弹的士兵，站着的、坐着的、躺在连排椅子上的，有二十来位。他们随时准备冲出来镇压街头的暴乱。在加拉加斯，乘小车出门时，我曾摇下车窗玻璃来照相，吓得司机嚷着要我立刻摇上，因为一旦车里的情况被不法之徒看到，又遇上慢行，歹徒的枪就会指进车窗。餐馆里的禁烟标志是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但是在加拉加斯的餐馆里，禁烟标志下面总还会贴着禁枪标志。No Gun！——这能管多大用处不知道，但对我这个没枪的外来人起到的震慑作用倒不小。有一回我和其他各国诗人被组织去参观玻利瓦尔国家图书馆，我提前出来，看到附近一幢美丽的白色建筑，就朝它走去，忽然发现身后跟上了三个持枪的士兵。朋友告诉我那是士兵们怕我出事，来保护我的。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气氛中，在玻利瓦尔国家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我们还是通过各自的朗诵纪念了一下十一到十二世纪之交的波斯诗人欧玛·哈亚姆（不知道为什么要纪念他）。晚上，来自加勒比国家的几个诗人还是从酒店跑出去喝酒——他们就算本地人了。

那是我第一次在拉美参加国际诗歌节。有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它很拉美——希望我这样说不是很过分。有一场我和另外两位拉美诗人的朗诵在特雷萨·卡雷纽国家大剧院（Teatro Teresa Carreño）的院子里举行。我按时从房间下到Melia酒店的大堂。等了一会儿，眼看时间过了，我问大堂里诗歌节的工作人员那两位诗人在哪里，工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去了现场。我一下急了，后悔还傻等了半天，立刻与陪着我的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小王打车去了朗诵会现场。可到了那里，却不见那两位诗人。一问，那里正在准备音响设备的工作人员说两位诗人都病了，不来了，我只好一个人朗诵了！——怎么会有这等不靠谱的事！我准备的诗歌加上西班牙语译文只够读15分钟。怎么办？但现场的工作人员并不慌张。他们不知道从哪儿临时拉来了一个乐队。我读一首诗，歌手唱一支歌，我再读一首诗，歌手唱两支歌……就这么着，居然对付了下来！听众也没有不满意的表示。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还随着音乐节奏扭动起来。

21日晨，龙敏丽老师从拉普拉塔赶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我一起搭乘罗莎里奥国际诗歌节安排的大巴赴罗莎里奥。一路上下着雨。到达的时候已是傍晚。这是第25届莎里奥国际诗歌节。开幕式之后，大家去吃饭。在拉美，晚饭9点钟开始是正常的。我们大概9点半开始吃饭，吃到10点半，我坐不住了，因为按照安排，我要参加晚上11点在Oui酒吧的朗诵会。而从吃饭的地方到酒吧还要走一会儿。我对身边诗歌节的组织者说“走吧。去晚了就没听众了。”但他回答：“不急，越晚听众越多！”我想起我曾看过的一个讲阿根廷旅游的电视片。片中记者问一个在酒吧里喝酒的老头：“都夜里两点啦，看看表，您怎么还不回家？”酒喝到兴头上的老头低头看了眼手表，做出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我的手表和时间无关！”——我们的晚饭吃到11点半的样子，之后我因为迟到而满怀歉疚地跟着几个人七拐八绕穿过空寂的罗莎里奥，来到Oui酒吧。门口站着几个吸烟的青年。一进门，全是人！别说座位，连站的地方都几乎没有了！又过了一会儿，大约12点半——都半夜了——朗诵会开始。巴西的、秘鲁的、阿根廷的男女诗人们朗诵之后，我和一位叫桑迪亚哥（其实发音就是圣地亚哥，区分一下）的青年诗人走上小小的朗诵台。我读中文，桑迪亚哥读译文。之后掌声雷动，叫好声爆起。听得出，这不是客气。我一举拿下，不是吹的。——已经在自吹自擂了。

在罗莎里奥诗歌节，我这就算出名了。BAJO LA LUNA出版社带到诗歌节的我的诗集很快就卖光了。第二天晚上，在诗歌节主场CC Roberto Fontanarrosa，我和桑迪亚哥朗读完之后，听众的掌声和叫好声比在Oui酒吧更热烈，更长久。为我做口语翻译的龙老师对我说：“看，你一读完，很多人就走了。”再次日中午，在西班牙国际中心（Colegio Internacional Parque de España）朗诵完后，阿根廷《当代》杂志的女记者对我说：“你简直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她说Oui酒吧朗诵之后你的名字就传开了，昨天许多人是专门跑来听你朗诵的。在西班牙国际中心外面，巴拉纳河边（Paraná），我遇到女诗人瓦妮娜·克拉乔万尼（Vanina Colagiovanni），她对我诗歌的看法是：介乎于诗歌、哲学和寓言之间。——在中国，我的诗歌从来不曾这样被人一眼认出。阿根廷《自由报》称“西川是罗莎里奥诗歌节之星”。谢谢我的拉美朋友们！我已经爱上了阿根廷。

有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几位拉美诗人站在餐馆外面抽烟。一个路人，四五十岁的样子，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我们是来参加罗莎里奥诗歌节的诗人。他跟我搭讪：“我不知道你是谁，但他们愿意出钱把你从那么老远请来，你一定是位重要的诗人！”——这是逻辑推理呀！我于是逗他：“嗯，有道理！”边上的几个诗人都乐得不行。

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诗歌节是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其次是尼加拉瓜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阿根廷罗莎里奥国际诗歌节、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国际诗歌节、秘鲁利马国际诗歌节等。还有几个读书节和书展。拉美有活跃的文化生活，其中诗歌生活是重要的一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La Biela餐馆外面的散座上，明雷把他的朋友、诗人阿莱汉德罗·克劳托（Alejandro Crotto）介绍给我。这小伙高高大大，学法律的出身，热爱英国十九世纪后期的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对美国二十世纪大诗人埃兹拉·庞德有所影响。阿莱汉德罗说庞德在拉美的影响很大，很多青年诗人都读庞德。在罗莎里奥，任教于纽约大学的乌拉圭诗人乌拉约安·诺埃尔（Urayoán Noel）也是这样跟我说的。而且他说，拉美青年诗人大都只读美国诗歌，不仅读庞德，也读威廉斯（W.C. Williams）、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我知道美国诗人也读拉美诗歌；我的美国作家、诗人朋友们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弗瑞斯特·甘德（Forrester Gander）等都曾大量翻译拉美诗歌。——这成了南美读北美，北美读南美——没别人什么事了！阿莱汉德罗和另一位阿根廷诗人依格纳休·瓦兹克兹（Ignacio Vazquez）都曾跟我提到现在至少在阿根廷，有些青年人在写一种叫做Haicumbia的诗歌。Haicumbia这个词由Haiku（俳句）和Cumbia（一种拉美风骚舞蹈）拼合而成，可以试译为“骚俳”。我一跟当地诗人们提到Haicumbia，有的人的反应是哈哈大笑，有的人的反应是不屑和无奈。——也许我也应该尝试一下以广场舞的心态写五言绝句，哈！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曾在国会大学（Universidad Congreso en Buenos Aires）参加过一场与阿根廷著名诗人格拉希艾拉·马杜罗（Graciela Maturo）的对话活动。我听说她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好友。老太太为这场活动专门写了7页纸的讲稿，评论我的诗歌。她将我诗歌中的叙事因素与科塔萨尔进行了比较，然后说：“西川诗歌具有独特的生命力、敏感性、开放性、历史意识和精神指引，这在当今西方世界没落黑暗、价值崩塌的时代尤显珍贵”。活动结束以后，她送给我一本她自己的著作《奥菲欧的劳苦》（Los trabajos de Orfeo）和阿根廷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莱奧波尔多·马雷夏尔（Leopoldo Marechal）将近700页的长篇小说《亚当·布宜诺赛勒斯》（Adam Buenosayres）的英译本。这部长篇小说为罗马教皇方济各（阿根廷人）所推重。据我所知，目前尚无中文译本。我和格拉希艾拉拥抱，告别。她对我说：“我已经89岁了。这肯定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次见面。”我感动到不知道说什么好。

2017.10.15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任副院长、图书馆馆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各类著作约三十部，其中包括诗文集《深浅》、诗集《够一梦》、长篇散文《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论文集《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专论《唐诗的读法》《北宋：山水画乌托邦》（即出）、译著《米沃什词典》（与人合译）、《博尔赫斯谈话录》等。曾获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鲁迅文学奖（2001）、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奖”（2018）、瑞典马丁松玄蝉诗歌奖（2018）、日本东京诗歌奖（2018）等。其诗歌和随笔被收入多种选本并被广泛译介，发表于近三十个国家的报刊杂志。2019年德国柏林诗歌节宣传册称赞西川为“当代诗歌的重镇之一”（one of the greats of contemporary poetry）。

视野：西川特别专辑

小序

室内游荡

第一辑

怎么能既怀疑自己又怀疑世界：革命、传统与诗歌写作

杜甫的形象

第二辑

米沃什的另一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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