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归中年
每个回国的创业者都在打量深圳的不同侧面。但在三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优良的空气质量、开放的创业文化和便捷的地理位置。王凡还加了一点：独树一帜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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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王凡，说自己是一个“宅男”。
2022年3月13日，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做好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通告，3月14日至20日，采取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停止一切非必要流动、活动等五项措施。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全市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全市人员非必要不离深，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深。这座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突然，就这么悠悠地慢了下来。
节奏有些不习惯。
不过，从居家的第一天开始，王凡就很从容。
他从容地把公司的事情安排好；从容地做健康餐，刷APP，看电影；从容地每天一次下楼做核酸；从容地欣赏深圳春季的蓝天。
他甚至还发现住了一年多的龙岗天安数码城还挺漂亮的：“你认真看看外面的绿化、建筑，都很有特色嘛。”
作为一名2020年“武汉封城”的亲历者，再度居家，这是一种奇妙且复杂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武汉和深圳，这两座城市，好比一体两面，王凡慢慢地接受各种命运的安排。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快就有慢，有从容就有慌乱。生命的诞生和消亡，仿若是朝夕间的事。我们只需要在特定的专属“时区”里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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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4日，清明节。
殡仪馆装运遗体的车开出来了，有十几辆。“车来了”，听到有人提醒，在武汉市同济医院门口等待见父亲“最后一眼”的王凡，一直被揪着的心，瞬间被针痛刺了一下。那种真实可感知的死亡气息，让人感到无助和绝望。
天气不算冷，但一切失去了色彩。
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清明节，国务院发布公告，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而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基本上都用上了黑白报头，深切悼念在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
武汉，中国中部这座特大城市。那个初春，每一个人都如同被骤然扔进大熔炉中，生活被极速改变。这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宏大考验，在856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突然而至，直抵每一个武汉人的生死命题。
每天，王凡打开手机，都能看到新闻APP不断推送最新确诊信息动态，从武汉北部的黄陂区，到南部的江夏区，几无幸免。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想过悲剧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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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4日，武汉封城第33天，王凡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的死因并非新冠，而是胆囊癌。病是在一年前确诊的，为了给父亲最好的治疗和陪伴，2019年底，王凡放下了美国的工作，回到武汉，陪在医院病床上父亲的身边。
几乎在武汉疫情暴发的同一时间，父亲的病加重了，住进了ICU。王凡每天家里医院两头跑。一个下午，王凡拿着换洗的衣服回家后，接到医院的电话：“因为你父亲所住楼层也发现了新冠确诊病例，该楼层和医院从现在开始实行封闭管理，病人家属不能出入医院……”
就这样，王凡被挡在了医院外头，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遗体在医院足足放了一个多月，直到疫情缓解后，才得以在清明节那天转送到殡仪馆。
车一辆辆地缓缓驶过眼前，王凡并不知道父亲的遗体被安放在哪一辆车上，他只能使劲探头往里面望，但终究什么也没看到。
“爸爸，爸爸……”嘶哑着喊了几句后，他跪在了地上，朝着逐渐远去的车辆，磕了几个头。
等他缓过神来，才发现，身边跪着的还有好几个人。和王凡一样，他们也是接到医院通知的时间，早早来医院门口，等待着和亲人的遗体做“非接触且远距离”的告别，也是最后一次告别。
医院门口，是悲伤与祈祷的汇集地。那些日子，这样的告别一直在重复。只有在类似的少数瞬间，悲伤才汹涌起来。更多时候，这些等待“见亲人最后一面”的人们，只是像木头人一样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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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父亲的骨灰盒，已经是2020年4月底的事了。
按照一个孝子的标准流程，王凡在武汉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尽了最后一份孝心。
5月28日，中国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王凡开始做动身回美国的准备，尽管已经知道美国疫情的大致情况，但打开新闻时还是被吓了一跳：“截至2020年5月27日，美国累计确诊达到了172万，累计死亡人数更是超过惊人的10万……”大洋彼岸的疫情正处于峰值。经多方咨询，和他预感的一样，大多数由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都已经因此暂时停飞了。
王凡把电话打给大洋彼岸的妻子。妻子在美国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他想从妻子那里得到美国疫情的真实情况。没想到，接起电话的妻子一通抱怨：“家里的热水器坏掉了，产品方只能让维修工上门修理。没办法，今天还是让维修工来家里了，而那个维修工，竟然连口罩都没戴。全家都很紧张，我只能把小孩和保姆都关在楼上，一个人下到车库里头，然后口罩、面罩、防护服……全副武装迎接维修工。一修就是一整天……”
美国疫情如此严重，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了，王凡尽管对妻子各种安慰，但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大洋彼岸的妻儿。每每想起这些，王凡甚至会有些焦虑，这可如何是好？
在一次和妻子的通话中，反倒是妻子把他开导明白了——
“要不，我们趁这个机会搬回国内吧，咱们当初不是说好了要回来嘛？旧金山是不错，但终究还是要回去的，小孩也喜欢中国，上次回去都不想回美国。”
王凡心想，也是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再说，小孩小学必须回国读书，如果小学三年级还不回来，成长过程中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他长大了可能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那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王凡边接妻子的话题，大脑边开始搜寻孩子回国后上学的问题。
“国内现在的发展环境这么好，你的事业重心好好放在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回去武汉照顾妈妈，也很方便。”
此时此刻，也可能没有比能照顾晚年孤独的母亲更能打动人心的理由了。回国发展。王凡下了决心。
“实际上我们目前遭遇的这一场疫情，可能比当年的世界大战更惨烈。说实话，战争的死亡人数大多数来自战场，对绝大多数人平静生活的影响没那么大，但疫情可能真的是我们几百年来对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它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这是王凡回国后每每说起这场疫情时总会说的一句话。
确实，对于王凡来说，疫情给他以及家庭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急速催化了回国之旅。至少到现在，他很满意这样的命运安排。毕竟“让孩子真正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几乎是他们家的一种执念。
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是在旧金山出生，按照医院的规定，小孩出生三天后，必须定一个名字才能出院。“我们就想取个中文的名字，但也要让美国人能念出来，不能给别人造成障碍。”
眼看出院的时间到了，情急之下，王凡拿出几个备选的中文名字，标注拼音，把值班的护士叫过来。“让她一个个念，哪个用英文念得顺耳，我们就选了哪个。”
回国的决心下定之后，在很短时间内，他们把在旧金山湾区的房子脱了手，然后一家子在2020年底飞回香港，回到内地。
但新的问题来了。回国后选择哪个城市定居？上海？北京？或者家乡武汉？
▲深圳CBD风光（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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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某个下午，写字楼的28楼，斜阳从巨大的落地窗打进来。窗外是生机勃勃，高楼林立的龙岗中心城区。
在一种暖色调中，王凡一边泡着功夫茶，一边说：“我的人生就是随波逐流。”
他身材不高，戴着一副透着知识分子光芒的眼镜。他从小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从少年实验班到国内的名牌大学，再到美国的名牌大学。24岁读完经济学博士，在美联储拥有成功的事业，娶妻生子后又在旧金山购置优质房产——一个典型美国梦的故事。
他是2000年留学去的美国。“那时候我们一年有一万八千美元的奖学金，当时相当于15万元以上的人民币，那时候我爸我妈加起来一年工资都没有那么多。”
谈起自己的专业领域，王凡十分自信。从咸水派说到了淡水派，从通货膨胀说到了经济危机。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前单位”美联储：“在我们这个领域，一流的经济学家都会去一流的大学当教授或者学者，二流的才会去世界银行、美联储这些地方……”
等到2014年从美联储辞职后，王凡已基本实现财务自由。经济学出身的他，打算脱离“二流岗位”，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国内的商机，投资了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尤其是跨境电商这块，我们是国内布局最早的一批。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座城市。我们做得不错，挣得也比在美联储工作时多。”
看看，这哪是随波逐流？
“那换种说法，被命运推着一步一步往前走”。
王凡现在的身份是深圳一家投资公司的“大拿”，同时也是另一家注册资金2000万人民币跨境电商企业的董事长。疫情加速了他回国的计划，同样，疫情也加速了国内事业的飞速发展，“疫情发生后，跨境电商成为了风口，我们在公司管理和战略上，完成了海外仓以及物流方面的布局，而且这两年公司的员工人数也翻了一番。所以说，虽然这两年没有赚大钱，但疫情的确让我们业务上的布局提早完成。”
被命运推着走的王凡，放弃了其他的选项，选择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深圳，也在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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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回国的创业者都在打量深圳的不同侧面。
但在三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优良的空气质量、开放的创业文化和便捷的地理位置。
王凡还加了一点：独树一帜的教育环境。“和北京上海比，深圳的教育底蕴可能没有那么深厚。但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深圳来的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视野更广阔，思维很开放，也能更快更容易融入世界。”
▲市民在深圳书城看书（新华社发 储焱 摄）
随着在深圳居住的时间越久，他发现居住在深圳的好处越多：“城市有着完美的冷链运输系统，让我们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吃到全世界的美食：龙虾、鱼子酱、寿司……太丰富了，这放在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从2008年到现在，从深圳这个窗口看，中国的进步实在太快了。”
20多年前，王凡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2020年底，国内环境越来越好，加上疫情催化，调侃自己为“错失的一代”的王凡选择了回国，选择了深圳。
2021年发布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同比增长33.9%，其中应届留学生人数猛增67.3%。
而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总人数及应届留学生人数均与2020年基本持平，前者同比下降0.5%，后者增长0.5%。可见海归回国发展意愿增强已是趋势。而深圳依靠较强的发展潜力与改革开放的城市天然影响力，促使海归人才积极奔赴，成为海归简历投递城市排名第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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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何时结束？如何结束？
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疫情通常有两种类型的结局：医学（当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时）和社会（当人们对这种疾病的恐惧感减弱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学家杰里米·格林说：“当人们问‘什么时候结束？’时，他们是在问社会的。”
换句话说，终结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疾病可能完全被征服，而更大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恐慌模式已经消除并学会科学应对这种疾病。
对于王凡来说，恐慌的时刻早已经过去，“这两年多的疫情，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改变了很多，尤其是父亲的去世，我觉得是一次深刻的人生经历。”
而生活在被疫情改变的轨迹中，继续有条不紊地继续着。
自从定居深圳后，王凡的公司在龙岗，又因为两个小孩在蛇口上学的原因，家，就安在了蛇口。目前，妻子和两个儿子就生活在“海上世界”的旁边，“小孩子适应得很快，他们也很开心，中文原本基础不错，现在提升得更快，甚至他们的英文有了些中文口音。”王凡打趣地说道。
现在的王凡完全适应，也十分享受着深圳的生活。
▲一家人享受着深圳的生活
不过，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对于深圳，王凡也有些许吐槽，“第一，深圳的夏天真的太热了；第二，自从搬家到深圳来之后，发现我们周末带小孩能去的地方不多，尤其是博物馆艺术馆音乐厅文化馆这类设施还是有些少，不要说旧金山，就是我们在美国生活时，你不管在什么城市，你都会发现这种资源是非常多的。”
王凡甚至拿武汉举例子，“武汉有很多那种很有特色的博物馆，可以给小孩看看，给他讲讲当时的历史或者是给他进行一些知识普及。”
与国际大都市、甚至和国内一些城市相比，深圳在文化设施方面，依旧存在不足之处，存在缺乏标志性文体设施，专业化水平不高，文体设施老旧等问题。
深圳其实一直在努力。
▲深圳歌剧院“海之光”方案效果图
2018年12月，深圳就通过《深圳市加快推进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规划》，规划深圳文化设施的新版图。规划建设的“新十大文化设施”包括深圳歌剧院、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深圳创意设计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圳馆、深圳科学技术馆、深圳海洋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新馆、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学院、深圳音乐学院。
对于深圳的未来，还是自己的未来，王凡都很乐观：“潮水会把我们带去应有的方向。“
（文中王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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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记者 | 王博 朱健
制图 | 勾特
编辑 | 李慧芳 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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