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深圳旧志三种》
这部书及其所诞生的时代，如今不知多少深圳人还记得。那是一个深圳文化自省、自觉、自强的时代，是深圳文化寻找身份证明、确定自身方位与发展方向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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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和各位一起重访一部书——《深圳旧志三种》。今年春节后有几个晚上，我把这部精装大书立在夜书房桌面上，然后盯着它出神。仿佛是一块屏幕，书前书后的人与事与时代，依次慢慢浮现其中。
此书由张一兵校点，属“深圳珍贵史料丛刊”，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印数3000册。不妨先给这部书“相相面”：
大十六开，纸面精装，牛皮纸色，满面“沧桑”味道。书名“深圳旧志三种”为汉隶书体，有提示汉武帝时期此地即已纳入治理版图之意。书名不称“新安”“宝安”，径称“深圳”旧志，看似不通，实则别有寄托，存了破除“深圳没有历史”魔咒之意，且亮明此版方志编校主体为“深圳”，而非“新安”或“宝安”。书名之上竖排三行小字，“天顺东莞旧志”“康熙新安县志”与“嘉庆新安县志”，不仅便于读者一览“旧志三种”之名目，也揭示出旧志叙事涵盖的区域古今县名之沿革。封面选印三枚古钱币图案，另有瓦当、印章图案各一，虽都是装饰，也非随意摆布，而是皆有所指。三枚古钱币，为“大明通宝”“康熙通宝”与“嘉庆通宝”，分别对应三种旧志的修撰时代。瓦当则提醒读者的思路不妨回到秦汉时代，以追深圳之根，溯深圳之源，“国士之风”印文则是致敬：致敬旧志列传中收入的仁人志士，也致敬编撰旧志的士宦乡贤。左上角那行竖排的“深圳珍贵史料丛刊”最让人感慨：说起来这是深圳成为特区以来第一套“珍贵史料丛刊”，而到目前为止，所谓“丛刊”，却只出了《深圳旧志三种》一种。这本发凡起例的创举之书，有幸成为“结束的开始”，而不幸又成了“开始的结束”。封底印有主创人员名单：丛书策划，纪志龙；责任编辑，于志斌，林星海；封面设计，张幼农；责任技编，卢志贵……
此书于17年前出版后，各方的共识是：已知曾经存世的16种涉深圳古代方志中，《东莞志》仅孤存残本，现藏台湾；靳文谟《新安县志》亦为孤本，现藏北京国家博物馆；舒懋官《新安县志》初刻本有两部，修订本有七部，分别存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圳旧志三种》汇校上述旧方志，以简体字整理出版，实是对深圳珍贵史料的抢救与推广。深圳学者张一兵花十多年心血，搜寻所有能找到的文献，对方志一一校勘订正，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
而依我看来，此书在深圳地方文献编撰整理史、深圳研究史、深圳出版史、深圳阅读史诸领域都堪称里程碑级别的大书。然而，这部书及其所诞生的时代，如今不知多少深圳人还能记得。那是一个深圳文化自省、自觉、自强的时代，是深圳文化寻找身份证明、确定自身方位与发展方向的时代。前些天我先是重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于志斌。问及此书销售，他忽然问：“十多年前曾经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讨论申请基金消化海天库存一事，这个会你听说过吧？”我说我不仅听说过，还参加了。“那就是了。”于志斌说，“很遗憾，书卖得不好。要消化的那批库存中，就有很多《深圳旧志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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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23年2月1日打电话给于志斌的。他是前海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已经退休。说起这部书，他说当时他们策划过一套“深圳珍贵史料丛刊”，缘起正是《深圳旧志三种》开了好头，近代以前的深圳文献从此可以考虑出一个系列。“我们出版人讲究做事要像水，有源有流。”他认为整理本地历史文献出版是太值得做的一件事：深圳有自己修撰县志的传统，作为当代出版人，应该接续这一传统。到现在他都认为《深圳旧志三种》本身史料价值高，校勘整理的水平也很高，使用起来很方便。“多年来我自己也经常翻阅这本书，收获很大。”
于志斌是1998年来深圳工作的，此前他是安徽黄山书社的副社长与副总编辑，策划组织、编辑出版过“佛教文化丛书”“扬州历史文化丛书”“中华古玩通鉴丛书”、《中国饰纹图典》等，也曾编辑过系列方志图书，其中《鹅湖书院志》《亳州市志》曾先后获奖。“我是学历史的，在古籍出版社工作多年。”于志斌说，“别人告诉我，深圳虽是特区，但城市年轻，文化底子浅，人称‘文化沙漠’。所以我早年并无南下深圳的想法。1996年，我来参加第七届全国书市，对深圳的印象一下子改观了。不用别人灌输，我自己就否定了‘小渔村’‘文化沙漠’等说法。”
于志斌回忆说，那时深圳给他的印象就是欣欣向荣。他第一次看到卖书的地方不叫书店，而叫书城。“书城啊！很震撼。心里就想探寻：这个城市是怎么回事？自己为什么被打动了？”不久他就调来深圳，入职海天出版社。
2005年8月，当时的海天出版社总编辑纪志龙介绍给他一部书稿，作者是刘中国。那是一部古籍稿，整理形式为“标点”。阅读样稿后，于志斌认为可以出版，且将选题名称定为《新安县志（康熙本、嘉庆本）》。
选题顺利上报，书稿进入正式出版流程。可是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纪志龙总编辑又给了他一部书稿，也是古籍稿，整理的也是《新安县志》，而且，除康熙本、嘉庆本外，据说竟然还多出了明朝的一部残本。整理者名叫张一兵，他还不认识。深圳忽然有一帮学者在不约而同地挖掘深圳本土历史资源，这让于志斌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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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7日晚上，我给张一兵打电话问他，17年过去，关于《深圳旧志三种》您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比如有没有遗憾？是不是满意？
刚接通电话时他语气还有些懒洋洋的，一听我这个问题，语调立刻郑重起来，吐字成句也顺溜多了：“那是几种旧志自诞生以来第一次有人做细致的标点、整理与校勘，喜欢深圳的人，想着研究这个地区历史的人，从此可以比较方便地看到深圳地方志的全貌，可以比较容易地使用，算是有了一份比较好的基础材料，我认为这是《深圳旧志三种》价值最大的地方。”
张一兵是从中华书局调来深圳博物馆的。2019年的一天，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来深圳参加活动，我们在一家书吧小聚，正聊着，张一兵笑眯眯地进来了。徐俊立刻和他热火朝天聊起来，我一问，才知道他们当年是同事，张一兵还比徐俊大几岁。
2月7日晚上，电话里我们又聊起张一兵在中华书局的生活。他说：“当时在北京的日子很难过，一个月七八十块钱，房子解决不了，徐俊他们年轻，挣钱更少，一个月56块钱。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当时王府井大街上卖的烤鸭，还不是正宗全聚德烤鸭，就是‘野鸡店’里的烤鸭，多少钱一只？35元。”
不仅是日子难过，事业上还不容易大展宏图。1987年硕士毕业后，他获选供职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启功、杨伯峻、郑天挺等都曾在这里工作，他到岗后也有幸和周振甫、傅璇琮、许逸民等先生一起边工作边探讨学问。环顾周围同事，个个人中翘楚，想熬出头非常困难。“工作几年之后，事业依然无所成就，我就感觉非常灰心丧气，加上收入、生活环境都不怎么样，有好的机会我当然就想离开了。”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张一兵随他父亲的一位弟子来深圳转了一圈。他先去了当时在荔枝公园旁边的深圳图书馆，指望能找到一个古籍整理岗位，谁知深圳图书馆还顾不上收藏古代文献，线装书都很少。他们又去了附近的深圳博物馆，恰巧碰到时任馆长黄崇岳。黄馆长领他们回办公室聊了几句，说我们正缺一个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你能来最好了。馆长让张一兵先回去，馆里会尽快给他消息。
张一兵也没有把深圳当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他同时在广州也联系了几家单位。回到北京后，他清点求职“战绩”，左右难以取舍。对他感兴趣、他也愿意去的机构有三家：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和深圳博物馆。他对自己说，单位都不错，谁的商调函先到，就去谁那里吧。”
很快，深圳博物馆的商调函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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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于志斌二人的相遇乃至后来的相知，都是因《深圳旧志三种》而起。当时的总编辑纪志龙对出版《新安县志》一事相当看重，对书稿也十分慎重。刘中国的书稿选题进入审批程序后，纪志龙又听说深圳博物馆张一兵那里也有一部书稿。张博士不仅已经整理完清代的两个版本，还在整理一部明代的残志。那部旧志虽然名为《东莞志》，但因当时东莞县域包括后来的新安，所以也算得上是深圳旧志了。纪志龙当即拿到书稿，交给于志斌做专业判断。
于志斌虽然和张一兵不熟悉，但也知道他已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古建筑学研究专家，著有《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深圳古代史简史》等。于志斌和刘中国倒是老熟人了。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曾在高校执教，学问不错，与人合著有《钱锺书：20世纪的人文悲歌》《米修司，你在哪里？》《大鹏所城——深港六百年》《容闳传》等。刘、张二人都属于“为深圳历史而辩”的本地学者。巧的是，1997年两人各有一部写深圳历史的专著出版，而不巧的是，2005年的秋天，两位各自独立整理的《新安县志》书稿却在海天出版社迎头相撞了。于志斌必须做出选择。他给出版社总编室报告说：
今年9月间呈报的《新安县志（康熙本、嘉庆本）》选题已获批准。之后我们又得知，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一兵先生，已经完成一部包括明代天顺《东莞县志》和清代康熙、嘉庆《新安县志》在内的校勘本。经与作者交换意见和阅读该校勘本的样稿，我们认为刘、张两稿各自有源，校理方法不同。刘稿只是标点、分段、订正，张稿就是完全意义上的校勘了。此校勘本远胜于没有校勘的刘本……
2005年10月18日，海天与张一兵签订了出版合同。经反复磋商，选题名称定为《深圳旧志三种》，列入“深圳珍贵史料丛刊”。10天之后，出版社向管理机关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深圳珍贵史料丛刊”出版经费的报告》。尽管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年深圳出版人的可贵见识。报告说：
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25年间经济快速发展，却疏于对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和机构不忘地方史料，一直默默整理。他们的收获足以证明深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值得延续的根脉和精神。他们的耕耘与成果，理当受到我们珍惜和尊崇，并公诸于社会、服务于社会……
很多年之后，说起校勘深圳旧志之难，查核珍稀资料之不易，张一兵心意难平。“这些资料很多在外地图书馆，人家都是有开放时间的，上午看两个多小时，下午看两个多小时。有的是用抄本，有的只能看缩微胶卷。想复印，一般的书每页五毛钱，我需要的旧志复印一页要两元，有的要四五元。有的又只能复印一部分，我就这里印几张，那里印几张，设法凑成全本。我想用数码相机拍照，但拍照也是要收费的，叫做‘阅读费’，每页收10元。工作人员就在旁边盯着，数着我按了多少次快门。就是这样，东一点西一点，我把几种方志收集全了。到定稿时仍有些参考资料找不到。不过规模已经够大了，三本方志的原文加起来三十八万字左右，我这个校勘本已经有八九十万字了。康熙本《新安县志》是举世孤本，当年中山图书馆曾找一位退休教师把它抄回来，刻印了一个油印本。开始我基本上是依赖这个油印本工作的。但4册线装书，20多万字，抄写过程中肯定会有错。我发现有的断句有问题，有的可能多字少字。我只好去北京图书馆查原本。康熙本《新安县志》属珍贵文物，不允许拍照也不允许复印。我就求他们说，这个本子是我们深圳的旧志，你们不把藏本给我们看这可以理解，我们拍几张照片也不行吗？好说歹说，他们同意了，但是只允许拍原书的一页，而且不让我拍，得他们的摄影师拍，拍的片子不给底片，只能冲洗一张寄回深圳，收费400元。最后，我们总算收到了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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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满意不满意？”电话聊天那晚上张一兵几度“离题”之后突然又杀了个回马枪，“我觉得，《深圳旧志三种》的校勘，基本没有什么错误，我基本满意，嘿嘿。倒是有人提出过疑问，但一时也难定是非，各说各的道理。说到遗憾，当时的校勘做得有点‘俗’，有点繁琐。”
听到这里，我想起于志斌在《〈深圳旧志三种〉纪事》中提到的一件好玩的事。他当年第一次见张一兵，谈旧志书稿事，就觉得这位博士很狂傲。张一兵说，谁能在其校勘稿中找到一个错字，他奖励谁1000元。于志斌马上就举例说，多年前一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出版后，出版者号称校对十多遍，保证没有一处差错。可是专家还是发现其中一处法律的“律”字错成了“津”字。“你的这部稿子，我绝不相信没有差错。”于志斌说。张一兵笑了，说我这么说是强调我的校勘稿质量很不错。于志斌因此感叹道：“书生狷狂，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于志斌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校书如扫落叶，想不留一处错漏，难上加难。他后来写文章说，在张一兵签字认可的《深圳旧志三种》清样上，他还是发现了一处错误，即“疍民”的“疍”字错为“蛋”字。但是后来也有人说，“蛋”是“疍”的异体字，难说是错。
张、于二人，一个来自中华书局，一个来自黄山书社，在《深圳旧志三种》这个“擂台”上打了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结果是，深圳旧志获得了一场新胜利。今天重访此书，不由发一浩叹：多亏那个年代还有这些人。
《深圳旧志三种》出版后，其“身影”就不断出现在城市阅读史中。《晶报》曾经报道说，网上有过一个《深圳古“八景”，你们还好么？》的热帖，网友“滨海大道”在深圳论坛中贴出多张清朝古景图，希望知道这些美景现在何处。记者了解到，“滨海大道”发此一问，源于他新读了一本名叫《深圳旧志三种》的书。“该书厚达1128页，该网友尚未细读就被书中的图片吸引。图中不仅有清朝康熙、嘉庆年间的县城图、县境图，还有赤湾胜概、杯渡禅宗、鳌洋甘瀑等当年的新安八景图。”
于志斌说他也知道此事，还提供过清晰图片供网友讨论。他在深圳从事出版近20年，《深圳旧志三种》在他心目中排什么位置？他说，在深圳类图书中，当然排第一。而现在他早已从此书的责编变成了此书的读者。他写过多篇读书随笔，诸如《洋》《客家人书院旧事》《海盗史》等篇都是他读《深圳旧志三种》的新收获。
张一兵呢，还有没有重新修订《深圳旧志三种》的想法？
“我倒是想，但现在还顾不上。”张一兵说。他虽已退休，但因他对深圳旧文献、老建筑都十分着迷，有众多研究成果，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地名学会就推他为会长。“当年校勘旧志时，地方性典故知道得少，许多村名无法注解。”张一兵说，“现在有地名学会，大家切磋商量，可以知道得更多了。将来也许会做一个注释、校勘都较为完备的新版《深圳旧志三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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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记者 | 胡洪侠
制图 | 胡椒枪
编辑 | 李慧芳 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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