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东门，以及门外那座桥
罗湖区以深圳镇老东门一带为中心，直接接受香港辐射，传统计划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迎面相遇，一举一动，备受全国关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重要引擎。而罗湖桥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百年互动的亲历者，伴随着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整个进程，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开放之桥。
▄
梧桐山西南麓，深圳河中上游，有一条著名的城中村，叫渔民村；村头有一座著名的桥，叫罗湖桥；附近还有一个著名的地铁站，叫老街站。这村，这桥，这站，呈半圆形拱卫着一片颇有历史渊源的区域，古称“深圳墟”，坊间唤作“东门老街”或“老东门”。
一
若把蜿蜒的深圳河看作从伶仃洋出海的一条巨龙，渔民村与罗湖桥、老街站的连线宛然张开的龙口。龙口吐出一颗宝珠，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深圳墟”，被认为是“深圳发源地”或“深圳原点”。清乾隆嘉庆年间为新安县36墟之首，其间，谷行街的农产品交易，鸭仔街的家禽买卖，维新路的小吃杂货，民缝街的布匹、缝纫及其他针线活，一应俱全。数百年后的今天，这里仍是深圳人气最旺的中心商业区之一，行政建制属罗湖区东门街道。
深圳墟，因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附近有一处标注“深圳”的水文记录点（现深圳水库一带）而得名。岭南称集市为“墟”，“赶集”为“趁墟”。墟市是小农经济时代手工作坊和小商品贸易的集散地，用以交换农副产品和生产生活用具，通常是一个地区的商业及文化活动中心。深圳墟经过两百余年发展，至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通车并在此设站，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周边地区最繁华、最具规模的城镇，即深圳镇。
在历史转折时期，墟市、集镇往住是当地社会变革运动的基地。老东门有两栋古色古香的小楼，一为思月书院，一为鸿安酒店。现存建筑是移地重建，原址在百米开外。前者作为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十万罢工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的接待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是叶挺将军1938年底到深圳组建抗日武装的司令部，他在这里很快拉起一万多人的队伍，为东江纵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宝安县因应经济中心东移的实际情况，1953年将县治从南头镇迁往深圳镇。建于1960年代初的深圳戏院、新安酒家、华侨大厦，被称为三大现代化建筑设施，代表了当时的三大文化——影剧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深圳戏院吸引了许多国家级的艺术团体前来演出。新安酒家楼高四层，装饰讲究，不仅古色古香，还有中央空调，铺红地毯，这在当时国内县级城镇绝无仅有。华侨大厦则是一家涉外酒店，据说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修建的，用于接待东南亚华侨。
抗美援朝期间，战场急需的药品及其他战略物资，通过各种隐蔽渠道，经由罗湖桥和东门市场，源源不断运往北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批国家建设急需的顶尖科学家，从欧美各国辗转来到香港，经罗湖桥进入深圳镇，踏上共和国的土地。后来中苏关系交恶，这里更是成为中国内地经由香港与国际社会保持有限经贸往来和外交联系的标志性通道。七十年代初，作为中美关系破冰之旅的“乒乓外交”，也是在罗湖桥上迎来了第一个访问中国内地的美国乒乓球队。随后，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
1979年，宝安撤县建市，命名深圳。次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又次年，宝安县复置，县治迁往今宝安区，辖地包括除经济特区之外的整个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最初只有罗湖一个行政区，后逐步分拆为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区。罗湖区以深圳镇老东门一带为中心，直接接受香港辐射，传统计划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迎面相遇，一举一动，备受全国关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重要引擎。
二
渔民村位于深圳镇西南郊，临深圳河，是一个由33户人家组成的自然村落。村民祖辈辗转东莞、新安一带打鱼，以船为家，即所谓水上疍民，俗称“水流柴”。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鼓励和帮扶下，陆续弃船上岸，农渔兼营，生活尚可自足，但富裕始终无从谈起。
特区成立之初，优先开发老东门周边，移山填水，大兴土木。罗湖火车站一带，原本是一片洼地，一下雨就汪洋恣肆。深圳经济特区第一项重大土建工程就是铲平罗湖山，用土石将罗湖填平。从此这一带再无水灾，还凭空多出大片建设用地。这也回答了初到深圳的人可能都会有的“罗湖为什么没有湖”的疑问。渔民村人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组建车队船队，为建设工地运送沙石砖料，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与港商合作开展“三来一补”加工、酒店租赁、水产养殖等多种经营，成效立现。早在1981年，渔民村户均收入即达10588元，成为全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专程到访渔民村。此后，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莅临，渔民村俨然成为沿海改革开放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标本。
如今，渔民村整体改制为农工商联营股份公司，村民一半在村里居住，一半外出，相当一部分去了香港定居。每家每户都拥有同一单元12层楼房，顶层用于自住，其余11套出租。村里还以公司名义开发大型商住楼港逸豪庭，而一半以上业主是香港居民。从港逸豪庭俯瞰深圳河，两边风物迥异。深圳一侧高楼大厦林立，香港一侧还是成片的水田和绵延的山岭。
渔民村沿深圳河上行数百米，拐过一道弯便是历经沧桑的罗湖桥。桥并不大，但修建过程充满了曲折，通车之后承载的历史记忆越发厚重，可以说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百年互动的亲历者，被誉为“中国第一条通往世界的桥梁”。不知渔民村人是否意识到，村头这座不起眼的小桥，伴随着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整个进程，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开放之桥。
三
2004年9月15日下午，我乘坐广九直通车第一次经过罗湖桥。那瞬间的感觉，五味杂存，终生难忘。
当时，已年届不惑的我从首都北京转岗到香港工作，面临全新的环境。由于专业背景是世界近现代史，对香港问题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知道脚下这座小小的桥，连接的不仅仅是深圳与香港的地理，还连接着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崛起、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轨迹，连接着东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博弈。内心有些忐忑，但对新的社会环境和职业经历充满了期待。
罗湖桥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永乐年间修筑的木石小桥。作为民间自由往来的通道，存在了500多年。那时候，大名鼎鼎的深圳河还叫罗溪，还是渔歌晚唱的水乡，没有沦为风云激荡的界河。“罗”字源于古越语，是古壮侗语对山的称呼，带有“罗”字的山名为古代百越人的遗留，罗湖、罗溪都来自某一座周边湖塘众多的山岭的名字。
我们要谈的罗湖桥，当然不是罗溪时代的罗湖桥。现代意义上的罗湖桥故事，始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香港、九龙相继被割让，洋务运动陆续兴起。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候补知府易学灏具呈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胞兄），拟以凑集商股方式，修筑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因粤汉铁路尚未修通，计划未获批准。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署，新界被强租，深圳河正式成为界河。次年，两国政府即议定修筑广九铁路，又因故搁置。直至1907年初，《广九铁路借款合同》在北京签订，修筑计划全面启动。经双方协商，广九铁路分华、英两段，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华段142.77公里，英段35.78公里。鉴于英段已于1905年先期开工，华段也于借款合同签署生效后立即施工。1911年8月，两段铁路在罗湖桥接轨联通，随后中英双方订立了联轨营业合同。同年10月，广九铁路全线通车后第一列火车从九龙尖沙咀出发，越过罗湖桥，驶向广州大沙头车站。
由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监造的罗湖桥，初为三孔钢桥。1941年，港英为阻止日军侵港，一度将桥拆毁，日军占据香港后重建。今天罗湖桥香港一侧，还能看到旧罗湖桥的钢梁遗迹，静卧在乱枝杂草之间，栉风沐雨……
1949年10月，在解放广州、深圳的战斗中，广九铁路员工积极护路，铁路免遭破坏，但路况并不好。罗湖桥也一样，桥面狭窄，且桥身无顶无棚，日晒雨淋下锈迹斑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罗湖桥改建成钢筋水泥桥，桥面加宽了一倍多，随后又加盖了铁皮篷顶，两侧加了铁栏杆，并增设了人行道。不过总体上看，罗湖口岸虽然是共和国的南大门，但除了三层楼的深圳站和海关联检楼外，四周还是一片荒凉。罗湖桥中间有一条醒目的白线，桥头有哨兵把守，显得非常神秘。
罗湖桥真正脱胎换骨，是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后。为了满足迅速膨胀的过境需求，当年就在罗湖桥东侧建起了平行的人行桥，首次实现人车分流。第二年完成深港口岸建设，随后建成出入境分流的双层人行桥。当时的客流量完全称得上绝无仅有，最高可达每天70万人次。南下淘金的弄潮儿，使香港社会出现一个特殊的阶层——新港人，亦称“港漂”。而罗湖桥上来来往往的港客，他们带来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牛仔裤、花格衫、收录机、流行歌曲等生活方式，一度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符号。
有意思的是，除了广九直通车和联检大楼的双层人行桥，罗湖口岸还有一条特殊的通道——耕作口，它或许才是不少当地人心目中的“罗湖桥”。一直以来，深港两地的村民并没因深圳河成为界河而改变世代沿袭的土地产权和耕作方式。在深圳河南边，仍有宝安乡亲赖以生存的数千亩田地和鱼塘，村民都持有一张耕作证，凭证跨境耕种、收获与交易。
我派驻香港工作16年多，无数次从罗湖桥上走过。抚今追昔，隐隐可以感受到鸦片战争弥漫的硝烟，辛亥革命唤醒的民族民主自觉；感受到产业工人从省港大罢工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东江纵队在抗日烽火中锻造英雄传奇；感受到供港三趟快车承载的同胞情，百万大逃港留下的辛酸史；感受到改革开放潮起珠江，商缘亲情血浓于水，“一国两制”起伏跌宕……
好友邓康延作过一首讴歌深港关系的抒情诗，其中几行记忆深刻：
因为香港的惊世绝伦
转弯的时代伴生了深圳
曾经几十万逃港如蚁
而后几百万飞鸟闯深
四
深圳墟沿袭下来的商业基因，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撬动老东门现代商业蓬勃兴起的杠杆。东门老街一度风靡大江南北，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漂”往往把这里作为闯荡特区第一站。鼎盛之时，方圆不过0.35平方公里，每天客流量竟高达30万人。尤以琳琅满目的服饰和令人垂涎的美食，闻名遐迩。如今深圳经济特区成了庞然大物，不少地段高楼大厦林立，新兴产业聚集，东门街道GDP占比已远不及昔日，但论及商风市井味儿之浓，全城无处可比。随着网购的兴起和普及，线下购物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但每到节假日，当年盛况仍隐约可见。毕竟，它承载着深圳人的集体回忆，包含了特区发展的原始基因。
一个社区的发展价值，究竟应该怎样全面地看待？除了GDP指标，它的人文特色、历史传承及其对市民生活方式的模塑，如何计量贡献？如果在产业升级、城区改造中把一个地方的魂改丢了，人气改没了，到底值不值得？看着东门老街终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口百年老井和一杆十米大秤的雕塑默然而立，仿佛在天地间品味和衡量，我陷入了沉思。
东门老街上，横卧一块刻有《老东门改造记》的石碑。据碑记所载，上世纪末，深圳市政府鉴于老东门三百载岁月洗淘，终难免名盛形衰，立足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启动东门改造工程，重塑东门历史风貌。一石激起千层浪，群情振奋，多方协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结果，“九九金秋，新东门巍巍然显现，终存历史之文脉，扬商业之传承，建百姓购物之步行天堂。悠远哉，老东门。恰乐哉，新东门。”
机缘巧合，我在位于老东门的深圳迎宾馆住了整整半年。闲来无事，去东门老街随意溜达，有时候会走到罗湖火车站和渔民村。看着浑浊的深圳河弯弯曲曲流过，不禁想起曾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谈“一国两制”问题时讲的老茶壶故事：宜兴有种紫砂壶，用的时间长了，壶中积有陈年茶垢称“茶山”，开水冲进去，不放茶叶也有茶香。一位老太太家中有把百年老壶，拿到市场上去卖，要价五钱银子。有买主出价三两，因另有事办，说过会儿来取。老太太心想，这么一把旧壶三两银子，里面那么脏多不好意思，于是把茶山给刮净了。买主回来一见茶山没了，掉头就走，莫说三两银子，五钱银子也不肯买了。
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改革开放，前提是开放，主要表现也是开放。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所以说，不以开放为前提的改革，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充其量是“内卷”。推行开放政策，当有进取之心，更需包容之量，鱼龙混杂为表，兼收并蓄为里，去伪存真为要。由此，又联想到岭南地区把集市称作墟市，倒也有趣。称“市”为“集”很容易理解，《周易》即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说。称“市”为“墟”则有些费解，据明人《石洞集》和清人《广东新语》解释：“墟”从“虚”，聚则盈，散则虚，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虚也。中国文化大道至简，讲求虚实结合。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思想，通常用于格物致知，又何尝不可用于社会运行呢。由虚而实，由简而繁，无中生有则无所不有。
临近老东门的地铁站名叫“老街”，是深圳地铁一号线的著名站点。老街一向被视为全市最复杂的地铁站，出入口之多，地下店铺之密集，让人叹为观止。若非久居此地者，迷路是常有的事。而一旦走顺了，则别有趣味。这或许可以看作老东门的象征：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乱中有序，活力充盈。老东门融岭南文化、改革开放文化、“一国两制”文化、移民文化、创新文化、商业文化、街头文化于一体，在城市文化建构中具有独特价值。徜徉在这片历史与现实交融、传统与时髦互动、经济与文化共生的土地上，感受着满满的烟火人间气息，总让人浮想联翩。
据有关方面介绍，随着新一轮深港合作的全面展开，老东门周边地区将与香港北部都会区核心地带深度对接，共同打造罗湖口岸片区。假以时日，深圳河或许真能成为巴黎的塞纳河、上海的黄浦江，以多彩的城市霓虹，演绎別样的南国浪漫。那时候的罗湖桥，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期待？
罗湖桥上客匆匆 试问斜阳几度红
老井街头新铺起 疍家村里旧船空
南来北往沧桑路 万户千家各不同
但见蜿蜒分两制 一湾浊水笑清风
线索征集
好的故事需要有人去挖掘，好的风景需要有人去发现。@故事发现者，如果有感动到你的故事、你闻所未闻的故事，让你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未来有所思考的故事；如果有能让你感受到深圳文脉跳动的景象，让你大开眼界的创意空间，欢迎联系晶报提供“元故事”“观文脉”选题和线索。根据选题和线索的价值，晶报将为故事发现者提供100-1000元不等的报料费。
请扫下方二维码
填写报料线索或故事简介
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文 | 木木
制图 | 胡椒枪
编辑 | 叶辉 李一凡
往期推荐
点一下“在看”，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