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徐汇保密故事： 永康路上的警报声—— 文安坊与“一号机密”

第三篇“弄堂里的战斗”

永康路上的警报声—— 文安坊与“一号机密”

今天的永康路是一条网红马路，街上的网红酒吧、美食令居民和游客流连忘返。但是很少人知道，在80多年前，这里的文安坊6号曾经作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与党的中央文库密切相关，不少党的同志在这里为保护党的秘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中央文库的建立

中央文库是中共中央1922～1935年的珍贵档案文献 2万余份，它囊括了我党从诞生起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其中有中共中央的文件、电报和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1930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其他会议文件，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和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文件，红军和革命群众团体的文件；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这些档案整理分类，编有目录，较完整地反映了1935 年前中国共产党、 工农红军、苏维埃政权以及苏区、白区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事实和活动，被称为我党的“一号机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为了加强党的文件管理，周恩来委托瞿秋白同志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张唯一（1892—1955）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1892—1955），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中央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但另一份由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却在这次事件中被彻底烧毁。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为人、韩慧英接手文库

1932年，张唯一担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自从担负起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就经常在家里的阁楼上安置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那是“以防万一，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陈为人（1899-1937）   

 韩慧英（1903-1968）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则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韩慧英定期到法租界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6号----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与张老太爷接头。

文库再次遇险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特务冲进文安坊6号----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抓捕了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和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以及另外几名交通员。几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原来,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根据中共党内变节分子提供的名单、住址,密电上海市公安局请租界当局搜证拘捕，一夜间在公共租界、法租界逮捕了我党男女同志及家人小孩40-50人,除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宣传部长朱镜我,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等人外,还有田汉、阳翰笙、许涤新、杜国库、罗晓红、王凌波……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文委、左联、社联、中央发行科、印刷厂等九个机关均遭破坏、与苏区中央联系的电台也被破获,党中央在白区总的领导机构几乎不复存在。
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国民党特务把她关进法租界的巡捕房，后来又辗转被关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这才释放了她。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韩慧英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这才放心。 人在文库在韩慧英被抓后，陈为人以木材行老板身份租下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的两层石库门房屋,将中央文库转移到那里。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陈为人既要守护中共中央文库，又要照料3个年幼的孩子，非常艰辛。最困难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陈为人肺病复发，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于是，陈为人写信将妻妹韩慧如（后成为秦鸿钧的妻子）从河北接到上海，帮助他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常抱病打开箱子，和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
韩慧英出狱后，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1936年深秋，陈为人与中共中央特科情报机构的同志接上关系。党组织鉴于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共中央文库交给别的同志管理，并安排陈为人住院治病。但陈为人从医院跑回去，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1937年3月，陈为人积劳成疾病逝，年仅38岁。此后，中共中央文库辗转设于上海新闸路、北成都路等处，先后由缪谷稔、陈来生等党的同志单线保管。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始终安然无恙。
上海解放后，中央文库共16箱15000件文件移交给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接收时这些文件由于长期悉心保护，“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为此，中央办公厅发出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的急电《历史材料请妥送中央》，其中说：“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今天，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资料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它们被誉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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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区保密局

编辑：叶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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