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月为何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写生？
编者按：7月10日，由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敦煌研究院主办，关山月艺术基金会协办的“塞外驼铃——馆藏关山月西北写生与敦煌临画专题展”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开展。展览不仅完整还原了关山月艺术生涯中西北之行的艰难旅程与创作，同时也令观众体会到祖国锦绣山河的魅力，感受到关山月对祖国、对艺术、对敦煌传统文化的赤诚之心。
不仅是关山月，张大千、常书鸿、王子云、韩乐然、董希文、吴作人等美术家同样千里迢迢奔赴西北，前往敦煌游历写生、考察临摹，寻求传统文脉，守护民族艺术尊严。这段西北历程使得他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关山月的山水画形成鸟瞰式的平远构图；张大千的人物画一改往日之态；常书鸿的作品趋向平面化、装饰性；董希文由此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独特的民族化风格……这些无疑推动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
美术报借此展览机会，试图以新的视角来探讨和研究西北写生的话题，重新认识那一代美术家的艰难探索和实践。
20世纪初期，新的艺术论争集中表现在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并由此提出了“新国画”运动。在对国画的革新探索中，中国各地的前辈艺术家都以各自独特的理解和真诚的实践创造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新形式。当时还年轻的关山月在这个时代首先面对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艺术的探讨，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立志于以写生“出新”，把中国绘画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他在40年代的写生历程尤其显得重要。
1923年，高剑父在广州设立春睡画院，培养了不少美术人才。图为1939年4月，春睡画院同学在香港合影，左起：关山月、黄独峰、黎葛民、梁惠清、苏卧龙、李抚虹、杨善深
1935年，出生于破落书香门第的关山月得到艺术大师高剑父（1879-1951年）先生的青睐，得以免费进入他在广州创办的春睡画院学画。高剑父身为美术教育界泰斗，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和人格力量，其人生观和艺术观成为了关山月对艺术的宗旨、理想和追求的目标，为关山月的艺术之路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形式样板。
1947 年，杨善深、陈树人、高剑父、黎葛民、关山月、赵少昂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举行六人联展时合影，并在照片上签名留念
早在民国初年，高氏就看到了当时中国画的因循守旧，立志于“艺术革命”，创立新国画。他主张写生，吸收外国笔意，“折衷中西”，其核心观点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关山月领悟和把握高氏革新中国画的思想。他立志行万里路也即是立足于“写生”，其实就是到生活中去，直接面对大自然。1940年至1947年之间，他辗转韶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西安、兰州、青海，走遍了大西南和大西北，并远涉南洋。这是关山月第一次远离老师的直接教导，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写生、创作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以描绘旅途风景、风土人情为主，同时收集了大量素材。从1940年的桂林写生，1943年的西北写生，到1947年的南洋写生，近乎于苦行的流浪式写生生活为关山月的艺术道路增添了戏剧般的传奇色彩。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不同一般的关山月。
西北之行：
画了大量风景和速写，并临摹敦煌壁画
1941年，到达重庆的关山月忙于开办“抗战画展”，西北画家赵望云（1906-1977年）来参观画展，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从而建立了笃厚的友谊。他们的相遇，对关山月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赵望云在生活上给予他及时的援助，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关西北的新信息。
画展结束之后，在赵望云的安排下，关氏夫妇搬到了成都，一同入住到督院街法比瑞同学会宿舍。他们常常一起议论时局，切磋画艺。关山月常跟赵望云谈起西北之游，梦想有朝一日到敦煌石窟一睹古代艺术宝藏。
1942年，赵望云（左）和关山月（右）在成都
1943年，赵望云邀请关山月同往西北之行，他立即欣然答应了。关山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同行如手足 艺苑赞知音——观“赵望云画展”感怀》（1981年）中回忆道：“当时我们很穷。赵望云说西北有他的熟人，提议我们到西北去旅行写生，这样，在1943年春，我、我的爱人、张振铎和赵望云四人一起到西北。”1942年夏，重庆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通过陈树人欲聘关山月为艺专教授。在如此稳定的生活收入、良好的创作条件与探究敦煌艺术宝库之间，他毅然推却了陈树人的邀请，选择了与赵望云相约的敦煌之行。
关山月 祁连山麓(之一) 纸本设色
30×41.2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祁连牧居 纸本设色
33×41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黄河水车 纸本设色
32.8×42.8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他们一行4人先到西安、兰州举行画展，攀登西岳华山，然后到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登祁连山。关山月长期生活在四季如春的岭南，清秀灵巧的山光水色见了不少。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山高岭峻，平沙万里，皑皑白雪，处处令他感到新鲜。“最吸引他的是抬头就可望见的祁连山雪景，白皑皑的山巅在朝阳、烈日、夕阳的照耀下，其反射的光、影、色都是不同的；至于阴雨天彤云四合或烟雾迷茫，其形态更加异殊。”关山月在一个多月之内画了大量反映西北风景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的毛笔速写，《祁连山麓》、《祁连牧居》、《黄河水车》、《小桥流水》这些代表作品就是由当时的毛笔速写创作而来的。画面元素极富典型意义：荒原、骆驼、帐篷、毛驴、雪峰、冷衫……无论写生或创作，关氏能准确捕捉季节或气候变异的自然感受，从而表现自然之美。画面绘尽边关之景，景中含情，画境开阔，格调悲壮，切合了当时抗战的气氛。
关山月 青海塔尔寺庙会之一 纸本设色
34.6×44.6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青海塔尔寺庙会之二 纸本设色
47.6×58cm 1944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的西北写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临摹莫高窟的古代壁画。这首先和当时的艺术风气有关，当时许多有志皈依艺术的人都对敦煌这个闻名世界的艺术宝藏顶礼膜拜，不少艺术家敢于翻雪山、越戈壁，不远千里，不避艰险地去敦煌城探宝，例如张大千、吴作人、韩乐然等。关山月一行4人在敦煌历时一个多月，临摹了近百幅壁画，这才收拾行装，离开敦煌。出了兰州，张振铎转回重庆，赵望云去了西安，关山月想趁机多走一些地方，夫妻两人就留在兰州。后来又到青海塔尔寺写生，创作了《青海塔尔寺庙会》等作品。他们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
关山月 塞外驼铃 纸本设色
45.3×60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鞭马图 纸本设色
163.4×159.8cm 1944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归来之后，关山月将大量的西北写生和敦煌临画整理完毕，于1944年在重庆举行“西北纪游画展”，共展出作品100余幅。除了上文所列作品之外，还展出了关山月根据速写和心得体会而创作的《塞外驼铃》、《鞭马图》、《蒙民游牧图》、《祁连放牧》等作品。这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第二次产生巨大影响的画展，作品笔力雄厚而不失秀逸，气象壮阔又意境苍凉，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观后赞其：“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为《塞外驼铃》、《蒙民牧居》题诗六首，并评道：“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吾于此喜见之”。于右任先生还为其《鞭马图》题字“冰雪生活，英雄气度，勒马沙场，祖国永使”。这些重要人物对关氏艺术的认可，直接地成为之后关山月承担许多国家重大绘画任务的铺垫，也成为确立关山月艺术地位的基石。
关山月 蒙民游牧图 纸本设色
85.5×222.5cm 1944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哈萨克游牧生活 纸本设色
162×90cm 1946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写生之路：
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关山月从澳门开始行万里路，从贵阳走到重庆和成都，再到西北，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席位，开始流浪式的写生生活，将最初的战地写生的想法转移到实践行万里路的宏愿之中。以今天来看，他的选择对于生活来说是艰苦的，对于他的艺术之路，这个磨炼却是至关重要的。关氏艺术在此时形成的雄健刚阳的艺术取向，不得不归功于北国雄强辽阔的地貌的孕育。而敦煌临摹壁画的经历也对关氏以后的画风革新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年他到南洋写生，就是尝试以敦煌壁画的造型方法来写那里的人物风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征。此外，西北之行还启发了关氏如何解决“画什么”和“怎么画”的历史问题。他在自己的第二部写生集《南洋旅行写生选》（1948年）“自序”中明确地提到：“动和画是一体的”，“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是他通过40年代的写生历程产生的新的认识和思想。这些艺术思想是关山月对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关山月在艺术史上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山月 八十三洞魏 纸本设色
29×24.8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二百四十八洞·释迦舍身图之三 纸本设色
24.2×30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 （六十九）飞天·一百二十五洞 纸本设色
30.5×22cm 1943年 关山月美术馆藏
也许“行万里路”并非都能获得成功，但是从这条路上坚实地走过来的人总会有许多成绩表现出来。从关山月、赵望云、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常书鸿、韩乐然、黄胄到后来的李焕民、朱乃正、吴冠中、徐唯辛、陈丹青……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通过西南西北写生获得各自独特的艺术语言和风格创新，为美术史上添上不可掩盖的一笔。他们的艺术经历不仅说明了这条写生之路对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探索方向。可以说，在架上绘画平面化、图像化的当下，这条坚实的写生之路更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只是要看你能够坚持多远，坚持多久。
（本文略有删减）
▷▷▷链接：民国时期的美术家西行写生与敦煌临摹年表
1938年
秋，李丁陇由香港到西安，经过平凉、兰州、古浪、张掖、酒泉、安西抵达敦煌，此行除临摹敦煌壁画外，还画有边胞赛马及生活情形；
1939年
夏，李丁陇离开敦煌返回西安；
冬，李丁陇在西安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
鲁少飞赴新疆；
1940年
6月，教育部文物考察团成立，王子云任团长；
10月，张大千从重庆出发拟赴敦煌；
11月，张大千因兄张善孖逝世，返回重庆；
1941年
5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从成都乘飞机到兰州，等孙宗慰抵达兰州后一同去塔尔寺，随后从兰州出发赴敦煌，张大千在武威结识范振绪一同前往，到安西后先去榆林窟；
6月，张大千到敦煌，6-11月为莫高窟编号；
12月，张大千前往武威、西宁；
1942年
1月，孙宗慰从敦煌回到兰州，随后去青海；
3月，1日前（元宵节）孙宗慰赶到塔尔寺，画有蒙藏民写生；
5月，张大千从兰州出发去敦煌；孙宗慰则准备回重庆，因山洪爆发受困兰州，整理敦煌临摹以及蒙藏写生稿；
8月，王子云到兰州，举行“兰州西北文物展览”；
秋，赵望云首赴河西走廊、祁连山写生；
谢稚柳由重庆出发，乘飞机到兰州，随后赴敦煌与张大千会面。
9月，孙宗慰回到重庆；
11月，王子云抵达敦煌，举办“敦煌佛教艺术谈话会”，临摹敦煌壁画。
冬，常书鸿由成都到兰州；
1943年
1月，赵望云“西北旅行写生画展“在重庆开幕；
2月，20日，常书鸿一行6人离兰州赴敦煌；
3月，常书鸿抵达敦煌；
月底，关山月携妻子李小平与赵望云、张振铎一同抵达西安；
4月，22日，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在西安举行“赈灾画展”；
谢稚柳告别张大千去榆林窟；
5月、6月，张大千在榆林窟编号、临摹，返回兰州后整理画作；
初夏，司徒乔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赴新疆；
关良辞职开始西北之行，行经峨眉、乐山、大足、剑阁、广元；
7月，月初，吴作人到兰州，随即去青海；
董希文由重庆出发赴敦煌；
22日，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一行抵达兰州；
8月，14日，张大千在兰州举办《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
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经过张掖并赴祁连山中写生；
吴作人离开青海，由兰州出发向西而行；
谢稚柳由兰州返回重庆；
9月，赵望云、关山月、张振铎到敦煌；
10月，18日，关山月“已由河西返兰”，10月21日-10月25日于兰州举办个人画展；
吴作人到敦煌；
张大千离兰州回成都，沿途经天水（参观麦积山）、汉中、广元（千佛崖）等地；
司徒乔抵达，乌鲁木齐；
11月，月初，吴作人赴玉门油田写生；
上旬，吴作人从敦煌返回兰州，与关山月互画速写留影；
司徒乔到达伊犁；
冬，关良到天水，拟赴敦煌，因天寒匪患折返宝鸡，经兰州、西安返回贵阳；
12月，11日，孙宗慰西北写生画展在中苏文化协会开幕。
上旬，吴作人离开兰州；
1944年
1月，28日，吴作人离开康定；
2月，吴作人回到成都；
春，韩乐然与潘洁兹同行赴西宁，举办画展，后同赴塔尔寺写生半月余，过灯节（元宵节），之后潘洁兹去敦煌，韩乐然去拉卜楞写生藏胞生活，随后去了河西走廊描绘哈萨克族生活；
5月，吴作人在成都举办“吴作人旅边画展”
9月，15日，叶浅予与庄学本、戴爱莲赴西康；
司徒乔在重庆举办“新疆写生画展”；
黎雄才到西安，并画有写生；
10月，黎雄才去华山写生；
韩乐然到达敦煌；
11月，6日，叶浅予，庄学本回成都；
黎雄才赴甘肃，中旬左右抵达兰州；
冬，董希文离开敦煌；
常书鸿携常沙娜赴重庆，在兰州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
1945年
1月，28日，吴作人离开康定；
2月，吴作人回到成都；
春，韩乐然与潘洁兹同行赴西宁，举办画展，后同赴塔尔寺写生半月余，过灯节（元宵节），之后潘洁兹去敦煌，韩乐然去拉卜楞写生藏胞生活，随后去了河西走廊描绘哈萨克族生活；
5月，吴作人在成都举办“吴作人旅边画展”
9月，15日，叶浅予与庄学本、戴爱莲赴西康；
司徒乔在重庆举办“新疆写生画展”；
黎雄才到西安，并画有写生；
10月，黎雄才去华山写生；
韩乐然到达敦煌；
11月，6日，叶浅予，庄学本回成都；
黎雄才赴甘肃，中旬左右抵达兰州；
冬，董希文离开敦煌；
常书鸿携常沙娜赴重庆，在兰州举办“常书鸿父女画展”；
1946年
元旦，董希文在兰州举办敦煌临摹创作展览；
3月，13日，韩乐然离开兰州，过西宁、武威；
19日，黎雄才在兰州中山公园写生；
4月，中旬，韩乐然到新疆；
5月，韩乐然到吐鲁番，7日赴胜景口、高昌，18日返回吐鲁番，19日到车狮国遗址，20日赴库车；
6月，常书鸿从重庆出发，随行沈福文、郭世清、段文杰；
7月，韩乐然在乌鲁木齐举办文物展览；
8月，韩乐然，陪于右任参观吐鲁番，到喀什、库车，考察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停留两周）石窟。黎雄才到张掖、河西走廊一带写生；
中秋节前夕，常书鸿抵达敦煌；
10月，韩乐然携夫人和女儿到敦煌，停留十天左右回到山丹，同行周起秀、张贤伟；
董希文在兰州举办“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
1947年
2月，24日韩乐然与助手两人，学生五人从兰州出发；
3月，12日韩乐然到新疆；
4月，16日，韩乐然到库木吐拉，19日到克孜尔；
7月，30日，韩乐然在酒泉罹难；
10月，黎雄才赴敦煌、榆林窟等地写生；
1948年
4月，黎雄才探莫高窟还，经过古浪到兰州；
夏，赵望云、黄胄赴甘肃、青海写生，后经张治中介绍赴新疆写生；
11月，左右黎雄才离开兰州；
秋， 黎雄才回广州；
冬, 赵望云、黄胄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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