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逝世，享年百岁
惊悉敬爱的谢辰生老领导今晨病逝，十分感伤。
谢老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老领导、著名专家，也是我国文物事业领域的一面旗帜，他一生奉献于我国文物事业，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功绩。他的去世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重大损失。
谢老以一生全部精力，坚定笃行致力于国家文物保护事业。离休前他曾长期担任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领导，站在管理第一线，以广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正确地把握文物保护与利用、管理的关系；他长期参与制订国家文物保护的方针政策，参与起草文物保护管理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文物保护筑起法律之墙作出奠基性贡献；他离休后，依然初心不改，时刻关注国家文物保护管理事业的发展态势，坚持守土有责，捍卫和保护祖国文物。
他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经常发表有见地的文章和谈话，向社会阐明文物保护的理念；他以笔为戈，直言上书，一次次力挽文化瑰宝于危急之中。因为谢老这样独特的经历和智慧，他对国家文物事业作出了常人无法做到的杰出贡献。
他虽身在北京工作，但长期心向各地的文物保护，奔波劳碌于调查研究，洞察全国文物保护的真实情况。谢老长期关心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工作，他与我的前辈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都有深交。由于工作关系我早闻谢老的大名，在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结识了谢老，谢老对敦煌石窟保护的关心和支持，我感同身受。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在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事业的关系这部分内容当中，是谢老建议特别指出了“像敦煌壁画这类易于损坏的稀世珍宝，不能作为一般性的旅游开放点，必须严格控制参观人数，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这份文件使我深受教育，当我遇到文物保护管理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份文件，想起谢老的良苦用心。2014年，当谢老从网上得知敦煌莫高窟可能遭遇旅游投资公司开发的消息时，当即亲自打电话给我，了解询问详细情况，还叮嘱我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谢老对我的教诲和对敦煌石窟的关心，给了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
最让人由衷敬佩的是谢老对文物怀有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品格。谢老带病工作几十年，以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不管风吹浪打，不顾冷嘲热讽，始终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文物卫士，始终坚守在文物保护第一线，勇敢地捍卫着祖国文物的安全。在每一次文物面临被破坏、遭流失，而有关部门和个人无能为力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不计个人得失，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反映真实情况，力陈利弊得失，帮助国家作出正确的决策。正是他的据理力争，捍卫了北京大批四合院、北京电影制片厂旧址、南京老城南、天津五大道小洋楼、常州近园、虎门靖远炮台等一大批重要文物古迹的安全，也使许多青铜器、瓷器等珍贵文物免遭走私、外流的命运。他七十年如一日，老而弥坚，为国家文物事业忘我奉献的事迹与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谨向谢老致以深切的敬意、哀思和怀念！
谢辰生先生的几件事
（节选）
孙守道曾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那是在江边孙、杨二人的合影，由谢辰生先生拍摄的。孙说二人站在那里，谢迟迟不按快门，问他何故，谢说远处有两只鹅正在游来，待进入画面时再拍。照片中果然是水中有两只游鹅，画面因此生动了许多。这是他最早和东北文物保护工作发生的一次关系。此后，谢辰生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那年他不到30岁，还是风华正茂的一名热血青年。
解放之初，文物盗掘成风，走私猖獗，破坏严重。“三反五反”运动中在一个古董商家里发现了一大堆碎石片，那是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帝后礼佛图被炸碎造成的石片。原来是美国人拍了照片，向古董商“定购”，要求他炸掉后粘好复原再运往美国。不料爆炸时炸得太碎无法复原，古董商只好按照片重新雕制了图面，冒充真品交付买家。那些石片当时就摆放在文化部大石作招待所。我们看到时触目惊心，心痛不已。卖出的这两幅石雕现陈列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郑振铎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个古董商得到了一件“蓝三彩”唐俑。那时以蓝釉为主色的唐三彩还很罕见，十分珍贵。郑振铎希望古董商能够留下，不卖出国，古董商索要六两黄金，郑没有这笔钱，眼睁睁看着珍贵的文物被走私出去了。这只是一两个例子。
因此，新中国的文物局一经成立，首先就是要制定一些文物法令，制止珍贵文物出口。20世纪5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文物法令中，许多法令文字出自谢辰生之手。这些政策法令立即起到了“关闭闸门”的作用，也为后来制定《文物保护法》奠定了基础。
我曾亲见辰生先生就文物保护政策对地方领导作的宣传。1953年春，辽阳棒台子发现了汉代壁画墓，辽阳市教育局局长田少伯批准五百名小学生进墓参观。壁画是直接画在石板壁上的，颜色还很鲜艳，加以地下潮湿，极易模糊脱落。墓室狭窄，几百人进墓必然会造成破坏。辽东省文物干部王金波举报了此事。
辽阳汉墓壁画是著名的古代文化遗产，文化部非常重视，遂派谢辰生到东北处理此事，并邀请常沙娜女士同来临摹壁画。沙娜是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在敦煌莫高窟临摹过壁画，这时刚从国外归来不久。东北文物处派李文信先生和我陪同前往现场。这时田少伯已升任辽阳市副市长，谢辰生向他宣传文物政策。
1935年，常书鸿绘《沙娜像》
常沙娜
谢说国家建设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文物保护虽然占不了一个“重”字，却占了一个“急”字，发现了就要抢救、保护，否则就毁掉了，无法挽回，也不可再生。
他的这种论述是我第一次听说，十分新鲜，也深受教育。田少伯为此受了处分，以后即很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也学了一些文物知识。我们一起在辽阳工作了十几天，沙娜摹绘，辰生照相，李文信先生作观察记录，我负责墓室结构图的测绘。这次工作最后结集为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上的《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一文。
《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我去国家文物局看他，他谈了很多对“运动”的看法，对社会上破坏文物的现象非常气愤。不久，他字斟句酌地代拟了一份《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著名的1967年的158号中央文件。
姚远撰写的《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一书，是谢辰生一个人的文物保护史，也是他与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梁思成、夏鼐、谢稚柳、郑孝燮、宿白、徐苹芳、罗哲文、张忠培等共同守护文化遗产的记录。
当时文物工作无人管理，尽管局面很乱，这份文件还是对保护文物起到了作用。辽宁省物资厅的同志拿着文件主动来联系我们，我们在那里前后工作了几个月，抢救出的文物有西周的铜銮铃、战国时期的燕王职戈、上百尊明清时期的大小铜佛像以及大量的古代钱币等，总共装了二三十个麻袋。这份文件中在浊浪滚滚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次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告诉我，文物走私仍然很猖獗，破案率只有5%，就是说，如果破案五桩，就说明可能已经有95次走私出去了，相当愤慨与无奈。
我想起鲁迅先生曾为一位青年女医务工作者题词：“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呜呼噫嘻！”我们辛辛苦苦保护和抢救文物，竟然只是“救其孑遗”的“小补之哉”吗！
后来我请他把这几句写给我，他精神矍铄，小楷仍然清丽自然，十分悦目。傅熹年先生曾为辰生题写宋人诗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赞扬他保护文物的痴心和责任心。我戏说，后一句应改为“何日春风唤得回”，他也笑了。现在虽已是春风吹拂，但文物保护是要我们生生世世去坚守的。
“文革”结束后，文博界的一些老专家大都已是高年。尤其是几位从事书画研究和鉴定的老先生，他们阅历和经验丰富，有的本身就是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还是诗人。古代书画是传世文物中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全国各地博物馆所藏古代书画数量众多，精品不少，亟待鉴定。这是又一个要抢救的问题。
面对如此形势，谢辰生毅然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他组织了全国性的书画巡回鉴定组赴各地工作。
（1983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鉴定家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
这项工作进行了数年之久，参加者数十人，最后著录精品若干件，出版图录若干册，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浩大工程。同时，通过工作，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书画研究和鉴定工作人员。现在，几位老先生已先后谢世，健在者也已高龄。回顾这一段历史，更可认识到谢辰生高瞻远瞩。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谢辰生曾多次向中央领导写信，他的经历见证了新中国几十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的历程。近年他出版了几本著作，其中一本是《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辉煌壮丽，但严重破坏文物的事情也不少。谢辰生不断与破坏文物的行为作斗争，是一位坚强的斗士。他为我们作文物保护工作树立了一个典范。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他为榜样，作好文物工作、文物保护工作。
他为国家文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谨向谢老致以深切的敬意、哀思和怀念！
编辑：叶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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