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我的没有家学的艺术道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血脉，家风家教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养不教，父之过”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从《颜氏家训》到《傅雷家书》，无不体现家风家教的重要性。

父辈的言传身教，把善良宽厚、正直朴实的品格融入行动里，潜移默化中指引着孩子不断前行。他或许不高大，或许很平凡，可他的影响却是特殊而有力。

美术界有不少父辈教子有方的故事，美术报邀请了三位名家谈谈父亲的教育及对其的引导与影响。本期邀请到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博物馆群总馆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陈履生。

深厚的家学渊源是值得骄傲的，传承有序也是幸运和幸福的。可是，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无法选择父母和家庭，当然，能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确实非常重要。出生尽管不能决定一切，然而，如果让人们选择的话，大概率的都是选择优裕，谁想从小就受苦遭罪。作为艺术工作者的我，从我考上大学之后就非常羡慕那些大画家的子孙，如果换成我，我也感到骄傲。我也特别羡慕那几位父亲是本校老师的同学，从小就受熏陶。显然，他们的耳濡目染，完全不同于寒门。从基础到眼界，从知识到闻见，都远胜于像我这样的学子。人们常说的“亲传”，正是在家族的影响下而享受到祖荫的庇护。

陈履生与父母在1978年

我出生于小商家庭，父母开一家照相馆。父亲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母亲是文盲，家族中数代人都与书画无缘。直到我从县教育局拿到了南艺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爷爷才说了一句“我们家祖上也是教书的”。但“教书的”和“教书的”不一样，如同大学和小学的不同，祖上教书的估计是教我父亲的私塾先生这一层级。有一点可以肯定，家中没有一本藏书，也没有一张藏画，唯一的一套家谱后来还被一群“戴箍”的烧了。我从小到高中毕业也不知道什么是家学渊源，也没听过、见过什么大画家，乡贤中更没有什么书画能人。因为我出生在长江中的一个小岛上，那是个小县城，可那小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而能够说明进入到现代社会的就是街上那家属于自家的照相馆。我家的照相馆经历了从自然天光到灯光、玻璃版到胶片的历史变化和发展。可是，还没有等到从黑白到彩色的进步，就被扫地出门了。家父读书不多，印象中没看到他读什么书，家中也没有几本书，就是那几本发的语录。但他却知书达理，深晓读书的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字写得好坏。那时候，每年的毕业季，家父都背着那木质三脚架的木质相机到各中小学拍毕业照，所以，和那些中小学的校长们都很熟，也受人尊重。家乡过去很尊重手艺人，家中请来手艺人，不管是裁缝，还是瓦匠、木匠，都是大事。那时候的毕业照上都有一行字——某某中（小）学某年某届毕业生合影。每逢要在上面写字，家父都有点尴尬；家父的字拿不出手，也不勉力为之，因为他懂得基本的尊重，所以，总是请刻字店的师傅写，而刻字店师傅的字可以说是当地写得最好的。那时候我也是非常佩服，因为写的是反字，感觉很神奇。

陈履生父亲

后来，当我上学以后，父亲就特别要求我与几个兄弟写好字，说“字的好坏如同人的衣装”，他一直希望如果有一个儿子能把字写好，那以后就不需要求人。出于这样的目的，父亲首先要我练习美术字，什么仿宋、老宋、黑体之类，横平竖直，用尺子比划。可能现在很少听说习字先从美术字起家的，稍懂一点的都知从颜柳正楷入手，或进一个书法班随老师学习。记得学习美术字不久已兴趣索然，辜负了父亲的希望。实际上那时还很小，既没有生活的经历，也根本理解不了父亲的用意。等到家谱被烧了以后，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意想不到变化，失落感使得似乎还没有到应该考虑前程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向。像我这样的家中，长辈们几乎都有一点“政治问题”，如此的家庭出身，唯一只能靠手艺吃饭。家乡有一句俗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许给予了我始初的启发。家父就是拍照的手艺人，虽然整天都在照相机身边，好像也没有关联到“摄影艺术”，而那时候的“艺术”往往是照相馆中肖像照的天敌，来拍照的人十有九都要求脸部不能有阴影，所以，打光要平淡。这在今天来看，平淡无奇就是审美的要点。

陈履生学书学画的地方，他正是从这里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

还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练习毛笔字，不过已经有了一点自觉。因为很多地点、很多场合有用。在那个时代，宣传很重要，因此，写字就重要。其间，父亲的督促是关键。还是出于基本的功用目的，手艺人就是这样从实用的角度来谈手艺，因此，开始练习隶书和新魏体。显然，新魏体比较适宜照片上题字，它没有美术字的古板，却有手写的变化。可是，父亲不喜欢隶书，尽管在我的各种的书写中，隶书占多数。父亲不喜欢的原因是隶书笔画的程式化，他说是“翘手浪脚”。所以，在他的面前尽量不出现隶书。再后来开始学画，父亲基本上就不加评论和指点，可是，不时的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凭他摄影师的眼力和眼光，大致的判断还是不出左右。等到1978年从镇江高考回来，告知他考试中的写生，是画说不出名字的花卉，他根据我叙述的形象，准确地说是“夹竹桃”，然而，家中小花园中却没有。为此，他专门从外地买了一棵夹竹桃，可能他以为此后要不断画夹竹桃。实际上自考试之后到现在就再也没有画过夹竹桃。等到进入到专业学习的轨道，父亲基本上就是一位旁观者，只是在欣赏儿子进步的眼神中表现出了满足感。而我的专业发展则完全是在自我的范围内，学什么、做什么，都是听之任之。尤其是当我从绘画转向史论，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不是不想管，而是自知管不了。后来的很多年，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画画了”，可惜我当年画画的勤奋和付出。他的专业精神和专业态度一直是我的榜样，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而他的自知之明也对我有启发。

父亲在陈履生创办的油灯博物馆

现在回头来看，像我这样，尽管缺少家学渊源有天生的不足，可是，却避免了社会对于名门之后的严苛要求，也没有在家学中的亦步亦趋。虽然家父没有具体的一笔一划的专业辅导，也没有在笔墨上的指指点点，更没有来自家学的规矩法度的束缚，这就形成了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认知方面。如此来论名门之后，又有另外的难处。像我这样，避免了儿时学钢琴的打，学小提琴的骂，也避免了学书学画的耳提面命，应该是另外一种幸运。虽然艺术专业学习中的家学和家教固然很重要，但也未必。虽然历史上有不少父子画家，也有不少有家学承传的名家，但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而真正名家后人获得超于长辈成就的却是极少，多数仅是因为家学的原因而能优先进入到书画的专业之中。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是潘公凯或李小可，那将会是怎样的艺术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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