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全形拓本将齐聚亮相上博
金石是中国历史中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之一，记录有大量珍贵史料。传拓作为一项古老的技艺，用中国最传统的书写工具——宣纸和墨，记录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与艺术。
金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金亦称吉金，指古代铜器；石又称乐石，指碑碣石刻。从先秦时期开始，金石就记录有大量珍贵史料。为更高效的保存、研习、传播其中的内容，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演化出了一种简便高效的“复印”技术——传拓技艺。
传拓是将纸张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拓手法，使器物图形、纹饰、铭文等内容忠实复印到纸上的技法。金石传拓适用范围大到摩崖造像，小如甲骨印章，从早期单纯作为“复印”的实用技艺，逐渐演化成集金石、绘画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门类，直至当下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活跃于考古、文博等领域，为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博物馆收藏历代金石拓本，其中不乏精稀之品与名家鉴藏之作。自建馆以来，将传统的金石传拓技艺应用于青铜器、古文字等专业，运用大量拓片资料，既是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的传统，也是展览陈列中展示文物的重要手段。
7月7日起，上海博物馆将推出“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特展。此次展览将以传拓技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和变通为主题，分为“文化传承的实用技艺”，“拓墨入画的艺术表现”和“金石传拓的传承保护”三部分，以上海博物馆藏品为主要内容，同时借展上海图书馆文物6件（分3件组），共展出37件组文物。
其中“青铜器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三件馆藏全形拓本齐聚亮相；我国已出土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之一亦将与观众见面；更有部分珍稀拓本作品将与馆藏原器对照展出，为观众带来墨影与吉金的视觉碰撞，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技艺的魅力。
据悉展览将展至10月8日。
部分重要展品
椭升
秦（公元前221年—前207年）
上海博物馆藏
椭升和方升一样为秦时期测量容积的器具，为传世之器。椭升外壁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和秦二世诏书。通过传拓将原本立体的椭升内容平面化，外壁诏书分左右两边展开，秦二世诏书最后一列文字分底施拓。
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拓本（局部）
北宋 （960—1127年）
上海博物馆藏
原碑由沙门怀仁历时二十余年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672）刻制成行书的碑文。立于长安弘福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本册共计25开，系宋内府之物，累经历代众多名家寓目品题。
毛公鼎全形拓
清（1644—1911年）
上海博物馆藏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是我国现存商周两代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拓本毛公鼎的器身采用陈介祺代表性的全形拓分纸拓法，器身各部位分纸分次拓成，毛公鼎一足在前，足腿根部与器腹部有重叠痕迹。在装裱时将各部位拓片依据草图拼为完整的图形，拓工精湛。
司母戊方鼎拓本
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
上海博物馆藏
司母戊方鼎（亦称后母戊方鼎）为商代晚期青铜器，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是我国已出土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拓本中间为方鼎正面全形， 鼎口上方为器内壁铸铭“司母戊”拓片，右上为题耑“安阳大鼎”，下为题跋，题跋末钤“中博”印，拓本左下近鼎足处钤“国立中央博物院藏”印。拓本有拼接痕迹，采用分纸拓法。
小臣方卣
商代晚期（前13世纪—前11世纪初）
上海博物馆藏
吴大澂 愙斋集古图（局部）
清（1644—1911年）
上海博物馆藏
《愙斋集古图》以绘画与墨拓的形式构成，共有两卷。愙斋为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的斋号。卷后所附长卷，汇集了吴氏所藏金石文物的全形拓与铭文拓片，并有吴大澂考释题记，备览器形、纹饰及铭文，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愙斋集古图》中小臣方卣拓片呈现器、盖分开状，分别采用整纸全形拓技法。
竟宁元年雁足灯
西汉竟宁元年（前33年）
李荫轩先生 邱辉女士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
六舟拓 陈庚绘 剔灯图
清（1644—1911年）
上海图书馆藏
整器由灯盘、雁足、不规则形底座组成。从灯盘外底铭可知此灯制造于竟宁元年（前33年），为皇后之宫所有。清道光年间，藏家程洪溥多次邀请僧人六舟——全形拓技艺发展中的代表人物，为其千余件青铜器传拓。久负盛名的《剔灯图》便诞生于此期间。卷中央为全形拓，一倒一正并置。倒立的灯身上有缩小化的六舟小像，俯身于灯盘底部剔洗铭文。正立灯身上六舟小像站于灯足上作摩挲状。本次《剔灯图》以高清照片形式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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