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向党 初心永挚】迁汉建院 励精图治 锻造中南医疗砥柱的同济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包括豫、鄂、湘、赣、粤、桂6省在内的中南地区，人口一亿四千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区域，但中南地区与华东地区卫生事业、人才技术力量对比极不平衡，医疗卫生条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而同济医院，从建院起就保持着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临床技术水平，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当时已是全上海实力最强的医院，“北协和、南同济”驰名中外。
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国家政务院提出，中南地区亟需这样顶级水平的医院，来担负起医疗卫生建设的重任。
上海“最硬的鳞”几乎全员来汉
1950年4月，时任华东教育部副部长的唐守愚到同济大学宣布党中央决定：同济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往武汉。
这一消息即刻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领导层意见不一，很多教授也不支持搬迁，还有部分教授联名给中央写信，申诉同济不宜搬迁的理由。
同济迁汉问题的相关函件、报告及会议资料
“大多数教职员工不理解决定的目的和意义。”据《武汉文史资料》记载，时任同济医院院长（也是同济迁汉后的第一任院长）、我国社会医学奠基人林竟成教授回忆，在学校召开的讨论会上，辩论激烈。不少人担心，同济大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建成理工医法文兼有的综合性大学，因医学院分离，整体性会遭到损害；有的对武汉的生活、气候有顾虑；有的则反映了很多具体困难，如夫妻在不同医院工作，迁汉势必造成两地分居；特别是一些知名教授，在上海多家医院兼职主任，有的有自己的诊所，迁汉意味着要放弃上海舒适的生活。
“迁汉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会让学校和医院有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林竟成和几位持相同主张的教授写了一封建议书，联名支持党中央的决定。
“这是湖北省几千万人民的医疗卫生需要。”当时已经是上海名医的妇产科专家金问淇教授，带头报名要求来汉。他关掉在上海开的诊所，投入到迁汉筹备工作中，还积极做其他同事的动员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妇产科自愿迁汉的医护人员比例成为全院第一。他本人也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济医院迁汉的实质是技术人才的迁移。”1950年—1955年间，教育部、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强调：“离开专家、教授和全体医疗、教学技术人员的迁移这个前提，迁校建院就失去了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外科之父”裘法祖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写道：“同济医院整体迁武汉的消息传来，全院哗然。我的德国妻子已习惯上海生活，也不愿意迁到环境迥然不同于上海的武汉。”
裘法祖只好先将妻子独自留在上海。当时，裘法祖不仅是同济外科主任，还身兼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系统外科教研室主任、上海第六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卫生局顾问、《大众医学》主编等数职，即便不来武汉，在上海也能过得很好。
但他深知，同济迁汉肩负新中国布局医疗卫生版图的重任，仅有医院物资的转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迁校。在上海、武汉两地奔走4年后，妻子不忍心看他如此辛苦，终于愿意来汉。裘法祖立即辞去了上海所有的兼职，全身心投入到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教学和医疗工作中。
1951年，同济大学医学院迁来汉口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改称“中南同济医学院”。1954年11月，同济医院迁汉人员名单正式公布。在大批党员领导干部、专家教授们的积极响应和带领下，共计220余人跟随医院迁汉。其中，正、副教授21人，讲师、助教100余人，护士、医技人员60余人，行政技术工人40余人……正教授中，除耳鼻喉科专家李宝实、骨科专家屠开元经中央卫生部批准调任军队医院任职外，其他全部来汉。
1955年同济医院迁汉人员名录
1955年的春节刚过，同济医院迁汉职工及家属数百人便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程，3月底所有人员全部抵汉。5月，医院开幕。同年，中南同济医学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同济医院更名为“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56年建立党总支，1965年成立医院党委。
1955年3月，同济医院部分职工
从上海乘船赴汉途中
1955年5月，长江日报和中南同济医学院院报
刊发同济医院（中南同济医学院第二医院）
开幕相关消息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如今，驶过汉口解放大道繁华的商业区，同济医院的几栋高楼，十分显眼。如果站在高处俯瞰，可完整看到一片形似飞机的建筑群，这就是曾被誉为“东亚第一楼”的老住院部。这幢建于同济迁汉元年的“飞机楼”，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冯纪忠院士设计。每翼均为病房，共计16个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安排为诊断、治疗科室，既保持与病区之间联系方便，便于接送病人，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穿越带来的交叉感染。
同济医院“飞机楼”原型图纸
据保存至今的《施工日志》记载，冯纪忠院士多次提到，“林竟成是个责任心极强的好院长，医院建造过程中，他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了，建成新医院他是有很大功劳的”。
同济医院建设期间林竟成院长的工作日志
同济医院建设期间沪汉两地往来电报
同济迁汉新院选址汉口华商跑马场一角，落成前，这里是一块荒地，资金也不充裕。但林竟成要求不能降低建筑标准，以免留下后患。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新医院使用的建筑材料、购置的设备都是当时一流的，上海产的钢窗、进口电梯、全病区统一供暖设施、手术室与婴儿室的制冷设备、病区浴室……这些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设置，在当时都称得上“豪华”。
竣工于1954年4月的同济医院住院部
“飞机楼”俯瞰图，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
科研条件更加艰苦。1972年，同济医院成立腹部外科研究所（器官移植研究所前身），我国器官移植拓荒者、中共党员夏穗生教授任肝移植小组长。当时买不起能延长缺血肝存活时间的保存液，夏穗生就参照国外保存液的成分，带着大家和免疫教研组、同位素教研组协作，自制保存液；手术中没有心电监护装置，就将中心静脉压力表固定在输液架上，接上试管，进行人工监测。手术后实验狗的肝功能尚未恢复，如果不尽快回温，容易产生并发症，只有在18℃到25℃时，才有利于狗快速清醒。武汉的冬天常在0℃徘徊，手术室没有空调，他们只能生煤炉给狗取暖。
很多研发成果都来之不易。上世纪60年代末，著名内科学家邵丙扬教授筹建血液病学实验室。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科学的数据，没有正常值标本，他和实验室同事轮流抽自身的血液用于比对凝血时间。外科研究室蔡红娇教授研发体外培育牛黄实验，为了尽量减少研究费用开支，她用猪胆自己提炼，每周都要抽出两天赶到20公里外的一家屠宰场，取20—30斤猪胆。
邵丙扬抽血进行凝血比对
同济提出的很多理念、制度都对武汉医疗界影响至深。邵丙扬建立起内科学的医疗、教学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诸如定期疑难病例讨论、出院病人讨论会，并提倡各科联合查房和前、后期共同查房，以及死亡原因未明的患者病理尸检讨论会等等，至今仍在沿用。
曾在德国留学行医的裘法祖则带回了“专科”概念。解放初期，武汉的外科仅限于做阑尾炎等一些小手术，而在德国就担任了外科主任的裘法祖从头到脚都能开刀。他还率先提出把大外科分为普通外科、骨科、胸心外科等。
上世纪60年代初，同济医院安排张青萍等同志，组建起湖北省最早的医用超声诊断室，并首次将工业用A型超声用于临床诊断，后将超声诊断广泛应用于肝、胆、心脏及妇产科；70年代后，又在全国率先将超声心动图用于诊断肺心病。张青萍作为中共党员，是湖北省乃至国内超声影像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先后取得多项超声诊断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成果。
1962年第一台ABp超声仪用于临床
随着同济医院各个科室逐步建立完善，医院门诊量在1960年达到17.7万人次，1965年增至52.4万人次，1976年增加至70.5万人次。
将他乡耕耘成故乡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依赖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进步。对同济医院来说，“医疗、教学、科研、培干、公共卫生”是迁汉后的五大任务，“中心、示范、辐射”是医院的三大功能。
同济人建立标准、发展新技术，为地区和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腾飞贡献力量。迁汉前后，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参与组建武汉市各级医疗机构，如创建武汉市传染病院、武汉市结核病院、梨园医院、武汉儿童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1952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1958年在国内首创汉防已甲素治疗高血压，1972年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方法诊断、治疗先天性巨结肠症，1975年在全国率先将激光应用于临床……世界第一例母体活体供脾移植在这里取得成功，亚太地区第一例胰、肾联合移植在这里完成，亚洲第一例腹部多器官整体移植在这里进行，国内第一例背驼式肝移植在这里实施，国内第一例输卵管内配子移植婴儿在这里诞生，国内最低龄心脏移植康复出院……
市结核病医院与同济医院的合作协定书
1977年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等教授
成功完成肝移植手术，并向全国科学大会报捷
同济人下沉优质医疗资源，造福基层百姓。上世纪60年代初，在裘法祖、夏穗生、吴在德等党员专家带领下，同济组建“血吸虫病手术医疗队”，先后派出几十批医务工作者分赴枝江、阳新、汉南等重疫区，培养农村医生开展脾切除手术，治疗晚期血吸虫大肚子病人，一年内全省外科便有150名外科医生能独立开脾。1966年，同济外科在全国率先开展“二减一保”（减少病人痛苦、减轻病人和国家负担，保证医疗质量），为现在的“加速康复外科”观念打下基础。那时病人来医院做一个胃大部切除手术，费用在100元左右，很多农民做不起，遇到这种情况，吴在德就将教室改成个简易手术室做手术，这样只需要50元钱。进入新世纪，同济医院通过打造城市医院联盟、推动医院托管、落实对口支援、远程医疗等方式推进医联体建设，扩大辐射范围，带动省内、中南、乃至全国基层医院不断发展。
裘法祖为血吸虫病患儿做检查
同济人坚守职责使命，一心赴救，深耕家国情怀。从抗美援朝到投身血防，从抗震救灾到抗洪抢险，都能看到同济人的身影。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同济人“不计报酬，无论生死”逆行而上，在华中科技大学和同济医院党委带领下，率先成立发热门诊临时党支部，率先主动请缨将2个分院区开辟为重症救治主战场。党员职工冲锋在前，6200名医务人员持续奋战三个多月。同济医院拿出全部家底，接诊了最多的发热病人，开放了最多的床位，收治了最多的重症患者，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2020年2月，同济医院临时党支部成员代表
在重症救治战场庄严宣誓
1985年7月，武汉医学院改称“同济医科大学”，医院名相应改称“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1993年，同济医院被卫生部批准为湖北省首家国家三级甲等医院；1999年，被卫生部评为全国百佳医院。
2000年5月，随着华中科技大学的组建，医院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近年来，同济医院服务病人数不断刷新荆楚医疗史，连续20多年保持湖北省第一，连续16年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先后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光荣称号，被评为“中国十大名牌医院”，全国综合医院排行榜连续11年位列华中第一，“医患双满意”总分排名全国第一。
1955年至今，66年时间，同济人秉承“胸怀全局、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护佑生命”的迁汉精神，扎根中南，从无到有，将医院建成了湖北武汉乃至中南地区的医疗技术高地。
66年时间，武汉市从当年不到2000张床位，已发展为“中部医都”，正在向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中心迈进。
同济医院的迁汉史，是湖北武汉医疗卫生事业变迁与振兴的缩影，也是一部同济医院为中南地区发展建设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时空交响曲。她于中国医疗卫生界的标杆意义，是多元而鲜明的。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发展蓝图已经展开。
同济医院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励精图治，不懈奋斗，在创建国际一流医院道路上迈开坚实步伐，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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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文字来源于长江日报
编辑｜鲍捷
策划｜蔡雄、蔡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