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归来》全目录+单篇导读（第三期）
《马克思归来》微店有售！！！
马克思归来（上下册）
Marx is Back
[瑞典 ] 福克斯（Christian Fuchs）
[加] 莫斯可（Vincent Mosco） 主编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
由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和莫斯可（Vincent Mosco）主编、传播驿站工作坊译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批判传播学文集《马克思归来》（Marx is Back）现已面世。
《马
克思归来》文集为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学刊于2012年出版的特刊，聚焦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回归对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意
义，体现了批判学者通过重读马克思来重新武器武装自己，以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再出发的努力。
自6月初新书预告至今，我们收到了多位读者的留
言，询问新书详情，以及发售信息。在此，感谢关注本书的读者。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周的时间与读者分享收录于《马克思归来》的论文目录，以及每一篇文章的
导读或摘要部分。“导读”均为译者撰写，“摘要”为作者撰写，以帮助读者厘清论文主旨。
本次微信推送第二期内容。
全书目录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赵月枝）
导论：马克思归来
第一篇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作为斗争场所的文化工作：自由撰稿人与剥削
理解资本积累：马克思之原始积累理论在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相关性
如何以更少的异化创造更多的剥削？
反商品化
“传播工具即生产工具”新论
资本的传播：数字媒体与加速逻辑
传播与符号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下的马克思传播理论再思考
网络的盲点：排斥、剥削与马克思过程关系本体论
关于还在进行的商品化过程笔记：从受众商品到社会工厂
因特网和“无摩擦的资本主义”
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篇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
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第三篇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工人调查表2.0”：社交媒介语境下生产性使用研究的民族志方法
技术的牧领权力：反思数字文化中的异化
第四篇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与社会斗争
社交媒体、中介性与阿拉伯革命
21世纪社会主义：打造国家，推进革命
马克思的“可替代性”概念之更新
马克思回来了！但是到底是哪个马克思？知识劳工抑或媒体实践？
学术出版的封闭与异化：学术工作者的训诫
资本主义隐私权问题与替代性社交网站Diaspora
马克思的记者生涯：重温言论自由的辩论
附录
对“马克思归来”的再思考——第一期“传播驿站”工作坊综述
“传播驿站”：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长笔记（代序）
论文导读
批判转型中的马克思理论：阿根廷传媒民主化，新自由主义之后
卡斯塔尼奥（Pablo Castango）
萧肇君（译），吴畅畅（校）
［摘要］本文认为，若要推进社会主义的解放志业，就得深入调查党政干部队伍（political cadres）究竟怎么隐匿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灾难效应，并将公民与劳动者的诸般需求，纳入其调控规约，或甚至是其移花接木的算计之中。若要研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我们必须分析政治及媒体的相互构成关系。为理解阿根廷总体政策意识形态变迁，作者以“媒介立法”为切点，对于军人集团独裁统治时期（1976—1983）下新媒体法的公告施行、民主及新自由政府任内（1989—1999）对新媒体法的修正，还有，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政府（2007—）在2009年针对媒体民主化（media democratization）所批准的新法，分别分析。透过将政策予以脉络化，他并进一步指出推翻威权，并不代表媒体与社会改革已尽全功，而当代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如果未能正视国家霸权及资本主义仍在跨国资本全球部署的基础上持续再生产，其进步性有待检证。从此角度视之，吾人在各别社会中所面对的难题，其实有其人类共同命运的性质，并足见，以世界为范畴、透过非主流理论视角搜集暨评析相关经验资料，有其益处。至于，如何将这些体会转化为对政策与环境的思索与实践，仍有待有识有志之士，一同努力了。
［关键词］批判政治经济学、全球危机、霸权、媒体政策、马克思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populism）、基什内尔路线（Kirchnerismo）
失踪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位置及传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位置
艾尔番•埃尔多甘（Irfan Erdogan）
冯若谷（译），朱清河、范松楠（校）
［导读］本文采取量化研究方法，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对“马克思”一词的使用状况进行抽样分析，研究发现，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正有意或者无意地避开马克思所关心的关键议题，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扭曲，甚至彻底违背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主要观点。此外，本文做了大量扎实、细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多部著作的详实梳理，分析了马克思对于传播问题的相关论述。这些真知灼见虽然散落在不同的著作和章节之中，但其对于传播历史、现状和本质的理解和判断，不仅仅是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更包含了对于当下传播世界的深刻洞见。可以说，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于“马克思并不关注传播”的有力回击，更是一次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重新发现。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为：（1）通过调查学术出版物中学术研究的特点来检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导思想的理论主张论述；（2）通过再现和评估马克思有关传播方面的著作以证明马克思不关心传播这一论断的错误。本文结合了质化和量化两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包括两部分研究总体并采用多重抽样。其一，传播学期刊收录的论文。这些期刊均被汤姆森路透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引用。其二，马克思关于传播的所有论述。研究发现表明（1）这些论文大都是对于统治阶级利益有助益的；（2）它们大都排除了马克思以及很大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关乎统治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模式以及在传播和社会中的交往关系；（3）大多数另类的研究方案都是被控制的路径选择，这些方案明显地或隐秘地违背了马克思的方法和解释在马克思对传播的兴趣问题上，与那些认为他对传播没有或很少有兴趣的判断不同，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传播的非常宝贵的解释。因此，如果想要了解传播在社会和社会变迁中的本质和功能，传播学者应当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给予密切的关注。
［关键词］传播研究，传播理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传播学期刊
迈向马克思主义的网络研究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
蔡蕙如（译），吴畅畅（校）
［导读］在本文发表前，有关网络的“批判”研究或“批判”网络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本文诚属第一篇系统性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厘清所有相关“批判的”网络研究对批判认识的不足，意即没有正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研究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对目前从事或准备投入批判网络研究的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过去十多年来网络普及程度与变化程度甚快（例：速度、形式网页、部落客、社交媒体），一直以来，比较多的批判性研究着重关注某些问题现象，并且经验性地诠释“新现象”的意涵，这反映在本文所提及的“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何谓批判”和“从规范的程序来理解批判”两种长久以来辩论中。就我的理解，即使前者的“批判网络研究”解释了经验层次上的某些看似不平等或解放的现象，但根本上缺乏宰制结构的系统性分析，所以在研究过程其立论是：潜在（或无意识地）肯定主流因特网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即是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核心概念：阶级、剩余价值、剥削、商品化等。所以很轻易地，我们只看到研究问题的表面，而无法提出根本的问题（或解答）。我认为在网络研究里，尤其容易遇到这种状况，这是因为我们在做网络研究时，将其场域特殊化之故。此外，本文的分析与厘清，对我们理解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关于网络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间所体现的“批判”背后指涉的意涵，有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批判的网络研究，批判的网络文化研究，网络批判理论，批判的网络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马克思回来了
谁在那里说新自由主义?
——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于媒体与传播研究的用途及其限制
克里斯蒂安•加兰（Christian Garland）
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
蔡蕙如（译），殷鹏、吴畅畅（校）
［导读］这篇文章主要谈及“新自由主义”在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的使用与限制，作者认为转变（批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是“多元文化论者”击败了昔日的对手“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脉络就是我们以往所理解的“文化研究vs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vs马克思主义”脉络，这个“对立”情形至今是否存在?有因为近年“反资本主义”风潮而有所改变吗?然而，对台湾而言，大部分的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同样也是以“新自由主义”作为背景和基础（包括我自己的硕士论文也是），若随机抽样几篇看其内文，鲜少提及“资本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原因很多，也一定和英国批判传媒研究方向有高度的正相关（但不见得也是文化研究vs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脉络）。因此，借着翻译这篇文章的过程，同时自我反省，我们在选择“批判”的立场时，是否忽略了什么关键之处？
谈及窃听案的部分，可以理解作者提及的默多克派和反默多克派（以BBC和卫报为首）之间的斗争，文中所提的BBC和卫报“本质”（认为基本上还是为“另一边”的利益阶级服务），倒是和我们在台湾地区的认知有段距离。例如:“……若将这个视野用于媒体与文化工业，那么，攻击新自由主义虽然值得称许，但它将当前版本的‘公共服务’广电当作堡垒，用以对抗商业主义，往往是有问题的。”（页414）或是“……别忘记默多克是被更具权力的同盟所击败，该联盟包括英国里的反默多克派系和非默多克的媒体—例如BBC和卫报。”
由于台湾地区的批判传媒研究往往视BBC和卫报为“良好媒体”的典范，BBC的公共广电性质更是台湾批判研究与媒体改革的终极目标，但鲜少谈及它背后的意识形态，当然这还是和第一个问题相扣连，因此也让我思考这个“引进”的过程，是否遗漏了什么？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问，台湾的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运动未来的方向会在那里?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批判媒体与传播研究，窃听门
论今日资本主义之“酷”
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
王慧（译），金苗、张志华（校）
［导读］本文探讨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传播研究领域中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和解问题。文章追溯了这两种传统是如何相分离的，一方面是单向度的、消费主义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则是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受到指责，认为其所持的意识形态概念过于简单并且有误。本文认为意识形态是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驱使的扭曲的传播，并勾勒出一种文化分析的多维模式，该模式能用以说明在传播与文化的流通过程中的生产、消费与文本意义诸环节。
依据该分析框架，此论文旨在解释新自由资本主义在近代是如何已经构筑可恢复的合乎大众的合法性，这种合理性超出管理意识形态、宣传本质和日常生活的常识，尽管严重的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生态环境日趋严峻，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文中主关键词——“酷”不仅仅是关于美国黑人文化，如今它更得到全球化的体现，而“酷资本主义”理论的关键是“酷”的理念要贯穿政治疆域，将表示不满态度的符号融入资本主义本身，文中更是以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为研究对象，以酷资本主义理论通过以苹果这一“酷”公司来概述与阐明。
［关键词］多用途移动通讯设备，资本主义，酷，文化分析，扭曲的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意识形态，多维分析，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
辩证法与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布莱斯•尼克松（Brice Nixon）
张韵（译），吴畅畅、殷鹏（校）
［摘要］本文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性质（quality）是由其批判方法所决定的。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定义被认为并且表现为：注重的是具体的理论旨趣，而不仅仅是其方法。这里所讨论的是作为人类理性生产知识的途径的方法。对马克思而言，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因此本文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探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涉及从马克思到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论思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在于，它补充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的不足。斯迈思（Dallas Smythe）的受众劳工理论，是本文一个有益的起点，我将概述这一个观点在与其他批判学者的媒介与文化理论的融合过程中的潜在发展。
［关键词］批判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文化，意识，马克思，斯迈思
作为意识形态的女权主义
——萨拉•佩林的反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米歇尔•罗迪诺科罗奇诺（Michelle Rodino-Colocino）
何明燊（译），左志（校）
［摘要］本文要点有三：批判地利用马恩著作来描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要旨；论证莎拉•佩林所谓的女权属于马恩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表明意识形态批判是研究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重要学术工作。正如结论所示，这一学术工作应指导学者的政治活动。
［关键词］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女性主义，父权制度，堕胎，马克思，莎拉•佩林，政治运动，美国总统大选
作为意识形态和生产交换的系统性宣传
杰拉尔德•苏斯曼（Gerald Sussman）
戴瑜慧（译），吴畅畅（校）
［导读］作者曾在菲律宾待过9年，深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三座大山的交叉压迫，并致力于跨学科研究，以纵横都市研究、传播研究与意识形态研究进行拆解。其博士论文即以菲律宾电信制度的转变为题，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communication Transfer:Transnationalizing the New Philippine Information Order，1983。
除了第三世界研究之外，作者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行分析。此篇文章即为作者近年主要研究主题——Propaganda State的一部分。2011年主编The Propaganda Society:Promotional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Global Context，以及2010年主编Branding Democracy:U.S. Regime Change in PostSoviet Eastern Europe。上述研究对象以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透过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时考察，方能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脉络性的体检，这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析方法。
作者历史性的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去工业化、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以及新自由主义兴起历经的变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心已从制造业移向服务业，此番转型使推销与宣传上升为生产的核心要素，转向以推销为核心的经济形态（promotional economy）。
过去35年，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营销经济的崛起，销售成为最主要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销售的内容包罗万象，从可见的商品到抽象的公共政策。营销经济的崛起非但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剥削与异化的讨论过时，相反，营销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反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全球经济的中心。“剥削的深化”体现在正式与非正式劳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面临持续瓦解的趋势。
同时，营销经济强调从“宣传”到“系统性宣传”的转变。宣传（propaganda）是指为了国家或企业的利益，将设计过的文本内容，以各种媒体形式，如声音、影像、印刷制品等进行宣传。系统性宣传（systemic propaganda）则是指推销行为在全社会领域的扩大渗透，包括：国内与国际事务、政策推广、对各种商品、服务乃至社会机构的宣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利用社会心理学的诱因让人们自我商品化（例如对符号、标志、消费习惯、商品文化的认同采用），以及甘于在非正式劳动状态下，为商家在产品制造过程中自愿提供免费或廉价劳动力的“产消合一者”（prosumer）。
流通领域成为财富制造的最重要环节。在营销经济时代，生产的重心集中在推动商品于海内外的营销以及透过监看搜集消费者的资料，保持商品宣传的火热。首先，在服务业领域的剥削不是去工业化，而是超级工业化。过去福特主义时代劳动者不需要肩负营销任务，拉抬业绩。但在营销经济模式下，资本增加了对劳动者的劳动要求，例如连锁店的柜台工作人员，被规定要向消费者反复诵念刺激销售的台词。同时出现“产消者”（Prosumer）这一新概念，旨在打造一批因为对商品产生心理认同，而愿意付出劳动的认同劳动力（identity labor）。
新自由主义的扩散以及数字传播的发展，使得消费者也越发被当作生产要素，整合进生产过程中。过往对劳动者的定义是创造交换价值，但在当代的营销经济体制下，不管是从中国的血汗工厂到美国的商品销售网点以及最后的消费行为，沿途都布满了各式对消费者的监看和交互式传播设计。
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将劳动从个人的工作范围一路延展到社会领域和私人生活，将整个社会转变为一个大的生产“工厂”，而消费行为也从个人行为扩张到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的组织性消费（Lazzarato 1996）。在营销经济时代，此刻更加清晰地显示出：劳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生产了整个国家的财富，据此也更有合法性要求拥有政治权力。
传播媒体虽能够襄助资本主义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异议者也同样可以运用传播科技进行对抗，瓦解资本主义的宰制，例如维基解密将政府刻意隐藏的信息曝光于世、大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日益蓬勃的另类媒体发展、黑客以入侵对抗媒体垄断的财产权、反对广告运动、占领社交媒体等等各式媒体抵抗行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产消合一者，劳动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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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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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图书—
六点，在现代汉语表达方式中是省略号……，她象征着无限和绝对；
六点，时间上平分钟表盘，不偏不倚，蕴含“时中”之意；
六点，军事术语中即原点——思想的战场风雨变幻，我自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