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亚历山大的帝国召唤
亚历山大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并非取决于他永垂青史的成就，而是取决于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推动的一连串事件。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催化力量之一。
本文节选自《政治观念史稿·卷一：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沃格林 著， 段保良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2019年）第一部分“从亚历山大到阿克提乌姆战役”。
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全新八卷本）前五卷现已面市，后三卷即将出版，敬请期待。
随着马其顿的崛起，一个就其社会结构的性质而言代表希腊城邦之前时期的政治单元进入历史舞台。公元前4世纪，这个国家走出部族组织和原始君主制时代，一个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荷马史诗中反映的希腊社会状况的时代。积民［synecism，聚集散居的人民形成一个城邦］以前的英雄君主制元素，是使马其顿的军事组织能够成就希腊城邦所不适合的功业的因素之一。希腊与马其顿之间，尽管内部结构有巨大的差异，亚历山大的出现还是很容易被当成希腊历史的延续，故有必要强调这个新政权的异域性（strangeness）。就这个时代而言，尽管我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马其顿的崛起和亚历山大的帝国缔造仍是个谜。
阿尔特多费尔，伊苏斯之战（木板油画），约1529年
一 马其顿
关于马其顿人的身份，至今仍没有共识。目前理论界似乎认为，马其顿人作为一个民族，大概在种族上同希腊人相去不远，但从语言和文明来讲，他们却不是希腊人。能看到的那些希腊元素，基本上是由于贵族阶层的有效希腊化使然。非希腊的文明，尤其是在真正的希腊中早已绝迹的君主制度，是希腊城邦融入马其顿国家的巨大障碍。在整个亚历山大时代，马其顿人对希腊的霸权构造始终是一个问题。在科林斯同盟中，结盟的希腊城邦有其各自的代表，而马其顿国王担任盟主，是同盟军的统帅；但马其顿本身却不是该同盟的成员。类似的构造以前就被采用过，当时是圣战之后，福基斯人被逐出了德尔斐同盟（Delphic Amphictyony），他们的位置不是被马其顿所取代，而是被腓力个人所取代。该王室根据其家族神话的说法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是公认的希腊人。
不仅腓力和亚历山大具有无可置疑的伟大和干练，整个马其顿贵族也是如此，他们在亚历山大死后展示了他们作为王者的才具，有鉴于此，马其顿从原来相对隐微中骤然崛起，遭遇罗马后又消失于隐微，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无论是什么缓慢发生作用的因素，进入了使一国人民变成历史行动者的素来神秘的生长过程，关键节点是随着腓力二世的民族统一和军事组织而达到的。
促成其丰功伟业的环境是这样一种典型条件：王朝的内部斗争由于强硬人物的出现而幸运地结束；财富和人力不断增长；相对原始的君主制的惊人力量与上等社会阶层中更高级的希腊文明的精致文雅充分地融合；最后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腓力曾作为人质在忒拜度过他的青年时代，他在那里完全知晓了城邦世界的内部弱点，后来他能够凭借心理技能利用这种弱点，征服希腊诸邦。
腓力显然有能力重整马其顿骑兵，从土地贵族中募集兵员，通过“国王亲兵”（Companions of the King’s Person）的编制使之更紧密地隶属于个人，这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一个核心集团。其效果相当于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法国的贵族转化为宫廷贵族，并伴随着王国行政的统一化。此外，自由的小地主被编入所谓“步兵伙友”（Foot Companions）的步兵编队。这支“御林军”是民族的战争工具，采用了忒拜人和伊菲克拉底的职业军队发展出的最新战术；它不依赖单一兵种，而是以骑兵与步兵、轻装辅助部队与希腊海军的有效配合来作战。
这些关于军事技术的言谈并非就事而论，而是旨在表明马其顿的态度中特别现代主义和理性化的元素，在这方面或许可比之于日本人利用外来技术时表现出的意愿和能力。与更为保守的希腊战法相比，马其顿人的适应能力是他们具有更高的军事效率的原因之一；这种适应能力使亚历山大及其将领们能够成功地应付各种异乎寻常的战术问题，比如说围攻腓尼基人的海上要塞，以及［对付］波拉斯的象兵。
二 奥林匹亚斯:上帝之子
最后，需要说一下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亚斯。这位伊庇鲁斯的公主，为人强悍而放荡，耽于许多野蛮的宗教狂热。她是俄耳甫斯祭仪和狄奥尼索斯祭仪的新入门者，而且从普鲁塔克的叙述可知，她是蛇神祭仪的成员。她和腓力的关系以及亚历山大的诞生充满了传说。婚礼前夜，奥林匹亚斯被一道霹雳击中，后来有一次，腓力发现蛇神与她同床，这似乎冷却了他的爱情。腓力是否为亚历山大的生父是可疑的，就连腓力也感到怀疑；这种怀疑在前337年的危机中非同小可，这次危机导致亚历山大和奥林匹亚斯远走高飞，以及前336年腓力被刺杀。
前2世纪罗马皇帝卡拉卡拉纪念奥林匹亚斯的金币
这个传奇后来在神化亚历山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许多要素通过这个源流进入了与城邦格格不入的后希腊时代的历史。第一个活在人间的神出现了，创建了一个帝国。这与耶稣的神圣出身相似，而且看起来，天使报喜传说是最早几代基督徒对希腊罗马环境的迁就，他们注定要使“上帝的仆人”在这个以“上帝之子”思维的文明中显得更易接受。
三 征服
鉴于其前辈们的微末无闻，亚历山大的行动和观念引起众说纷纭的解释，并不令人惊讶。我们不能信奉其中任何一种解释；他既不是希腊年轻英雄的化身，也不是具有东方性情的专制者，甚至不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缔造者。他的特异品质在于他人格的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属于一个强有力的神秘人物，属于一个有能力把梦想变成现实的梦想家，属于一个处于自身时代两种文明之间的革命者。他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并非取决于他永垂青史的成就，而是取决于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推动的一连串事件。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催化力量之一。他的人格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被普鲁塔克记录在卡珊德（Cassander）的故事里，卡珊德在亚历山大死去很久以后还在世，当他自己是马其顿的国王时，他偶然在德尔斐神庙见到亚历山大的神像，吓得浑身直哆嗦，良久才从惊厥中慢慢恢复过来。
亚历山大没有任何一贯的政治观念体系。我们不知道他打算赋予他的帝国什么形式，因为当他去世时，军事征服仍在继续，其目标已变得模糊不清。那些征战，开始是一场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对波斯的战争，目标在于一劳永逸地扫除这个亚洲威胁。军事上的成功导致对波斯帝国的长久征服，深入其最偏远的疆域，进而深入印度；考虑到马其顿的军事机器的力量，进一步朝罗马和迦太基的方向征服也是可能的。但即使在马其顿人已实际取得的舞台上，这些征服的价值也已变得可疑。所达到的一种局面，在某些方面与蒙古人的征服达到极点的时候很相似，当时一种疑惑悄悄蔓延，所涉及的是诸多民族由一个中央政权统治，其目的何在。这种征服的技术绩效背后没有一个观念作为支撑，比如在后来蒙古人的案例中，征服所形成的单元——这个单元几乎称不上帝国——在征服动力的兴奋之情衰竭后，消解为许多较小的单元。那些被征服的人民，他们的文明大相径庭，没有被锻造成一个新的政治单元，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塔恩教授对亚历山大的帝国作了精彩的分析，他把这个最终的构造总结如下：
在埃及，亚历山大是独裁者，而且是神。在伊朗，他是独裁者，却不是神。在希腊城市，他是神，却不是独裁者。在马其顿，他不是独裁者，也不是神，而是类似于立宪国王，他的人民在他之上享有某些习惯性的权利。
塔恩教授所列举的国家只是几个主要单元。除此而外，还有塞浦路斯人，腓尼基人，小亚细亚诸神庙国家，吕底亚，巴比伦，卡利亚，旁遮普人，等等，每国人民都有其不同于其他人民的独特地位。
四 帝国统治权的要素
人类建立的秩序，没有哪个是恒久的，但是，至少有过许多尝试，要为军事行动吞并的帝国创造一个精神本体。必须被召唤的两个主要观念是帝国统治者的观念和帝国人民的观念。在这两个方面，亚历山大为后来数百年的继续建设奠定了基础。然而，亚历山大功绩的现实相干性却是历史学家争议的对象，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高估他的功绩，因为他们把希腊化时代晚期的王权观念投射到他的功绩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倾向于低估他的功绩，因为这些召唤只是暂时性的，还没有在当时的人们中间获得足够的信仰。正是这种局面，使亚历山大的召唤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观察一个正在形成的观念。
第一个争议围绕作为新帝国之统治者的神王的召唤展开。亚历山大的个人史提供了一连串近乎理想的要素，这些要素已进入神圣王权的观念和制度，尽管在他自己的案例中，这些要素并没有凝结成一个明确的召唤。亚历山大的神性所依托的最深厚基础由前述奥林匹亚斯的传奇以及蛇神或霹雳所象征。在许多原始文明中，蛇神是祖先托生为新生婴儿的象征。蛇神在亚历山大的传记中再次出现，传说亚历山大一行人在沙漠中迷路时，两条蛇带领这位国王到达太阳神的绿洲。这位蛇神，在托勒密家族统治时代被等同于塞拉庇斯神（God Sarapis），在埃及的希腊化王权中具有一种恒久的功能，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次遇到他，由于他致命的咬伤，克娄巴特拉避免了遭受罗马凯旋式的羞辱。在太阳神庙，亚历山大被祭司当作太阳神之子接待，就像埃及的所有统治者一样；他很可能完成了正式的太阳神祭礼，就是授权法老治理一切活物的祭礼。
Bust of Serapis
Roman copy after a Greek original from the 4th century BC
stored in the Serapaeum of Alexandria
尽管这种承认和授权当时在埃及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要素以及其他的要素，却被亚历山大的战争史官卡利斯特涅（Callisthenes）结合成神授王权的一个试探性的召唤。卡利斯特涅精心撰述了亚历山大访问太阳神绿洲的故事并断言，上帝实际上已宣布亚历山大不是腓力的儿子，而是上帝自己的儿子。卡利斯特涅还提出亚历山大之神性的进一步证明，尤其是提及亚历山大通过克莱马克斯山（Mount Climax）时海浪的俯伏敬拜（proskynesis）。
所谓俯伏敬拜就是在国王前俯伏敬拜，这个符号把一种波斯元素引入了画面。俯伏敬拜是一种宫廷礼仪，在波斯显然不意味着承认国王的神性，但希腊人却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的。亚历山大试图引入这一习俗，希望卡利斯特涅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但他经历了一件意外之事，表明要想创造一种新的帝国风习，时机尚未成熟。对于这个建议，马其顿人甚至没有表示抗议；他们只不过是一笑置之，而卡利斯特涅突然发现，亚洲人和希腊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习俗应该局限于前者。
卡利斯特涅对统治者的极力神化与据说他对僭主的唾弃，这种游移不定很好地证明知识人能做什么，也显示出有关希腊的情况。在希腊城邦里，人们出于法律的原因宣称亚历山大是宙斯之子，因为城邦政体并没有就国王法令做出规定；当国王法令由于政治原因而变得必要时，宣称亚历山大是上帝就是一种构造，容许发布国王命令，却不损害各种制度。然而，希腊城邦里的神化并不表明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亚历山大的神性，反而显示出旧有宗教秩序的解体，竟然到了没人关心霸主是否自称为神的地步。只有一些老派的马其顿人，比如安提帕特（Antipater），认为诸如此类的行动是渎神的。
五 和谐:帝国的人民
与帝国统治者相对应的，是帝国的人民。我们只有两三处由阿里安和普鲁塔克记述的贫乏的摘录，显示出亚历山大愿意违背希腊人关于希腊人与蛮族的观念。一处摘录把“上帝是所有人的共同父亲”这句名言记在他名下。另一处记述说，在俄匹斯（Opis）宴会上，他向诸神祈祷波斯人和马其顿人之间同心同德、和谐共处（homonoia kai koinonia）。homonoia［和谐］的概念尤其有意思，因为这个概念可以使我们测度观念的变迁。
在希腊时代，这个概念一般用于劝告城邦内的人们停止党争这一语境；它在否定的意义上表示不存在派系斗争。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我们看到这个概念具有一种扩大了的含义。伊索克拉底鼓吹“对蛮族作战，我们自己人和谐”（《泛希腊集会辞》第3节）。这个概念包括希腊世界。亚历山大的祈祷不仅把波斯人纳入和谐的范围，而且国王似乎给这个观念在他的帝国召唤中赋予一个新的功能。据厄腊托斯忒涅（Eratosthenes）所说：
亚历山大的观念或许不过是想使马其顿贵族和波斯贵族融为一体。然而，它标志着一个伟大发展过程的开端。homonoia成为希腊化世界和后来罗马世界（concordia）的基本的共同体概念，而且由于圣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成为民主的一个根本要素。无论基督教共同体观念已如何深透，同心（like-mindedness）的范畴是如何有效（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杜威的社会理论），我们都需面对亚历山大在俄匹斯的祈祷的效果。至于亚历山大的观念的另一个要素，国王作为harmostes［世界的协调者］的职能，我们会在以后讨论。
亚历山大强大得足以在物质上粉碎旧世界，但要在精神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却非亚历山大之力所能及。他征服了世界，但几乎没有触及人的灵魂。世界的视野突然被打开了，而人的灵魂如今必须得到改造，以适合于新的外部结构……
配图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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