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 石力月 | 传播、危机与转机
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 El Lissitzky, 1920
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与阶级斗争》（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这部批判传播学大型英文文集的《序言》中曾写道，历史上有些特定时刻，“特别青睐对现实的批判分析”1。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又进入了这样一个催生批判学术的历史契机，2而本书就是一部展示当代中外批判传播研究理论前沿和最新实证研究成果的论文集。从表面上看，本书缘起于几年前建立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过程中的两场学术会议。第一场为该中心的筹建作理论准备，它是2010年12月的“重构批判研究的理论视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国际研讨会。第二场是2011年5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会议暨“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大会。3不过，从更深的层面看，作为本书系中的第一部大型中文编著，它无疑是以上所指的更大历史契机下的批判传播学术产物之一，而这也是其所收录的这20篇论文选自但并不局限于这两场会议的原因。虽然这些论文所探讨的具体议题各不相同，但是，其背后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更宏观的历史转折背景。
如前所言，这个特别的历史契机便是，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既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内部，也存在于民族国家之间。因而，它不但使得支配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被全面检讨的可能，也使得批判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处理当代危机时有了被重新激活的可能。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早在2003年就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挫败而失去生命力。相反，它“继续提供对资本主义最全面的批判和对可行未来最令人信服的指导。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长寿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长寿”。4当然，布洛维也强调，正如资本主义在不断重建自己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坚持思想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学说，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因此，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用以处理其当下的问题。5
具体到新闻传播学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学科是在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背景下，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较量中发展的。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随后的“二战”，催生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播思想。战后美国的自由—多元主义“主导下的主流”传播学和“传播与发展”理论，则在以下学术政治议程中滥觞并很快建立起其主导“传统”的地位：对法兰克福学派有关“单向度的人”的批判，对该学派有关大众媒体可能隐含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担忧的不以为然，对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信心，以及冷战语境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对后殖民国家的意识形态争夺。1960年代的到来，尤其是1970年代初开始的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第三世界”的抗争，又催生了以激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批判传播学。此后，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在《传播理论史》一书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诸如“传播与发展”这个主流学术范式的先驱罗杰斯（Everett Rogers）也不得不承认，“主流典范的消失”和“激进派十年的攻坚起了作用”，从而致使代表主流的“这些传统再也没有正当性可言”。6需要强调的是，主流传播思想，包括1980年代以来隐含对批判传播思想进行反批判的信息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实际上也包含在资本主义的最新危机之中——它既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进程息息相关，又在意识形态上与其进一步互相促进。因而，在面对与处理当下的现实问题时，我们很难仅仅从其内部开掘出变革的可能。新闻传播学需要不断跳出既有的主流研究框架甚至学科本身，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检视这场当代危机中的种种传播实践及其与这场危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不但能够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而且可能将研究从所谓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路径之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树立起一种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7
正如2011年5月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会议征文启事以及本书系的总序言所指出的那样，批判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理论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导致马克思的幽灵再次游荡于世界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危机。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的眼里，“这毫无疑问地是所有危机之母”8，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深度卷入和信息传播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但使这场危机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也使信息传播领域显得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9同时，正如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所指出的那样，当下的危机孕育了至少一代人前所未见的争取世界向进步方向转型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对于这些可能性的实现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10
2008年后，在海内外围绕“中国崛起”这个主题的众声喧哗中，一些学者已经就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提出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1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198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引进和对“信息革命”的拥抱助推了对基于马列新闻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的传统党报理论范式的反思，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空前的繁荣，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甚至直到今天，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都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本土现实与全球现实以及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有世界视野和中国主体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做，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一个后果：“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12与此相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去历史化”趋势，而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也“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13在世界早已进入2008危机后的今天，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在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恰当的回应的同时，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量，本书试图重拾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及其危机的深刻洞见与远见，并在续接它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追索它与包括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在内的全球发展以及其中各种具体传播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连接，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也只有在此脉络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充分情境化地落地。当然，正如本书收录的文章所体现的那样，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需要放置于具体的历史变迁以及社会整体实践当中来理解。
此外，也正是出于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全球性和历史总体性以及汇聚全球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思想的考量，本书并不局限于收录中国学者的文章，而是通过同时收录一些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不同的面向对“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的总议题进行回应。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一方面，世界不同区域尤其是一些非欧美地区的传播实践使得我们的研究拥有一些共同的问题意识，它们并不是部分的简单加总，而是对现实的整体性的反映与观照，因而这种联系需要被明确地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情境的传播实践也无法孤立地放置于自身内部来看待和分析，而需要看到它与全球实践之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对自身进行准确地认知与判断。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走的不是“西方理论、本土实践”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老套路，而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14视野下的创新。作为在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一种糅合了后殖民批判理论的学术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秉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体性关注并把政治经济权力以及阶级、社会抗争等为作为最基础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中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维度来分析。这样，它就赋予了国家、民族、种族、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全球正义等议题更核心的地位。更具体地说，“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希望在关注源于西方的强势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过程与其他处于弱势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产生碰撞的历史过程中，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和南方国家的特殊性、现实多重性、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社会主体性等问题。”15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丹·席勒的说法：“分析与研究传播文化的合适单位应该是超民族、超国家（supranational）。”1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民族国家无论是之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还是作为社会抗争场域的重要地位。相反，通过把国内外批判学者的不同研究放在一个平面上，尤其通过展现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批判传播研究和有关印度、南美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批判传播研究，我们不但希望挑战传播学术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颇，而且为传播学术的在新历史语境下的再次马克思主义化开辟新的理论空间。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最新传播理论和研究路径的发展，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中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闻自由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方面的比较、“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下编首先从批判传播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进而对中外传播中的不平等、不同社会主体的抗争性传播，以及阶级、性别和城乡分野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视域。最后，通过学者对参与式传播研究或行动传播研究的经验总结和方法论反思，我们突出和强化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指向和学者的能动性。
限于篇幅，我们在序言中不对各篇文章的基本观点进行概述。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上编的主要内容，那就是：“不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与上文所引麦克·布洛维的观点相呼应，哈特（Hanno Hardt）也曾说：“当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那是因为它能够自我批评，它似乎有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思想上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刻重构马克思主义。”17
因而今天，当本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探讨全球传播实践的理论视野时，我们有必要重新清理对这一理论视野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今天并未过时，更需要真实地建立起它与当代全球语境之间的具体关系，而这里面应该既包括我们对它的再理解、再阐释，也应该包括我们对它的更新与反思。
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理解与再阐释的问题上，本书的作者们都并未简单地从文本到文本，而是有着明确的现实背景与实践指向。比如，默多克、童兵、黄卫星和李彬等作者对于经典文本或者观点的再阐释实际上是共享一个前文已多次强调的大时代背景的，即2008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与此关联的中国与信息传播业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们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回应了这种变化，共同构成了批判传播研究的新视野。这些文章并不简单是中西方地理意义上的拼接，而是从不同角度共同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国际性与跨文化性。
不过，在新闻传播领域强调与重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并不仅仅因为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激活了它的解释力，也因为它能够开拓并予以一些重要议题足够的关注并且提供更为深刻独到的解释。例如，丹·席勒延续并推进的他本人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思考、赵月枝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提出的中国传播研究新思路、罗慧从自主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于西方另类媒体的考察、马凌对风险社会语境下新闻自由与政府责任问题的探索、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Shane Gunster)从生态主义视野关注“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议题，以及阿根廷学者安德鲁斯·迪米特里厄(Andrés M. Dimitriu)所讨论的拉丁美洲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等等，或是在以往主流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所忽略，或是过去更多地存在于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数之中（生态环境与信息社会的相关议题最为典型）。然而，以上这些作者的分析却有力地展示了：无论经历了如何的修正与质疑，也无论吸收了其他什么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能够保持其政治关怀以及考虑人的实践观念；只有它才能够赋予这些议题最富有创造性和最高屋建瓴的分析与解释。
不可否认，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与实践同西方批判传播学之间，尤其是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有复杂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关系。北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早在1970年代就以一位西方社会主义同情者的身份两度访问中国，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当作发展他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实践资源。斯迈思的学术实践“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18。实际上，即使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随着施拉姆1980年代初的高调访华而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登堂入室，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包括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并没有被冷战意识形态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无形帷幕完全隔离在中国之外。近些年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了解和重视都在逐步增加。但是，它似乎依然处于国内学术研究的“非主流”位置。这固然与其让人心情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有一定的关系，更与部分学者对其始终执有“宏大抽象、鲜做微观（个案）研究”的刻板印象有关。同时，也因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来自“西方”，部分学者对它是否能够、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内研究表示怀疑，而既有的学术霸权和对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迷思又使一些年轻学者确确实实感受到选择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所面临的学术政治挑战。当然，“隔行如隔山”的现象和学界一味注重“西方”最新进展的学术思维定势，则可能又导致新闻传播学圈内外学者对这个领域中有关中国的传播研究不知情或视而不见的现象。所以，直到2015年，一篇题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最新进展”的文章依然认为，国内新闻传播学界以少数人的“介绍工作为主，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更少见本土化的拓展性研究”19。
面对以上观察和“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为我所用，为今日中国媒体改革所用”的严峻挑战20，我们既没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也没有“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迈。不过，我们希望，本书下编所收录的以中国学者为主的文章，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中国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证明，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和一套方法，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宏大抽象”。这两部分不但汇集了各式各样具体的、让人见微知著的个案研究，而且它们并非简单移植国外学者既有的研究逻辑，而是以政治经济学和批判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视野与分析路径，其具体的逻辑演绎则是紧紧附着于各自研究对象的，也就是说，论证本身是充分情境化的。这正体现了最先把资本主义危机和传播问题联系起来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对批判学术实践的理解：“很多具体的变量在具体的个案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影响着结果……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远非清晰、事实上极其交错复杂的社会领域中构建起来的。”21相形之下，反倒是今天，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脱胎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主流研究路径尚缺乏足够的历史反思，这一路径很大程度上被抹去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抽象成一套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公式或者标准用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当然，实际上，美国主流实证主义传播学“隐含的理论前提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如霍尔所论，实证方法所假定（assume）的价值观，即美国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意识形态，是不被讨论的一种‘共识’”22。
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甚至更为广义的批判传播学研究还常常被批评为“只解构不建构”，即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从达拉斯·思迈斯，赫伯特·席勒，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卡拉·诺顿思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 McChesney）等西方批判学者，到参加过2011年5月“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会议的华人批判传播学者冯建三以及马来西亚批判传播学者齐哈诺莫·奈吴（Zaharom Nain），东西方批判传播学者们不但一直为改变不公正的传播秩序提供反思和革新意见，而且积极介入国际和本土传播政策制定和媒体改革运动的过程中。23当然，从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批判性的研究与其他对策研究（或者行政研究）的“建构观”是不一样的，前者拒绝停留于直接性的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改变是结构性的，因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总是越过某种状况的行为视野，去显示特殊的微观的语境是如何被它们所遭遇的经济原动力和更为宽泛的结构所形塑的”2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非但不是不致力于建构，反而是旨在进行更为彻底的建构。具体而言，传播的公共性以及在全球不平等秩序中主体性的实现问题等是本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并且它们彼此联系。
首先，在本书中，作者们摒弃了直接套用西方式的公共性模型与逻辑，这是因为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公共性的想像与实践既不足以解释中国的情况，也不足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其他区域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在历史的展开中对各种复杂变化作出足够的解释，所以对于传播公共性的理解，我们需要以与历史对话的方式充分情境化。换句话说，我们要超越简单的“市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民主与专制”、“公共性与阶级性”、“新闻与娱乐”等等二元对立逻辑，把公共性问题放置于历史的脉络中进行研究。25
基于同样的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考量，我们在收录案例研究的过程中并不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外国进行二元对立或者单纯强调中国实践的特殊性。今天的全球现实是，传播领域商业主义极致化，媒体所有权的集中化不断加剧，并且不但集中于少数寡头的手里，而且还呈现出跨国化集中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全球公共传播的力量，为全球各个层面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也包含在这样的全球图景之中，并不例外。因此，建立在理想模型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概念即便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也遭到了来自现实的种种挑战，这既应该成为我们对其反思的契机，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时的现实背景。张志华、姬德强和胡正荣以及洪宇等人的文章正是对此正面回应的议题。26总之，对公共性的讨论既有较为宏观的结构分析，也有更为聚焦的个案研究，既有以上学者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现象的分析，也有龚伟亮对传播学术本身的公共性问题的考量，它们相得益彰，互相呼应，不仅呈现了传播公共性的丰富内涵，也为媒体商业化时代的学术本身如何维护和建立其公共性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其次，承接前面文章所彰显的全球视野，本书下编的最后部分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实践样本和“怎么办”问题的讨论，它们也构成了对“只解构不建构”批评最直接有力的回应。在这里，学者们所关注的媒体形式、传播实践活动区域和自己参与的实践场域非常丰富和多元。美国印裔学者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就把虽是中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有意义比较对象，却较少为国内传播学界所关注的印度社会中的“媒介、现代性和不平等”问题置于读者的视野中。虽然印度后殖民现代性语境下的媒介和不平等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可否认的是，如同本书不同文章中有深入讨论的中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潮下的商业和资本逻辑在推销印度国家品牌、赋予这个国家“企业”的特质和带来宝莱坞的繁荣以及无休止的24小时电视新闻广播的同时，并没有使这个与中国一样快速“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巨大平民阶层摆脱贫困，甚至饥饿。因此，如同中国一样，印度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型和商业媒体繁荣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必然是不平衡的和充满矛盾的。它既催生了“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信息业中那些饱含欲望的中产阶级以及印度的“跨国软件专家”阶层，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隔离和日常生活中尊严的缺失。总之，这篇文章中有关信息业、媒体与印度城乡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讨论不但为中国学者了解印度的传播政治经济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也为其后的一系列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文章提供了难得的比较分析参照。
在接下来的有关中国传播与社会问题的5篇文章中，王维佳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讨论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媒体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吴靖聚焦中国“后社会主义”语境中媒体真人秀节目对性别地位问题的表述，而孙皖宁、邱林川与王洪喆，以及卜卫的文章则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或长期的行动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宪法上依然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作为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传播政治问题。一方面，这些文章将发展主义传播学研究中忽视或者遮蔽的对象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呈现了出来，例如农民与知识分子和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代表性关系的变迁、工人的主体性、尊严与传播赋权、传播学中行动传播研究的方法论等。需要强调的是，正如卜卫在她特意为本书所撰写的长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些对象与角度并非是对发展主义主流传播学研究的简单补充，而是对其必要的修正和对传播研究如何推动社会变革这一重要议题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我们将不同区域和聚焦不同主体的研究集合在一起并非简单的罗列或者拼凑，而是试图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野，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城乡、阶级、性别、区域等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空间关系中呈现出来，在资本、人口、信息和文化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流动中加以审视。因此，不管是被“增长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话语所遮蔽的印度贫困与不平等问题的媒体表达，还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巨大流动农民工群体的传播和赋权问题，亦或是本编末尾文章中美国学者多罗希·姬德（Dorothy Kidd）所关注的被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过度剥削的采矿业中的劳工传播问题，事实上都是同一套逻辑的全球作用的表征。然而，这些事关全球多数人口群体的赋权和传播正义问题通常既不被主流媒体所关注，也不为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关注，自然其中艰难的抗争及其可能性就更不被探讨。本书将对这些议题的关注和批判传播学者们策略思考和现实斗争收录其中，既明确表达了批判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充分表明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指向。
本书的书名取作《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我们旨在表达至少两层意思：
第一，希望这本文集能够尽我们所能以传播为视角来呈现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危机是当下，转机是未来。我们坚信，没有对当下危机的批判性思考，就无以收获具有转机的未来。
第二，对于本书的全球作者们而言，危机是一种鞭策，转机则是一种希望，对于危机的关注与研究就是我们寻求转机的努力方式。尽管切入点和路径各异，批判学者始终对“历史终结论”保持警惕，坚持把传播现象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与转型这一大背景之下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既有历史、变革和危机，就有被另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方式取代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我们于2011年5月在上海召开“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时，就将自己的工作明确指向了马克思“最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的命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正好也是2013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北美批判传播学术机构“民主传播联盟”（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的当年年会主题。“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世界”，正成为中外批判传播学者的共识。当然，认识世界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反思和自我批判过程，而改变世界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共同体成员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精诚合作,也需要能动的社会主体审时度势，化危机为推动社会向更平等和公正的方向转型的契机。
在本书经过漫长的编辑过程终于付梓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2010年和2011年在复旦大学举办两场相关会议的所有组织者、参与者与支持者，特别是童兵教授，以及马凌、贾敏、吴畅畅、高敬文等各位为组织这两个会议所给予的支持；虽然这部论文集超出了这两个会议，但是，没有这两个会议就没有这部文集。其次，我们要感谢书中各位中外作者对我们编辑这部文集的耐心和信心，以及本书一些英文文章的译者的辛勤劳动。由于篇幅问题，我们在最后付梓之前，不得不忍痛舍弃一部分文章，对这些支持我们的作者，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再次，我们要感谢陈思博与张晓星——他们两位在本书编辑的最后阶段无条件地投入了有关翻译文章的校对、书稿的整合和注释格式的修改等繁琐的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邓惟佳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文字编辑，我们也一并表示感谢。最后，作为本序言的两位署名作者，我们要感谢现已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华东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作的吕新雨教授。作为时任复旦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办者和执行主任，她是这两个会议的核心组织者；作为这部书的主编之一，她为其组织框架与赵月枝有过多次的讨论；作为这篇序言初稿的第一位读者，她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注释
1. Armand Mattelart,“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alysis of Communication”, In A. Mattelart & S. Siegelaub(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Vol. 1, 25.
2. Yuezhi Zhao,“For a Critical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2010), 544—551, http://ijoc.org/ojs/index.php/ijoc/article/view/821/433.本书所收录赵月枝文章为该英文文章的编译本。
3. 该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社会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地，由该基地主任童兵任名誉主任，吕新雨任执行主任，赵月枝任学术主任，马凌任副主任。由于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拟用“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名字，所以当时的会议和相关征文也用“新马克思主义”一词。基于中心最后定名，此处一律改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
4. Michael Burawoy,“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ntempor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 Politics & Society, Vol. 31, No. 2(June 2003), pp.193—194.
5. Michael Burawoy,“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am,”前揭，p.194。
6. 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132。
7. 相关讨论，见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一书中《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笔记》一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
9. Dan Schiller, 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10. Radhika Desai, Geopolitical Economy：After US Hegemony, Globalization and Empire, Pluto Press, 2013.
11. 代表性著作可参见Lin Chun, China and Global Capitalism: Reflections on Marxism,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2013。
12. 王维佳、赵月枝，《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象力》，《现代传播》，2010（5），页19。
13. 王维佳、赵月枝，《重现乌托邦》，前揭，页21。
14.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8卷，页151—179。有关此理论框架的最初英文阐述，见Paula Chakravartty, Yuezhi Zhao, Global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5.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前揭，页157。
16. 丹·席勒（Dan Schiller），《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页121。
17. 汉诺·哈特（Hanno Hardt），《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页6。
18.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前揭，页155。
19. 周人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6（3），页179。需要指出，该文所提到的三位以“介绍工作为主”的学者中，只有一位是中国大陆学者。其他两位学者中，冯建三教授在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台湾和大陆传播方面颇有建树，他的相关研究可见，冯建三，《传媒公共性与市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本文作者之一赵月枝也早就出版了用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系统分析中国传播体系的专著和一系列刊物文章，包括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和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8)。当然，这也是简单的“国内和国外”、“中国和西方”二分法的局限所在。
20. 直到今天，中国传播学界还有博士论文因坚持传播政治经济学也是方法论而在评审中备受挫折的例子。
21. Herbert Schiller, 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 Ablex, 1984, p.83.
22. 赵月枝、胡智锋，《价值重构：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探寻》，《现代传播》，2011（2），页13—14。
23. 姚琳，《再论批判学者的社会实践——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为例》，《新闻大学》，2010（2），页86。
24. 彼得·戈尔丁、格雷厄姆·莫多克，《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页67。
25. 有关这些二元对立的局限性的讨论，见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页4。
26. 有关后2008年代中国信息传播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尤其是对中国互联网和三网融合问题的更多分析，可参见, Yu Hong, Networking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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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
主编简介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浙江省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2019）、《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Communication In China（2008）、Media，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998)等多部中英文（编）著作。她于2013年和2014年先后获得达拉斯·斯迈思奖（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温·贝克奖（The C. Edwin Baker Award），成为国际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此两项终身学术成就奖的学者和首位女性学者。2019年入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是加拿大皇家学会自1882年成立以来首位从该国大学的传播院系入选的皇家院士。
吕新雨，文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神话•悲剧•〈诗学〉——对古希腊诗学传统的重新认识》《乡村与国家》《学术、传媒与公共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其中许多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韩文等。其参与主编和撰写的（与Chris Berry和Lisa Rofel）The New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Movement: For the Public Rec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是英语学术界第一本讨论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的著作。主编“纪录影像:海外与中国”丛书，2013年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联合主编“批判传播学”系列丛书，2014年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此外，目前还担任：《新闻大学》栏目主编，《电影艺术》编委，Trans Asia: Screen Cultures丛书国际编委；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期刊国际编委；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期刊国际评委等学术职务。
内容简介
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影响与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在这一危机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在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恰当的回应的同时，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开拓新的道路。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收录国内外研究性论文20篇。上编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最新传播理论和研究路径的发展，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和数字资本主义危机中的新运用、中西方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闻自由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方面的比较、“自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前沿，以及批判视野下的中国传播研究新问题意识、风险传播和生态传播等内容。下编首先从批判传播的角度聚焦传播和学术的公共性问题，进而对中外传播中的不平等、不同社会主体的抗争性传播，以及阶级、性别和城乡分野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视域。最后，通过学者对参与式传播研究或行动传播研究的经验总结和方法论反思，我们突出和强化了批判研究的实践指向和学者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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