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黄灿然译)

自然力

约瑟夫·布罗茨基

黄灿然译

除了空气、土壤、水和火之外，金钱是人类必须与之最经常打交道的自然力之一。这是今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年之后，他的小说依然保持相关性的一个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考虑到现代世界的经济航向，也即生活标准的普遍贫困和无差别，这位作家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式现象。因为在与未来打交道时避免犯错误的最佳途径，乃是通过贫穷或犯罪这个棱镜来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个棱镜都使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狂热的仰慕者伊丽莎白·施塔肯施奈德，是彼得堡的一名社交花，在19世纪70至80年代，她的屋子是文人、要求拥有普选权的女子、政客、艺术家等人物的名副其实的沙龙。她在日记中写到1880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也是作家死前一年：

……但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没错，小资产阶级。不是上流社会，也不是神职人员，不是商人，也不是像艺术家或学者那样的怪人，而是如假包换的小资产阶级。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最深刻的思想家和天才作家……如今他常常出入于贵族阶级的宅邸，甚至上流权贵的宅邸。当然，他举止庄重，然而他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始终流淌着。它可以在某些特征中被看到，在私人谈话中，但尤其是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来……在他对大资本的描写中，他总是把六千卢布视为一笔巨款。

这当然不是完全准确的：在《白痴》中，比六千卢布大得多的数目飞入纳斯塔西亚·菲利波芙娜的火炉。另一方面，在世界文学上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场面中——没有任何读者的良心在经历这个场面之后还能保持完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涅吉辽夫上尉把不多于两百卢布的钱跺入积雪堆里。然而，重点在于，那六千卢布（相当于现在的两万美元）在当时可以购买一年的体面生活。

施塔肯施奈德夫人是她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的产物，她所称的小资产阶级，在今天若按年收入而不是社会从属关系来定义，被称为中产阶级。换句话说，上述数目既不是大富亦不是赤贫，而是可忍受的人类状况：可使你活得像人的状况。六千卢布是中等、正常生存的货币表述，而如果需要成为小资产阶级才懂得这个事实，那么让我们向小资产阶级致敬。

因为正常、像人样的生存，是大多数人类渴求的目标。因此，一个把六千卢布当成一笔巨款的作家，也就是在一个与大多数人相同的物质和心理层面上运作的作家，即是说，他以生活本身的普遍方式来处理生活，因为，如同自然程序，人类生活的引力作用都是朝着中等方向运动的。相应地，一个属于社会阶梯较上层或较下层的作家，总会多多少少扭曲生存的画面，因为，不管是在较上层还是在较下层，他都会从一个过于尖锐的角度来看那画面。从上层或下层批评社会（社会是生活的昵称）也许可产生伟大读物；但那只是充当内线，使你可以尽一份道德责任罢了。

再者，一位中产阶级作家自己的地位，刚好岌岌可危到足以带着相当的敏锐观察下层发生的事情。相对而言，上层的处境，因其实际位置较高，反而缺乏巨大的魅力。至少，从数字上说，一位中产阶级作家处理更多样的苦难，也因此吸引更多读者。不管怎样，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广泛读者群的原因之一，梅尔维尔、巴尔扎克、哈代、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也是如此。看来，六千卢布的等值，可确保有伟大的文学。

然而，重点在于，取得这笔钱，其难度远远高于取得数百万或身无分文，原因很简单，追求基准的人总是多于追求极端的人。获得上述数目，以及获得上述数目的一半或十分之一，所涉及的人类心灵挣扎，远远多于任何致富计划或任何形式的苦行主义。事实上，所涉及的数目愈小，人们为获得它而投入的情绪就愈大。这么说来，其拿手好戏是处理人类心灵种种错综复杂关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六千卢布视为一笔巨款，其理由就再明显不过了。对他来说，这意味着一大笔人类投资，一大笔细微差别，一大笔文学。简言之，这与其说是货真价实的钱，不如说是形而上学的钱。

几乎没有例外地，他的小说描写的都是生活在狭窄环境中的人。这种素材本身，确保令人废寝忘食的阅读。然而，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变成伟大作家的，既不是他的题材那不可避免的错综复杂，甚至也不是他心灵独特的深度和他同情的能力，而是他所使用的工具，或毋宁说，他所使用的材料的组织，也即俄罗斯语言。

就错综复杂而言，其名词常常自鸣得意地坐在句尾、其主要力量不在于陈述而在于从句的俄语，是极其便利的。这不是你们那“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语言——这是“尽管”的语言。如同一张钞票换成零钱，每一个陈述的意念在俄语中立即蘑菇似的迅速扩散，发展成其对立面，而其句法最爱表达的莫过于怀疑和自贬。俄语的多音节特性（一个词平均有三至四个音节）所揭示的由一个词覆盖的现象所包含的自然、原始的力量，远胜于任何理性分析所能揭示的，而一个作家有时候不是发展其思想，而是撞见并干脆陶醉于那个词的悦耳内容，从而转变话题，朝着一个意料不到的方向运动。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目睹题材的形而上学与语言的形而上学之间一种非同寻常的摩擦力，其强度近乎施虐狂。

他最充分地利用俄语的不规则语法。他的句子有一种发烧、歇斯底里、乖僻的步速，它们的词汇学内容几乎是美文、口语和官僚语言的疯狂大杂烩。确实，他绝非悠闲地写作。就像他的人物一样，他写作是为了糊口：永远有债主或最后限期在等待他。不过，对一个受最后限期困扰的作家来说，他的离题是非同寻常的，而这些离题，我敢说，更多是由语言引起的，而不是由情节的要求引起的。读他，你不能不想到，意识流不是源自意识，而是源自一个词，这个词改变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识。

不，他不是语言的受害者；但他对人类心灵的处理显然太寻根问底了，根本谈不上是他宣称自己所属的俄罗斯东正教，而这种处理的质量之高，主要受惠于句法而不是信条。每一个写作生涯，都起始于个人对成圣、对自我改进的追求。迟早，通常很早，一个人便会发现他的笔完成的东西远远多于他的灵魂。这个发现，常常会在一个人内部创造一种难以忍受的分裂，并且部分地造成了文学在某些不明就里的人群中享受的神灵附体的声誉。可以说，这也蛮好，因为六翼天使所失几乎总是凡人所得。此外，无论走哪个极端，本身都是沉闷的，而在一位好作家那里，我们永远听到高天与排水沟的对话。如果一个人或其手稿没有因此而毁掉（像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二部），则这种分裂恰恰创造了一位作家，因而他的工作也就变成了使他的笔追上他的灵魂。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秘密，除了他的笔把他的灵魂推至他的信条也即俄罗斯东正教的边界以外。因为成为一个作家总是意味着成为一个新教徒，或者至少可以说，意味着奉行新教徒对人的看法。虽然无论是在俄罗斯东正教还是罗马天主教中，人被全能的上帝或他的教会评判，但是在清教中，却是人使自己接受相当于最后审判的个人审判。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对自己比造物主对他，甚至比教会对他更无情，原因之一是他比两者之中任何一方都更了解他自己（他作如此想），于是不想原谅，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法原谅。鉴于没有任何作家只为自己的教区写作，因此一个文学人物及其行为就应得到公平审判。调查愈是彻底，就愈是逼真，而逼真是作家首先追求的东西。在文学中，神恩算不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人浑身发臭。

当然，他是“高尚事业”也即基督教事业的伟大捍卫者。但是，想想吧，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魔鬼辩护人了。他秉承古典主义的原则，认为在你摆出你的理由之前，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正确或正义，你都必须列举对立面的所有理由。并不是说在列举这些理由的过程中你会被对立面说服，而是列举本身就是一种无比全神贯注的过程。你最终不一定就会脱离你原本的立场，但是在替魔鬼列举完所有理由之后，再说出你的信条的格言，这时你已经是带着怀旧而不是带着热情来说了。这个列举过程本身也增加了逼真性。

但是这位作家的主人公在读者面前以近乎加尔文主义的固执裸露他们的灵魂，并非只是为了逼真性。尚有某种东西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们的生活从里到外翻出来，摊开他们肮脏的精神亚麻布的每一个褶层和每一条皱纹；并且这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因为他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不止是真理；它们暴露了生活的织物，而这织物是褴褛的。那股迫使他这样做的力量，是他的语言那无所不吃的杂食性，它最终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连上帝、人、现实、罪责、死亡、无限、拯救、空气、土壤、水、火、金钱也无法满足它；于是它扑向自己。

1980年

《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