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rther reading｜布罗茨基《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朵渔）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

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

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

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

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

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

阔度。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

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

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一个城市。

我曾在骑马的匈奴人叫嚷的干草原上跋涉，

去哪里都穿着现在又流行起来的衣服，

种植黑麦，给猪栏和马厩顶涂焦油，

除了干水什么没喝过。

我让狱卒的第三只眼探入我潮湿又难闻的

梦中。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

确实，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

调校至低语。现在我四十岁。

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

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

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

（黄灿然 译）

点评

这是一首“记忆之诗”，让我们从这首诗的第一行开始往下读：“由于缺乏野兽，我闯入铁笼里充数，/把刑期和番号刻在铺位和椽木上，/生活在海边，在绿洲中玩纸牌，/跟那些穿燕尾服、鬼才知道是谁的人一起吃块菌。/从冰川的高处我观看半个世界，地球的/阔度”……说的是他在自己的祖国接受的那次著名的审判，和接下来在流放地的生活。

1964年4月，布罗茨基被流放到高寒地区——频临北冰洋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流放地绝非田园诗般的生活，但也并非地狱。他冷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没有愤怒，没有绝望，他要在这濒临绝境的境遇里做点什么。他在科诺沙的诺连斯卡亚村找到了一个住处，开始了简单的日常生活：劈上几片木柴，从井里打点水，在烛光下阅读和写作。正是在这段时期，布罗茨基接触到了大量的英美诗歌，弗罗斯特、史蒂文斯、约翰·邓恩、奥登……尤其是对奥登的阅读，使他境界大开。“（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布罗茨基后来回忆说，“没有比它更糟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他坚信，制度只能从肉体上毁灭一个人，如果整个人都被毁掉了，那只能说明你脆弱。

“两次溺水，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离开生我养我的国家。那些忘记我的人足以建一个城市”……剧情在继续发展。“两次溺水”，也许是让布罗茨基念念不忘的两次精神病院经历。他的朋友们为了让他避免被捕，曾将他送去精神病院，以求得一份“心理不正常”的证明，但未能如愿。“三次让利刀刮我的本性”可能是指他生命中的三次牢狱之灾。布罗茨基虽然获准从流放地归来，但他却一直处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他的诗人身份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布罗茨基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了7年，1972年5月12日，他再次被叫进警察局。一位上校接待了他，并递给他一张表格。这是一张离境申请表。布罗茨基填写了表格，审批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1972年6月4日，32岁的布罗茨基不得不告别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独自从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机场起飞。

“猛嚼流亡的面包：它走味又多瘤。/确实，我的肺充满除了嗥叫以外的声音；/调校至低语。”从专制封闭的祖国一下子来到眼花缭乱的西方，布罗茨基经受了短暂的眩晕，他站在自己简单的行李旁，形单影只，一脸茫然。事实上，布罗茨基的流亡之路说不上多么坎坷，刚到欧洲，他便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国大诗人温斯坦·奥登那张“惊人的脸”。奥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一样迎候了他，带他参加重要的诗会，为他的诗集作序，将他介绍给希默斯·希尼、以赛亚·伯林等人。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正是布罗茨基的40岁生日，此时他已是一位“俄语诗人，美国公民”，并与沃尔科特、苏珊·桑塔格、米沃什、马克·斯特兰德等诗人名流相谈甚欢。这一年，他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当年的获奖者是他的朋友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一荣誉没有让他等待太久，七年之后，他便以其“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加缪之后最年轻的获得者。在这样的境遇下回忆自己在母国的遭遇，虽然滋味复杂，但依然要感激生活所赐予的一切：“关于生活我该说些什么？它漫长又憎恶透明。/破碎的鸡蛋使我悲伤；然而蛋卷又使我作呕。/但是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关于生活的诸般苦难，布罗茨基选择“斜斜地”说出，“除了抱怨，我允许自己做一切事情”。话语间少了批判的力量，多的是接纳一切、溶解一切的淡定和从容。

转载自雅尚传播“诗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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