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译得多好都不够好

本文系作者为《小于一》获新京报2014文学类年度好书而写的答谢辞(未删节版)

首先，我不敢替自己高兴。因为翻译是不可能完美的，译得多好都不够好；何况我倾向于直译，或者说偏向于直译。这不是一种讨好的翻译。哪怕我译得准确，也还会有些人不喜欢；何况准确是一个我远远达不到的目标。如此一来，在喜欢直译或者容忍直译的读者眼中，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并不算什么功劳，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这也是我认同的态度。而在不喜欢或不能容忍直译的读者眼中，我使他们錯过了一部我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好的随笔集。

其次，我也不敢替作者高兴。我们知道，布罗茨基不张扬自己的苦难。他在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回顾他的经历，然后总结说：“除非我的喉咙塞满棕色黏土，/ 否则它涌出的只会是感激。”意思是说，除非他死了，否则他只会感激。我们从这句诗也可以看到，他怎样回避陈词滥调。在行动上，他同样不落俗套。当苏联政权崩溃了，按通常做法，他应该迫不及待地衣锦还乡才是，但他拒绝回去。他很坚强，仅仅是凭着这坚强，他就能够拒绝回去。但我想，阻止他回去的，是他内心的伤痛。因为他父母在那个国家的政府部门里奔波了十二年，想方设法申请出国，为了见儿子一面。但那个制度之严密，真是滴水不漏，可以说是无缝的。不允许他们出国。他的伤痛，不是为不能见父母而伤痛，而是为父母不能见儿子的伤痛而伤痛。所以我不敢替作者高兴，不管是出于对他回避陈词滥调的尊敬，还是出于对他的伤痛的尊敬。

但我替出版社和编辑高兴。我认为一个好编辑，重要的不是有眼光，而是有耳朵。因为一个编辑无论多么博学或有见解，他的眼光都是有限的。而有耳朵，表示懂得听别人的意见，别人的推荐。这等于是把眼光无限延伸和扩大。曹洁女士有很好的耳朵，当我向她推荐布罗茨基丶希尼和乔治·斯泰纳的随笔集，她都立刻行动，买了版权。但她也有很好的眼光──而我想，这正是考虑一个编辑是否有眼光的一个尺度。当她看了我的译稿，感到这本书确实非常棒，便决定不沿用“大师批评译丛”原有的封面设计，另外请人花了半年时间，设计出一个她认为跟这本书的质量相称的封面设计，包括采用精装。而我想，凡是手头拥有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同意，这个封面对于增加读者对这本书的好感和信任，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后来我知道，这本书，初印只有三丶四千册，因为怕卖不动，而我想，他们出精装本，可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以精装本较高的定价来弥补卖不动可能带来的亏损。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从现在这本书如此好卖和受如此好评的角度看，大家肯定会觉得出版社未免太胆小了。但是，我认为，如果出版社和编辑不敢出这本书，这就不但是胆小的，而且当然也是没眼光和没耳朵的，但是在决定出这本书，而且花了那么多精力来出这本书之后，还如此胆小，反而证明了出版社和编辑的承担。

原载于《新京报》2015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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