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谈《小于一》：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彭剑斌）

“他绝不会像大多数流亡者那样利用或推广自己的流亡身份，以此捞取无论是什么好处，包括名与利。相反，他尽可能地淡化自己的经历……”黄灿然在《译后记》里这么写道。

　　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确实如此。书中涉及到自传成分的部分，布罗茨基更多地是提供了一种抽象的经历。他没有让整本书沦为“一个诗人在一个帝国里的遭遇”，而是通过它展现了一种罕见的高度：“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

　　彭剑斌：你在《译后记》里写道：“布罗茨基的《小于一》，陪伴我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我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应该译这本书。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自我推荐的念头：这本书应该由我来译。现在，我的愿望终于现实了。”为什么你觉得这本书应该由你来译，又为什么过了二十年才译？

　　黄灿然：这本书我常常读，企鹅版的，已很残旧了。既然这么喜欢它，既然我是做翻译的，并且也已经零散译过其中一些文章，所以就觉得应该由我来译——我说“自我推荐”，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但是，我一直都是出版社来约稿才考虑是否翻译某本书（巧得很，到目前为止，出版社跟我约的都是我已经读过的书）。直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曹洁女士问我有什么可推荐的，我的机会便来了。这么久，竟然没出版社去买这本书的版权，最终落到我手上，我觉得是老天的安排。

　　彭剑斌：《小于一》收集的十八篇文章集中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大约十年间，你在《译后记》里也特别提到了该书的“书体”，那么，布罗茨基从一开始写这些作品，就是作为一本随笔集来构思的吗？

　　黄灿然：我猜，他一开始就构思一部随笔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更不大可能构思“书体”。我想，就如同诗人的诗集，他首先是被写随笔的必要性或冲动驱使，然后，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也开始有了结集的愿望，甚至有了“书体”的构思。但这书体的构思，首先应是由他大致已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要写来决定的。当然，也许书体的形成，应归于一种自然发展，也即他只管写，而所写又都是他较为迫切要写的，结果就形成一部随笔集，并且是一部书体独特的随笔集。

　　彭剑斌：驱使布罗茨基写随笔的那种必要性和迫切感是什么？因为在这位诗人的“等级制”观念里，“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诗人写散文在他看来是一种“屈尊”和“倒退”，“如同疾驰变成了小跑”。

　　黄灿然：就是想取悦奥登，当然这取悦是就用英语写作而言，但我想他确实有写散文的巨大能量要发挥，包括他的经历，他想以俄语诗人身份向英语读者介绍俄语诗人和评价其他欧洲诗人。他自己也说过，虽然散文居于次要地位，但是诗人总会基于某些理由而需要写散文。

　　彭剑斌：在《取悦一个影子》的开头，布罗茨基提到自己开始尝试用英语写作是在1977年，但《小于一》里面有的作品是先于这个时间完成的，却没有标明“英译者”，那是不是表明早在1977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用英语写作了？而有的作品，比如《一首诗的脚注》《逃离拜占庭》都写于80年代，却是由他人转译成英文的，说明那个时候，他仍同时在用俄语写作。能否根据你对布罗茨基的了解，谈一谈那一段时间里，他的英语写作和俄语写作？

　　黄灿然：你非常细心，这反过来又表明原作者、原编者、原出版社和中译者的粗心。《小于一》这篇文章后注明日期是1976年，但其实是1979年发表于《纽约书评》；谈卡瓦菲斯的文章《钟摆之歌》注明是1975年，但其实是1977年发表于《纽约书评》。

　　虽说译者按照原作来译，错不在译者，但我也曾说过，原作者也会写错字、引错文，这个时候译者就必须为之校正。作者标错日期，中译者没有校正，也算不够细心之一种。

　　他主要用俄语写诗，但也有一部分诗是用英语写的；他主要用英语写随笔，但也有一部分文章是用俄语写的。我想这是双语使用者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可能在某些场合应要求而写，例如《一首诗的脚注》便是布罗茨基为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俄语版茨维塔耶娃诗全集写的。《逃离拜占庭》则发表于巴黎一份俄国侨民刊物。

　　彭剑斌：在一本集子里，布罗茨基将生活经历（自传性）、社会和政治见解、文学观点揉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三者在他身上是怎样体现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的？

　　黄灿然：我只能再次说，这是一种自然生长。但可以补充一句：通过他的才智。我在后记中说过，他是以“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来对待那个政权的，而且最后是这个帝国崩溃了，求他回国，他不屑。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要对付一个帝国，且最终占了上风，他得发展和培养出何等雄厚的实力和灵巧的才智系统。这系统内的诸因素，必然是复杂、互动、彼此增强和促进的。

　　彭剑斌：“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小于一》）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小于一”这三字？

　　黄灿然：其实也可以说“少于一”，我以前写文章提到它时，就是这样翻译的。原文里less than one用得很妙。作者在说到这个概念时，其上下文中多次用one，这是英语的一种用法，其实是指“自己”或“我”，但为了使之显得客观而用one，如同我们在汉语里为了避开用“我”而说“我们”。我也常常把它译成“你”。

　　该句字面直译大致如下：一个人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个）（人）”。括号内的字表示除了可以译成小于“一”外，还可以译成小于“一个”、小于“一个人”。但译者无论怎么译，都要受书名约束，也即在译这个句子时，必须给出“小于一”这三个字。

　　“小于一”可以在原文上下文中引发很多联想。我们不妨也用汉语来做点联想和暗示。比如说：你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你也许是小于“一个人”。这小于一个人很可能就暗含大于两个人，因为那两个人都可能是“常态人”或“规范人”，你小于他们也许就是少了他们的常态化或规范化。再比如说：你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你也许是小于“个人”。这小于个人很可能就暗含大于个人，因为“个人”可能是自我、自私的。又比如说：你不是你父亲，你不是你母亲，你也许是小于“父母”。这小于父母便既隐含谦逊，自己不如父母，又隐含骄傲，自己多于父母，如同布罗茨基说过父母没有把他培养成奴隶，但父母却是那个政权下的奴隶。

　　彭剑斌：在整本书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语言”，布罗茨基好像是仅有的如此集中、如此直接地谈论语言的文学大师，那如何理解他所说的“语言”——这肯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个因素？

　　黄灿然：我想，这语言类似于宗教，你不妨把“语言”译成“佛陀”或“耶稣”！或者“天国”或“涅槃”！或者，从较小、较日常的角度，你不妨想想作为读者或作者，你自己在语言中体验到的顿悟或奇迹。

　　彭剑斌：除了“语言”，他较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文明”，这个词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黄灿然：也许可以顺水推舟地回答：没有语言，没有语言所代表的一切和语言的成果所代表的一切，还有文明吗？语言在文明的背后运作，文明在文化的背后运作，文化在日常生活的背后运作。

　　彭剑斌：这让我想起奥登的诗句“时间……崇拜语言”在年轻的布罗茨基的内心引起的巨大震荡。你刚才已经阐明了语言和文明（文化）的关系，那如果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再将奥登的“时间”（或者说布罗茨基所理解的奥登的“时间”）这个概念引进来呢，这三者之间将形成怎样的关系？

　　黄灿然：无论奥登还是布罗茨基，还是我刚才说的，都是一种说法，或者说主观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也是时间赖以生存的。时间是观念的产物，而观念是语言的产物。文明是语言的衍生物或者说结果，而时间是衍生或结果的过程。但它（时间）不是被动的，就像说诗人是语言（和时间）赖以生存的，并不意味着诗人不受语言和时间制约。

　　但我这样说，我自己都不相信了。因为这些都是抽象思考，而文学不是推理。当奥登说时间崇拜语言时，他是点到即止，如同我们打比方时，那比方是点到即止，而不是要无限推论下去的。布罗茨基其实已经是把奥登的话推论下去了。我再推论下去或解释就会变成荒谬。比如斯宾诺莎说神是世界的住处，但世界不是神的住处，我是大受启发并且非常同意的。但我没能力解释，如果有人解释我也看不懂，斯宾诺莎用来解释他的体系的书，我就看不懂啊，因为我不懂几何学。

　　彭剑斌：阅读布罗茨基的这些散文对理解他的诗歌有什么帮助？

　　黄灿然：嗯，不一定有什么帮助。也许帮助人们去相信他的诗歌是好诗歌并尝试去读它。而诗歌也像宗教，你相信了，顿悟和奇迹也就会发生。

　　彭剑斌：布罗茨基在《一首诗的脚注》和《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里面对一部作品逐字逐句进行剖析的评论手法，让人大呼过瘾，叹为观止。这样一种方法虽然不多见，但我们至少可以联想到他那位圣彼德堡老乡——纳博科夫也对契诃夫丶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也作过类似“较真”的解读，甚至他的那部虚构的长篇作品《微暗的火》，通篇都是在分析一首长达900多行的长诗。虽然好像很难将这两人放在一起谈论，但如果，要谈论的话呢？

　　黄灿然：不如让布罗茨基自己来谈吧。他在提到纳博科夫时说：“他之于普拉东诺夫就如同一个走钢丝者之于珠穆朗玛峰攀登者。”这显然是在挖苦纳博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挖苦。我想，布罗茨基肯定不喜欢他的中译者把他与纳博科夫放在一起讨论！

　　彭剑斌：《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中关于对词语的选择、关于音律、关于押韵的分析，一方面确实让我们知道了如何去欣赏一首好诗，另一方面，也容易让我们变得悲观：通过翻译去阅读一首外语诗，永远如隔靴搔痒，因为布罗茨基向我们展示的一首诗的妙处，大部分好像只能在原文中领会到。你同时作为一名诗人和翻译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灿然：我想，他之所以要如此仔细分析，这个必要性本身即暗示其实哪怕是一般英语读者和英语诗人也未必能在原文中领会到布罗茨基看到的妙处。所以不用担心。你所得即是你所得，别去操心你所失。做人也是(也应)如此。

　　彭剑斌：《小于一》展示了布罗茨基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分子的社会、政治观点，作为一名成熟作家的思想，以及作为一位诗匠和语言大师的技艺，这些观点、思想和技巧并未从中抽离开来，反而是指向了一个鲜活的男人的性格或者说人格。仿佛我们无需去了解他生活中那些琐碎的日常甚至是几件重大的事件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作为布罗茨基的推崇者，请你讲一讲你心目中的布罗茨基具有怎样的性格，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黄灿然：你其实已解答了：我们通过他的声音，通过他的语调，通过他的文字（哪怕是通过翻译）来感受他的气息。我的任何解释都只能简化。我相信读者比译者聪明——所以译者不应故作聪明，不管是在译文中，还是在译文外。但作为译者，我倒是很本分也很尽职的，我译了米沃什、希尼、桑塔格纪念布罗茨基的文章，将发表在《天南》杂志。他们都从各方面很好地讨论了布罗茨基。

　　原载于《晨报周刊》3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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