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rther reading｜“大书”：有形的，无形的——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读后（扬之水）

按照当今的图书分类，此著该算作“普及读物”。普及读物的写作，难度实远过于专业著述。作者须站在学术前沿的位置，有洞晓成说优劣的目力，有理棼治丝的本领，取精用宏，论证得宜，举重若轻，都是必须，而叙述简明扼要尤为关键，全容不得半点含混。《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既是作者多年悉心研究之成果的综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烂熟于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遇安师虽然未曾从事西方物质文化史的专门研究，但对此从来不乏关注，且时时用为考证的参照。胸中有此一份对照清晰的中西历史年表，便随时可用来互为坐标。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古代物质文化之方方面面，究竟哪些出自中国的创造，创造过程中又有哪些是本土因子，哪些是外来因子，中外融合的契机是怎样的，这些人们颇为关心却往往难得确解的问题，在此都梳理得一清二楚。

着眼于事物发展的关节点，揭橥起源和演变，既有宏观的鸟瞰，更有细节的发明，而这细节的发明，尤其是此著特色。比如《交通工具》题下关于马镫与蹄铁的出现，中国和西方情况的各不相同，其中原因何在，等等，便都说得清楚明了，题无剩义。比如《冶金》一题中“冶铁”部分的述论，“建国以来，在科技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大都是逐渐积累材料，一步步深化认识，但在冶铁史方面，新发现却仿佛井喷一样，使人目不暇接，传统的老看法这时几乎被全面刷新了”。然而究竟如何被全面刷新，却是有赖于这里提纲挈领言之有据的精准叙述，方使一般人不易弄清的问题粲然于眉睫之前。考校物质文化，实证固然可贵，然而实证材料的认识与运用，却少不得清醒明智的辨析，《纺织与服装》一题关于上古“蚕茧”与“蚕纹”的论辩，关于胡服女子之地位的分疏，便正体现了这一点。而后者本是近年讨论较多的话题，发言者却多将意见建立在对图像的误读，考证得出的结论自不免与史实相悖。“读图时代”，对读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书”之说，取自顾文豪《何为“大书”》一文，文章虽然不长，却很得此著要领，不妨征引如下：“孙先生自谦此著乃‘小书’，聊供读史者格物之一助，在我看来，此恰为不折不扣的一部‘大书’。全书足见作者之广核博通，大抵已包揽古人之日常生活，且无前此同类作品多偏于文人生活之弊，就中尤以酒茶、建筑、家具、武备等章节令人印象深刻。博通之外，论述亦精核。语言晓畅平朴，材料择取极见功夫，不蔓不枝，多以实物图样例证之。而十章所论，虽多系常识，粗陈梗概，但皆为孙先生多年蕴蓄涵养以成，故亦足便初学，后来者当可以此为津筏。处处见学养，而无学问之倨傲；文采清通流利，却不见做文章的技巧；所谈物事，雅俗兼备，对古代物质文化之诚敬笃实则始终如一。此方为‘大书’。”其所述读书体会，大约会是此书读者的共同感受。

文章说到书中十章所论，多系常识，诚然。我想，这里所谓“常识”，意在表明它本是大家应该掌握的知识，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甚至相反，大多数人对于这本书里讲述的“常识”，是缺乏体认乃至完全不了解的，而这“大多数”中也包括了从事各项研究的学者。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从来缺少这一环，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多是以文献为主构成的政治史或曰政权更迭史以及制度史，古代日常生活之细务，却从来不在教程之内。现代考古未曾兴起之前，我们没办法掌握这方面的知识；现代考古兴起之后，尚鲜有学人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建立，因此至今高校里没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一项课程。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事。依凭现代考古而逐渐明了的古代科学技术，比如冶铁、纺织，等等，已经可以建立在以可见的历史遗存为据的基石之上，前人依据文献苦苦探索的古代日常生活之细务，今藉相应的实物资料而终得明其究竟，因此倚仗考古学的贡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条件成为一门学科，理应步入课堂，成为基本常识。果然如此，那么学文、学史，学习各门艺术的莘莘学子，日后从事专业工作的时候必会少犯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作为普及读物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其实也是具备了教科书性质的，期待它能够早日走进课堂。

这里更想说的是，追随遇安师问学将及20年，我始终是受着这部“大书”的滋养：在它尚未以有形之书问世之前，早已是一部无形的书。

这一部书的最初入手处是《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它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是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遇安师后来送给了我，原是100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钩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修订本三年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规模超出初版1/5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从初版的1991年至于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悉数补入其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最让人钦羡的是作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对此遇安师总是说，我知道的只不过是常识。然而正是各个门类常识的积累且日复一日炼就火眼金睛，因此可以发现人们已是习以为常的谬误。

遇安师尚有一部至今没有出版的书稿，名字叫作“物原”，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及其他文化事物的发明与起源”。它也写作于70年代，用的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红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笔记本，三册合为一编，装在一个自制的函套里，总题为“第一部分”。“物原”共设词条500余，每条字数或数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陆续增补之什，末附引用文献数百种，类如经过整理归类的读书札记，性质则同于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条目后来都发展为很有分量的专论，那么可以说这是由常识而成就的真知灼见，而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识”之积累的奥秘。

曾有人称遇安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此极力否认。当今时代，靠了各种检索手段，也许胸罗“百科全书”并非难事。但仅凭检索而得到的知识，似乎难以避免“碎片化”，而贯通中外，融汇古今，打通文史，以求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生活有全面细致的了解，现代检索手段之外，尚别需一种思考辨析的功力，有形之“大书”，必要无形之“大书”为支撑的。

勤于求知，独立思考，这是我问道遇安师以来略略窥见的治学境界，我视此为求学的门径，也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问学标准。至于做到这一点，是否就会卓有成就，当然还要看个人的才力和天分。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对学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或许竟可以说，是最高的要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人民日报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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