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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荐|黎诚:“东莞”地名来由

2015-11-17 黎诚 黄灿然小站

|作者授权|

从历史地理研究的角度,本文力求探寻“东莞”这一地名的来由,通过深挖历史文献资料并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比对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两个“东莞”的历史沿革,特别是抓住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移民迁移和安置的主线,结合“侨置郡”和“土断”这一段历史,进行较充分的论证,否定了明清以来地方志中所主张的“莞草说”,提出了全新的“移民说”或“侨置郡说”的观点。

一、“莞草说”之疑

“东莞”这个地名来自哪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前,学界和民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莞草说”。持这个说法比较早的是《天顺东莞县志》中的记载:“县名,莞草名,可以为席,邑在广州之东,海傍多产莞草,故名。”明末清初,广东番禺人屈大均(1630-1696),他大概也接受这一观点,认为“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这个说法,通俗、直观、易懂;更由于屈大均在岭南近现代地方志、民俗学研究中的地位,他的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以致于当今很多人包括官方人士,谈论起“东莞为什么叫东莞”这一问题时,都倾向于“莞草说”的观点。例如,1987年《广东省东莞市地名志》也持同样的说法。

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经查阅,“莞”字早在《诗经》里就出现了,卷五《小雅•祈父之十•斯干》就有“上莞下簟,乃安斯寝”的名句,其中“莞”在句子中就是“蒲席”的意思,属于与“安寝”相关的寝具,与屈大均后来所说的“莞席”基本是一致的。但是,“莞”字既然在《诗经》中出现,古人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我们可以按常理推测,在当时社会中,对“蒲席”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由此,织造莞草席的手工业,也必定有相当的发展程度,它必然是在人口较密集、农耕基础较好的当时称之为“中国”的中原地区。


而在当时仍属于人口稀少、尚属未开发的荒蛮之地的岭南地区,拥有发达的织席业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为了应付当地人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而产生,作为小规模的本地手工业,也远远不能达到规模极大或知名的程度,因此,这个地名由其所产的特产“莞席”而知名的可能性应该是较小的。


其次,郡县名称来源于其所产的特产,本身就是比较可疑的,因为按照一般的逻辑,特产应该是以其产地而命名,而不应该是相反,例如杭州的“杭菊”、定州的“定窑”瓷器。照此推断,所谓“东莞以莞草而出名”的说法,本来就是很值得怀疑的。再者,如果说东莞的“东”字起源于“广州之东”,那么为什么是广州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广州是在什么时候才繁荣起来的呢?“广州之东”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经查,该问题在学术界的讨论,目前尚属空白,学者对此普遍持“莞草说”的观点。因此,带着以上种种疑问,笔者想就目前可资利用的、有限的历史文献资料,作一点大胆的探究,权作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家。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两个“东莞”的沿革。

二、山东的“东莞”

资料显示,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与日照市交界处的沂水、莒县一带,是华夏民族较早活动的区域。早在春秋时期,沂水县就是鲁国的“郓邑”的地方,由于地处边境,是鲁国、莒国、楚国等几个诸侯国之间激烈争夺的地方。

西汉时期的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封城阳共王之弟刘吉为“东莞侯”,汉朝立县治于此,并因此成立了东莞县,该县就成为刘吉的封地,它在行政建制上归属于当时的琅玡郡,其中琅玡郡是秦开始建制的,汉朝因之。唐朝的颜师古在注释文中指出,“莞音官”,即“莞”和“官”在唐音里是同音字,这说明在某些时候,两字可能出现同音替换的情况。


另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东莞”为名字的行政建制。虽然东汉时期琅玡郡曾经改名为琅玡国(与郡同级,建制时并入了西汉时期的城阳国),但其属县东莞县的建制没有变化。到三国时期(公元220-265年),当时统治北方地区的魏国(曹魏)在此地设置了东莞郡,实质是将原来的琅玡郡分出一部分,单独设置了此郡。这是(山东的)东莞由县升级为郡的开始。西晋时期(公元265-316年)继续了曹魏政权的东莞郡建制,“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分琅玡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复立。领县三,……莒令,诸令,东莞令。”从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西晋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建制,既有郡一级的东莞郡,也有县一级的东莞县。


东晋时期开始,汉人政权暂时丧失了这个地方的管辖权,但它先后在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苻坚)和南燕政权(慕容德)管辖下,还是继续沿用了东莞郡的建制。⑤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刘宋政权,曾一度(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六年,即公元449年)收复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分疆域,包括莒县一带的地方,并继续沿用了“东莞郡”的建制。不久刘宋政权就失守这一地方,北方的北魏政权(拓跋氏)恢复了该地区“琅玡郡”的名称。从此以后,在郡县两级均不再使用“东莞”这一名称,山东的“东莞”也逐渐被外界所忽视和淡忘。

虽然这样,山东“东莞”的痕迹还是有据可查的,并且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清代学者顾祖禹(1631-1692)在其著名历史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的“青州府•沂水县”一节中,专门有一段内容是谈及山东的“东莞故城”的。今天,在该地区,还有“东莞镇”的中心镇建制,行政上属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管辖。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残迹”,似乎还在提醒我们,历史上,这里曾存在过一个“东莞”。

三、广东的“东莞”

岭南地区由于开发时间较晚,相当长时间内人烟稀少,故行政建制也相对较晚。今天东莞的这片土地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县级以上的单独行政建制(郡县制中的“县”一级建制,在战国后期开始实际使用、在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全面推行,此后几乎没有中断地沿用至今天),更没有今天所使用的“东莞”地名。岭南地区较早的开发,是三国时期的吴国在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在今天东莞一带的地方,设置了“司盐都尉”,发展这里的盐业生产。

东晋时期,“(东莞县地)本番禺县地,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析置宝安县,又分南海郡置东官郡治焉。”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两政权时期,沿用了“东官郡”的名称,在行政管理上都属于广州刺史管辖。梁武帝(萧衍)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改“东官郡”为“东莞郡”。南朝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二年(公元588年),复“东莞”名为“东官”。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天顺东莞县志》中,当时的明朝学者(该县志作者)卢祥指出,“莞字本作官……是晋、宋、齐皆为郡”,由于当时两字的互换频率较高,容易产生混乱,因此他特意在县志里说清楚这件事情,并且告诉我们,这两个字都使用过。隋朝改为宝安县。到了唐朝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改为东莞县”。

自此,“东莞”这个地名就基本上沿用至今。

四、两个“东莞”在历史上的联系

在比对了两个“东莞”的沿革之后,笔者更加怀疑“莞草说”乃讹误所致。并且,后来的广东“东莞”与之前的山东“东莞”名字上在名称上的重合或互换,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带着这个猜想,笔者进一步查阅了有关资料。

从时间序列上来说,山东的“东莞”在先,广东的“东莞”在后,两者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同时存在过,有过不同的交集。既然上文所提,广东的“东莞”初步开发的时间,是在三国时期;最早建立郡建制的时间,是在东晋时期,那么在这一时期去寻找线索较为合理。众所周知,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争频仍,山东等人口密集的地区,基于躲避战乱等因素,是当时人口迁移过程中较主要的人口迁出区。三国时期在今天东莞附近地区开发盐业,是不是和当时的外来人口迁入、人口数量增加有关呢?这个想法还属于猜测,目前尚缺少直接的史料证据去证明。当然,盐业的开发和笔者所关心的“东莞地名来由”,属于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三国时期的开发,与东晋时期设立“东官郡”,不一定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也不影响笔者对后一问题的进一步探究。

史料显示,西晋末年东晋初年(公元317年前后一段时期),所谓“五胡乱华”“中原乱离,遗黎南渡”,中原地区的民众为了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向南迁移。当时在北方的强宗大族,追随东晋统治者(为追求所谓的正统皇权),往往是整个宗族,连同自己的部曲、私属,大规模地进行南迁。刚刚在江南地区站稳脚跟的东晋统治者,一方面为了安置外来人口,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为了激励当时的汉族族群抵抗“胡人”“外族”的入侵,颁布了“侨郡”措施,对这些人群实施安置。


开始的时候,在江淮一带安置的人口比较多。《晋书》中记载,“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又于浔阳侨置松滋郡,遥隶扬州。”这些“侨置”的郡县数量较多,例如,原来在今天山西地区的上党郡民众,因为“从龙”南渡,被安置在今天的芜湖地区,并在那里成立了“上党郡”的“侨置”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后来,这些机构由于管理上的需要(主要是防止动乱并增加税收的需要),被废“郡”设“县”,以“上党县”并入当地的淮南郡。


侨置郡县的这一逐渐“属地化管理”的过程,就是历史上较有名的“土断”措施。这些被安置的外来人口人数众多,因此在管理上也是比较繁琐的。根据统计,在东晋时期,就曾经进行过四次重大的“土断”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权也进行了六次主要的“土断”。在“土断”的过程中,原来北方地区的一些郡县名字,被保留了下来。这样,北方地区的老地名,就有可能成为南方地区的新地名。

那么,按照上述所说的逻辑,广东的“东莞”是不是来自山东的“东莞”呢?如果单凭上述的逻辑,我们只能说,这仅仅存在着可能性。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出史料证据去证明。因此,接下来,我们将从史料中继续寻找需要的证据。

《晋书》中记载,“永嘉之乱,……元帝渡江之后(公元317年),徐州(注:西晋时东莞郡属徐州管辖)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明帝(注:即司马绍,323-326年在位,即元帝与成帝之间的东晋皇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等郡,以属徐、兖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领州。义熙七年(注: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即公元411年),始分淮北为北徐州,淮南但为徐州,统彭城、沛、下邳、兰陵、东莞、……十一郡。”

通过比对时间,我们可以得知,上文所提的晋成帝司马衍在“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设置东莞郡,刚好是处于这一“侨置-土断”的过程之间,即317年与411年之间。如果我们单独地看“咸和六年设置东莞郡”这一事件,似乎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这是我们容易忘记“东莞”这一地名来源出处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将此事件与“侨置-土断”这一较长时段的过程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事情一下子变得明朗了起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咸和六年设置的“东莞郡”,正是为了安置来自原来山东地区“东莞郡”的南渡移民而设置的“侨置郡”,因此在郡的名称上,仍然沿用了“东莞”这一名称。

另外,《旧唐书》里指出,“东莞,隋宝安县。至德二年九月,改为东莞。郡,于岭外其为名也。”书中,这一句话其后的注释中还说,“元和志卷三四作‘取旧郡名也’”。这两条信息,实际上也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不管是《元和志》所处的唐朝,还是《旧唐书》所处的五代十国,都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东莞”这一地名,是来自于“岭外”(实际上就是岭南之外)或是“旧郡”,亦即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山东的那个“东莞”。这实际上是我们找到的、彻底否定“莞草说”的有力证据。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明“东莞”和“东官”这两个地名,是在同一个地方呢?从上面的引文、颜师古的注释,以及地方志对这两个地名的使用,我们可以知道这两个字互换的程度很高。虽然作为“侨置郡”,是那种遥寄的(实则是虚拟的、远离原来地区的)郡名,但随着北方的流民大批地进入江南和更南边的其他地区,如何安置这些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就成了实际的、不可不加以解决的问题。


这样,“侨置郡”所管辖的“郡民”(即北方移民)被安置在当时人烟稀少的南方,被赐予较广阔的土地,利用他们身上所拥有的较先进的生产技能(包括农耕、陶瓷、渔业、盐业等技术),去开发这些“荒蛮”“烟瘴”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推测,上文所述,三国时期吴国甘露二年(公元257年)设立专门机构,来开发东莞地区的盐业,也许是为了安置来自北方的拥有较高制盐水平的移民,而如果这个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移民就很有可能是来自山东(今天日照地区)沿海的移民。因为众所周知,“齐地之民”(山东半岛居民)自周朝开始便熟悉海盐的生产。


而当时的其它地区,都属于内陆,只可能拥有“池盐”(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或“岩盐”(例如陕西的某些地方),与“海盐”的生产有较大的差异。而山东的“东莞地区”,接近徐州,属于南方与北方争夺激烈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区的战争频发,居民大量外流以躲避战乱,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需要确知最早进入广东“东莞”的移民来自哪里,尚缺乏准确的史料证据,也许需要从东莞地区的族谱中寻找出蛛丝马迹,目前尚属猜想。但在地名沿革的研究层面上,“东莞”与“东官”多次互换,包括上述的南朝的梁朝(公元507年)和陈朝(公元588年),就已经充分地证明了,“东莞郡”与“东官郡”,是属于一个地方。

经过数个朝代多次卓有成效的“土断”,也经历了许多世代客居他乡的生活,这些来自中原地区(包括今天山东半岛地区)的移民后代,逐渐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何方的,逐渐本地化并认同自己居住的岭南地区的生活。他们深信自己是本乡本土的“岭南”人氏,以至于忘记了“东莞”这个地名的来由。因此,到了后来,浅显易懂、似是而非的“莞草说”,能够慢慢在民间乃至学界(包括明清的地方志记载)流行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系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政法系讲师)

原题《“东莞”地名来由考辨——基于文献史料的“移民说”探析》

小站按:为阅读方便,删去原文注释部分,供保留以下参考文献:

[1] [明]张二果、曾起梓著,杨宝霖点校[崇祯]东莞县志[M].东莞:东莞市人民政府,1995.

[2] [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 [汉]班固撰.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6] [南朝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 [唐]房玄龄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天顺]东莞县志[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

[9] [后晋]刘昫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钱穆讲授、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原载《岭南文史》第三期,2015

预读/校阅:姿驿、罗曼、小兵、陆离

整理:罗曼

预读统筹/执编: 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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