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一个新常态？
近日一股独特的直播风潮席卷全网，在直播带货大行其道的今天，官员直播带货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强势进入了观众们的视野，得到了官媒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官员直播带货还存在一些可见的隐患，“官员天团”能否成为直播产业中的一股坚实力量呢？
其实早在2019年上半年，部分基层官员就已经开始尝试直播带货了。相关数据显示，从2019年4月至今已经有超过24个省份的500多名县长走进了直播间，他们在网络上争相推销自己家乡的土特产，带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大自然气息，这群中年人用朴实的言谈和温和的眼神打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直播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愿意放下身段的官员得到了媒体和群众的广泛好评，成为了官员直播潮里亮眼的存在，同时也说明了直播带货一个底层逻辑，像明星（唐嫣、杨幂、刘诗诗）和官员这样的名人，如果想在直播间打出成绩，就必须要放下架子融入观众，这是降维打击式的带货是否能起作用的关键。
官员带货虽好，但可以“贪杯”吗？
和网红主播不同，官员做直播不是为了赚钱，当名利二字去其一之后，名声就成了一些官员做直播的最大动力，因此也衍生了一些形式主义作风。
根据新华社的调查，部分领导干部在直播中存在刷单、摊派等销量作假行为，或者组织旗下“水军山”呼叫好，不注重直播质量，只为见报曝光，营造虚假繁荣。
陕西城固县县长在直播中给每个帮扶干部设定了50元的最低消费，遭到了央视记者的曝光。
在官员直播方兴未艾之际，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监管制度，这样的“找托”行为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如果表面上销量爆炸，背地里的盈利却上不来，那最后吃亏的还是地方企业。
除了直播动力的隐患之外，官员直播的直播能力显然也有些参差不齐，尽管有颍上县、商河县、襄汾县等直播风格比较奔放，有一定吸引力的官员主播，但这一类在整个官员主播群体中尚属少数，大部分官员主播还是比较传统的。
为了弥补官员主播在气氛营造上的短板，不少主播间都会配置一名助理（女性居多），负责用专业的口吻带动直播间氛围。
像这类独木成林的官员主播屈指可数：
总体来看，大部分官员主播们的解说能力还难以撑起一个火爆的直播间，当热潮褪去后，官员直播间对观众的吸引力还有多少？如果观众的目光始终只会停留在专业主播身上，官员们只能作为“吉祥物”存在，那官员带货还有何意义呢？
官员带货的几个建议
官员直播并非昙花一现，因为直播可以成为官民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直播顺便带货，也按理说可以成为一种新常态。近期舆论对此讨论也颇多，如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刘双舟认为：“官员直播带货容易混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市场经济建设就是要彻底划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政府的交给政府。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不能直接介入市场。”在官方还没有正式说法之前，我们暂且提几个建议：
对官员直播进行一定的准入限制，在标准的基础之上，以基层政
府或部门为单位，用主动报名的方式从内部选拔具备直播才能的新秀主播，由其代表部门参与直播，不必非“领导”出席不可，只要是政府内部职员，具有出色的演讲能力和现场感，都可以在直播间一展风采。
这样既可以保证主播的积极性，又能提高官员直播的整体效果，让官员直播能依靠自身合格的直播功底在直播带货领域收获到效果。
可以对主播官员设立效果奖惩机制，可以是内部先进个人评比，也可以是基于打赏与销量的公开奖励，涉及现金奖励的部分则公示在政府网站上，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对其进行公开透明的监管，杜绝暗箱操作与贪腐
黑风。
实质的奖励回报，让官员主播可以有充足的动力把直播当成一份事业来做，并且还能想着把直播间做好做大，不至于三分钟热度，以此保证官员直播的长线和效果输出，这样才有可能为当地经济建设和品牌宣传提到一定的作用。
但同时要规定不能随意接受企业邀请进行直播，更不能参与相关营销活动，对带货的品类也要做出限定范围，不是什么货都能带。
和网红进行临时组队是当前乃至未来都很实用的一种选择，比如
联合国官员井贤栋（联合国副秘书长）与薇娅合作卖咖啡豆，3000斤咖啡豆很快就被一抢而空。在吕梁市今年的直播带货中，北京优购物主播刘阳与官员王廷洪一起出镜：
堪称流量与权威的完美结合，这一模式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官员直播的常态。
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官员直播带货就已经初现风潮了，也取得过一些实际效果。而如今的官员带货则更像是疫情中的救急之举，多少带有一些“临危受命”的味道。从细节上来看，当前的官员直播带货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以可持续性和不正之风为主。
在未来的直播带货领域中，官员直播带货能否成为一种成熟和常态的直播形式还有待观察。但不管怎样，在疫情的眼下，已经成为了某种风口和现象，就如同很多大城市又允许可以摆地摊露天经营了，这总是循环往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