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2019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第2839期文化产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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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于2020年6月6日在线上顺利召开，由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北文投集团所属子公司北京文投大数据有限公司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19）正式版也在此会议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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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北京文投大数据有限公司/新华网 联合研制组

编辑 | 俞佳颖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正文共计9408字 | 预计阅读时间24分钟

2020年6月6日上午，由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主办，北京文投大数据有限公司、新华网协办的“后疫情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线上顺利召开。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熊澄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祁述裕教授、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何建红处长、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孔少华副教授、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兆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组织方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钰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铮副教授、北京文投大数据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高士博、新华网文化频道与书画频道主编袁思陶、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戴俊骋副教授也参与到会议的研讨。

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19）正式版。该指数由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北文投集团所属子公司北京文投大数据有限公司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魏鹏举教授作为指数首席专家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19）。该指数根据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和发展要求，从投入水平和产出品质这一基本架构模型入手，以期测度能够更加匹配广泛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架构。在投入水平上，包括主体结构、人才供给、资本规模、资源环境四大维度；在产出品质上，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创新效益、溢出效益四大维度。最终形成了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的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体系。

指数（2019）结果显示：

1.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质量偏低,整体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指数总分整体均值为52.56分，其中2/3以上的省份指数总分低于整体平均分。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四川、湖北、天津、陕西居于指数总分前十名。

2. 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差异较大，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影响，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质量地区差异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大体一致，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渐降低。

3. 我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尚不均衡，仍有19个省份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状态。

4. 创新效益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短板，创新效益指标总体平均分为41.36，为八大二级指标中得分最低。

以下为指数报告的核心内容，供参考。

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指数的背景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了“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至今，在政府、产业界和学术层面产生了广泛的探讨，文化产业领域也不例外。

在我国不断深化改革与开放的进程中，文化产业发展对于文化繁荣与经济增长的双重战略价值日益得到广泛共识。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时代中，高质量的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有效保障，也是提升我国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以及综合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我国宏观经济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创新如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一样，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能量，与此同时，文化产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命题和紧迫的实践诉求，因此有必要与时俱进地开展符合高质量发展内涵与诉求的指数评估体系研究工作，积极推动和服务全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认识和把握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意义与本质要求，这是建构合理有效的指标体系与测评机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度量发展目标的中心红线。

现有相关指数评述

根据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佛罗里达（RichardFlorida）将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意经济四个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创意经济时代”业已到来，因此西方相关的指数评价多从创意经济的角度出发。[1]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如佛罗里达的3T指数，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包容（Tolerance），其认为创意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用一个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创意阶层的富集程度以及地方的多元化和开放程度来度量。[2]格莱瑟（Edward Glaser）则在3T指数基础上提出了3S指数，即“技能（Skills）、阳光(Sun)和城市蔓延(Sprawl)”。[3]兰德里的创意城市指数则认为城市营造创意经济的关键在于培育城市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是评估和衡量城市“想象力”的战略工具，被用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和欧洲的弗赖堡、根特等城市上。[4]此外，欧洲创意指数[5]、中国香港创意指数[6]等均是各区域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创立的一套指数化的制度来评估区域的创意活力。

总体而言，西方语境下没有单纯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更多的是衡量创意活力和文化参与的创意文化指数，或者是叠加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创意科技技术；更强调创意经济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技术和信息，而是创意。因为新的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及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新创意也因此成为推动地区乃至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7]因此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创意指数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仅仅是现象的表征。[8]当然这些指数普遍具有结构完整、实际应用性强的特点，对后续的相关指数评价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从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由于这些区域的发展背景与中国的发展截然不同，特别在“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对中国文化产业的指数度量体系需要重新架构。

2000年后中国对文化产业的热衷与重新审视，与其在国民社会经济发展中战略地位的日益提升密不可分。[9]相较于西方对创意文化的综合度量，我国在文化产业实践度量上有着相当丰富的探索和积累。从官方统计层面来看，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在2004年、2012年和2018年先后历经3轮迭代修订，是目前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质量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关于加强和规范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8〕58号）政策的出台，使得过往各地方政府结合自身文化产业发展而制定的统计分类标准趋于统一，为构建贯穿全国到各地区基于同一统计口径的文化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创造了现实条件。

国内一些研究机构也编制并发布了各类文化产业相关分析评估成果，通过初步整理统计，已经公开发布过的全国性文化经济相关指数包括《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始发），《中国文化消费指数》（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始发），《中国城市创意指数》（深圳大学，2012年始发）等；区域性的相关指数有4个，如《浙江文化发展指数》（浙江省委宣传部，2011年始发）等，现有的这些指数实践都是本次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编制工作的重要参考。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理论基础

从学理上看，相比较于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对其产业层面的统计核算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而针对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某个细分产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度量更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追本溯源，我们认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理论层面进行思考，这也是我们构建指数的理论基础。

供需理论：实现更加广泛的人民美好生活的供需匹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做了进一步诠释：“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新发展理念的角度，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0]当前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需求体系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是横向维度的范围扩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对健康、教育等更加关注。二是纵向维度的层次提升，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美好生活需要呈现出多样性、个性化的特征。[11]这对以提供人民美好精神生活为首要目标的文化产业而言更是任重道远。

文化产业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要解决的是“有高原，无高峰”的供给能力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其基础在于推出适应需求新变化的全新供给结构，满足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诉求。因此供需结构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一级架构。

结构理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和要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一个案例的影响力，不亚于一个文件。因此对结构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宏观经济结构层面的问题，而是诸如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结构的问题。当前文化产业领域的三大主要市场主体中，国企、民企、外企各自都面临着一些影响活力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供给过程中，如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外资企业的开放准入等问题，其背后需要完善的市场准入机制，各种隐性障碍的破除等，均是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因所在。而创意人才的流动投入、资本的有序进入、资源环境的有效匹配，都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构成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供给结构。
价值理论：双效统一还原商品二重性
关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当前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有向一元化方向并轨，走向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避之唯恐不及，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12]有别于经济领域的“高速增长”以货币为度量，高质量发展本就是在“高增长”之上的综合发展，对于文化产业领域而言，当同使用价值相关的所有变量都有意无意地被“抽象”而归之为交换价值量，就不再可能有质量含义，就会出现以“流量”来评判“质量”的文化产业喧嚣乱象。
因此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效统一也成为本领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而特色的效益表征，也是对文化产品及服务使用价值的重新审视，而不仅仅囿于单纯的货币交易价值之下。
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不仅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基本产出原则，更希翼于用更为丰富的综合指标去度量，去尝试解决过往文化行业层面对产品或服务质量的简单化、虚无化问题。
创新理论：内容和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
文化和科技融合既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也是结果表征。只有创新驱动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上说，创新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侧重点在于科技创新，无论是内源性的自主研发，还是外源性的学习引进，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科技在文化产业逐渐渗透，已经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泉所在。
而文化产业特殊之处，还在于内容的创新，即创作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符合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文化内容。此外，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还表现在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数字创意产业是典型的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经济的结合，而对于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发展的溢出效益产出，也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重要的产出品质测度。

管治理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市场调节机理的基础是工具理性的主导，尽管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市场调节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领域都能确保“市场最了解”，因而表现为“市场最正确”。但在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领域，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深刻而广泛的对文化的“高质量”进行度量定价方面，市场更是“难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发生调节失灵的现象，也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低俗追捧。

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新时代生产和消费质量水平的提高，对带有公共权属性的文化权利享用机制的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和治理手段。[12]因此贯穿整个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是政府应对文化市场的管治，试图全面体现文化产业领域深度改革的最新成果。

指数框架和计算方法

指标框架

结合上述理论研究基础，根据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和发展要求，从投入水平和产出品质这一基本架构模型入手，以期测度能够更加匹配广泛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精神食粮高质量发展架构。在投入水平上，主要通过主体结构、人才供给、资本规模、资源环境四大维度进行测度；在产出品质上，主要通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创新效益、溢出效益四大维度进行测度。最终形成包括2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的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具体如下表所示。

指标数据来源

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一个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探索性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数，选择的数据来源是官方统计数据和专业的网络大数据。考虑到权威性和连续性，“指数2019”三级指标数据主要来自2018年已经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另外鉴于高质量评价要求的新颖性与特殊性，部分三级指标（比如“文化类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企业多样化指数”“文化企业吸纳投资规模”“文化企业获得专利数量”等三级指标）数据来自北京文投大数据公司产业大数据监测平台。

指数计算方法
指数得分计算采用目前各类产业指数编制工作最常用的熵值法，即自下而上通过衡量各项指标提供信息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再利用指标权重来计算指标得分。在原始指标数据矩阵中，指标的差距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影响越大，权重越大。


指数测算结果分析
从全国相关省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19）的结果，可以分析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质量偏低
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2019）相关省市总分显示：我国文化产业整体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产业提质增效任重道远，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指数总分整体均值为52.56分，其中2/3以上的省份指数总分低于整体平均分。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四川、湖北、天津、陕西居于指数总分前十名。

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发展差异较大

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影响，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质量地区差异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大体一致，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逐渐降低。从指数总分来看，各地区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质量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差异：一是除东部地区外，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质量都低于整体水平，东部地区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省份指数总分均值差幅分别为19.83分、28.68分、30.38分，区域内部相关省份指数总分极差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特征。二是四个经济区域内部相关省份之间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差异都相对小于全国整体差异，整体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态势。

我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尚不均衡

横向对比各省市一级指数得分来看，较高的要素投入水平和较高的产出品质均是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竞争优势的直接体现，纵向对比各省市一级指数得分来看，较低的要素投入水平和较高的产出效益是其文化产业发展相对优势的具体体现。

利用四象限法，其中纵轴表示“投入水平”，横轴表示“产出品质”，分别以2个一级指标省份整体均分作为区分高、低的中点，可以清晰直观呈现全国31个省份之间及其各自文化产业投入产出相对关系。其中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四川、湖北、天津9个省份处于坐标轴第1象限，属于“高投入-高产出”区域，但山西、辽宁等19个省份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的第三象限，进一步反映出大部分省份文化产业发展质量不高。从区域看，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整体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高效特征，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整体呈现“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发展特征（见图1）。

△图1 全国31个省份文化产业“投入-产出”关系（2019）矩阵组合图

创新效益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短板

从一级指标看，我国文化产业整体“产出品质”略高于“投入水平”（均分差幅为2.21分），省份之间得分差异也相对超过“投入水平”指标。从二级指标看，“社会效益”得分最高，“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格局基本显现，但“创新效益”指标总体平均分为41.36，为8个二级指标中得分最低的指标，相对成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短板。进一步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的比较分析来看，除中部地区外，其他三大地区的二级指标分值低谷也都在“创新效益”指标，反映出文化产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驱动力亟待提升。

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议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我国确定的新方向和新命题，同时也是经济建设的核心追求。目前，关于何为高质量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评价与规范高质量等问题尚在探讨和实践摸索的进程中，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与实施机制尚未明确，相关问题研究也亟待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一次有益的学术性尝试，旨在为相关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积累些许经验素材，也期冀能够为我国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落实和细化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同时也期待通过指数指标相关数据周期性动态监测和评估分析为全国及相关省市推动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若干参考和支持。

指数（2019）结果显示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为促进全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应当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产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由此推动这个目标的充分实现。就此提出若干改进建议：第一，抓紧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体系；第二，持续完善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切实改善投入绩效；第三，以创新尺度评价文化产业，以创新驱动文化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第四，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探索高水平文化贸易格局。

未来我们将在不同尺度上继续深化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数的研究，不断扩大指数应用范围和影响力。宏观层面将研究深化对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认识，系统追踪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趋势；中观层面将打造“行业指数”“区域指数”进行更为细致的测度；微观层面将结合文化企业景气指数及时反映文化市场动态。总之，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目标、切实增强文化创造活力、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以及有效发挥文化融合创新价值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保障。这种战略性认识构成了我们编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与目标任务。

参考文献

[1] Florida R. Tinagli I: Europe in the creativeAge[M]. Demos, 2005

[2] Florida R.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and Everyday Life[M]. Basic Books, 2002

[3] Glaeser, E. Review of Richard Florida's The Rise ofthe Creative Clas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 35(5).

[4] Landry C. 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Urban Innovators[M].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2000.

[5] KEA European Affairs. The Impact of Cultureon Creativity [OB/EL]. http://www.keanet.eu/docs/impactculturecreativityfull.pdf., 2009.

[6]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创意指数研究[OB/EL]. http://www.hab.gov.hk/file_manager/en/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arts_culture_recreation_and_sport/HKCI-InteriReport-printed.pdf,2004.

[7] Atkinson. D, Court. H. The New Economy Index[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1998.

[8] Antonio Castro-Higueras A.,Aguilera-Moyano M. Assessing creativity: an indexproposal [J]. Creative Industries Journal, 2018, 11(1).

[9] Keane M.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fourperspective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09, 15(4).

[10]杨伟民.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 2018(2).

[11]高培勇，杜创，刘霞辉，袁富华，汤铎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个逻辑框架[J]. 经济研究. 2019(4).

[12]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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