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44期文化产业评论
2020年5月，中央文改办下发《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建设路径和主要思路。那么文化大数据到底是什么？发展的意义何在？目前的发展思路和不足又是什么？有哪些对策可以落地？以及今年以来大事记...跟随文化产业评论（ID：whcypl）一起来看~
编辑 | 高小辰
来源 | 全中看传媒、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
正文共计11847字 | 预计阅读时间30分钟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而具体到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2020年5月，中央文改办下发《关于做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建设路径和主要思路。要真正建设好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更好地发挥文化大数据的效用，就要界定清楚文化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构成以及文化大数据的应用。厘清文化大数据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构成是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对于文化大数据尚缺乏准确的定义以及对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构成缺乏清晰的认知，主要原因是局限于“小文化”[1]领域以及没有抓住大数据的本质，而这就需要扩大到大文化范畴和按照大数据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来讨论问题。目前，文化大数据尚缺乏统一的定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描述式的归纳法来界定文化大数据。高书生认为文化大数据分为需求侧和供给侧，需求侧的大数据是因文化消费而产生的海量数据，供给侧的大数据来自公共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文化生产机构等。[2]这种定义法简单容易理解，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一是没有从大数据的本质和规律来对文化大数据进行界定；二是仍然从“小文化”的视角来界定，而不是采取“大文化”的视角，导致内涵和外延过窄，导致文化大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受到很大影响；三是在供给侧重点强调了PGC内容供给，而没有给予UGC内容足够的重视。而要准确定义文化大数据，就要从大数据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出发进行定义。
所谓文化大数据，是指服务于文化相关决策，需要新型数据处理模式才能对其内容进行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对文化大数据的理解：
一是在目的方面，是服务于文化相关决策，即满足人民在文化领域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二是在处理模式方面，需要新型处理模式，原有的处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处理；三是在本质方面，是信息资产，是新的生产要素，其价值比石油等资源更大；四是在复杂性方面，极为复杂，不仅体现为海量数据，而且还体现文本、音频、视频等格式，更体现既有规则数据也有不规则数据；五是具有大数据的海量性、频率高、实时性、全维度、在线性等特点。在文化大数据体系的构成研究方面，目前国内的系统化研究很少，且主要集中于文化大数据的构成，而不是文化大数据体系构成。有的研究认为从数据对象的生成方式及其在数据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来看，文化大数据可以被概括为文化原生数据与文化衍生数据两类。
其中，文化原生数据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文化行为数据、文化内容数据、文化时空数据等类型。高书生从文化生产体系再造的角度，认为供给侧的大数据可以作为生产要素进入文化生产过程，需要格外关注供给侧的大数据，尤其强调从文化遗产中“萃取”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三库。文化大数据体系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涵盖标准、伦理、技术平台、内容、监管政策、参与者、数据共享与协同、落地场景等。一是在标准方面。由于文化大数据构成庞杂、参与主体众多而且互联网巨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导致文化大数据的标准极难统一。二是在文化大数据伦理方面。文化大数据涉及到精神层面和用户的个人隐私，尤其需要具备正确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当然大数据技术本身并无价值观，而使用大数据技术的企业和员工要具备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三是在技术平台方面。文化大数据构成复杂、参与者众多，目前不仅互联网巨头搭建起了属于自身的文化大数据技术平台方面，而且其他文化大数据相关企业也搭建起了或大或小的技术平台，尤其是实力强大的互联网巨头搭建起了内容、技术与用户等中台，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个性化、及时性的文化服务。在技术平台方面，国家层面缺乏真正统一的、涵盖政府相关的文化大数据的技术平台。四是在内容方面。文化大数据可以分为既有内容深度挖掘和生产的、文化机构持续生产的、自媒体生产的三类，其中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等是既有内容深度挖掘和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都在生产的新闻、娱乐等内容是文化机构持续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用户每天生产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相关内容是自媒体生产的核心内容。五是在监管政策方面。大数据尤其文化大数据的监管作为新兴事物，处理的都是新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复杂、涉及面广，尤其涉及到数以亿计用户的隐私和数字资产，这就要求在监管政策上采取全新的观念、手段和工具，核心则是观念上要树立起数据思维和数据治理的观念。六是在参与者方面。文化大数据的参与主体众多、类型复杂，有政府机构（既是文化大数据治理的监管机构又是某些文化大数据整理的服务外包机构）、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快手）等，各类文化大数据相关企业、用户、科研机构等。七是在数据共享与协同方面。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多元关联与共享，单一维度数据的价值则相对很小，但目前文化大数据主要由互联网巨头掌握，而且各家互联网巨头的技术标准不一且文化大数据蕴藏着巨大的商业利益，各家企业并不愿意共享各自的数据，也导致文化大数据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八是落地场景方面。随着大数据技术快速打破行业和区域限制，大数据的落地场景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大。文化大数据落地场景多、类型复杂，基本上涉及到用户的方方面面的需求，而不仅仅局限于新闻资讯、文化娱乐等与文化相关的需求，在教育、旅游等融合产业中都会有相应的落地场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无论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还是助力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在文化事业方面能够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繁荣。一方面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把我国文化资源全面数据化和标签化，为文化创作提供更多更好的素材；另一方面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据化，彻底打破时间和距离制约，实现优秀文化的持久化保存和更好地传承。第二，助力文化产业及关联产业可持续发展。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文化大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既能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不竭的资源，又能助力文化产业的跨界发展，进一步拓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和边界。中央文改办下发的《通知》，明确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主要思路，而系统分析《通知》则可以看出基本上采取的还是小文化的建设思路。整体来说，《通知》采取了极为务实的做法，以国有文化单位为主要依托并吸引社会力量加入，以供给侧文化大数据为抓手，核心围绕掌控力强的政府文化大数据展开。毫无疑问，这种思路容易推进、见效快，而且能够帮助国有文化单位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具体任务和思路如下。第一，明确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八大任务。《通知》明确了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中华文化素材库建设、文化体验园建设、文化体验馆建设、国家文化专网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云平台建设和数字化文化生产线建设等八大任务。第二，供给侧、生产端、体系化是三大关键词。从《通知》来看，一是要从供给侧着手。即对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进行深度挖掘和数据化。二是从生产端发力。三是体系化是关键。第三，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和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将承担国家文化专网等的建设，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二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的各类企业。《通知》中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思路很务实，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实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新业务，但从整体上说，该思路也存在范围过窄、体系不够健全等不足之处。第一，采取的是“小文化”思路。从《通知》可以看出，国家文化大数据覆盖的范围主要是文化和旅游部所管理的文化领域，相比于范围更广的“大文化”领域则覆盖范围相对狭窄，明显采取的是“小文化”的建设思路，虽然短期内能够快速推进，但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系统、全面地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第二，主要集中于供给侧的文化大数据，而对于需求侧的文化大数据则考虑较少。《通知》重点围绕国家掌控的文化大数据资源（政府文化大数据资源），核心是公共文化服务资源，而且建设的重点是供给侧的生产端，而对于需求侧的文化大数据关注很少。第三，主要集中于文化机构尤其是国有文化机构生产的内容，而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更接地气的UGC内容则关注不够。《通知》中强调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化生产机构的能力和作用，而对于UGC的内容则基本没有涉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作为涉及多个部门的国家重大战略性工程，应通过多部委联合发布和实施的方式来提升重视程度，采取“大文化”的建设思路，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机构、互联网文化企业以及各类文化企业的协同作用，实现供给端、需求端、监管端等系统化、体系化的建设。目前《通知》由中宣部文改办发布，由于文改办只是中宣部的一个正厅级内设部门，相对来说级别较低，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匹配。一般来说，对于文化领域的国家重大战略部署都是由多部门联合发文，例如，《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就由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文。因此，作为国家大数据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也应该由多部委联合发文，建议由中宣部牵头，中宣部、发改委、中央网信办、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科技部等部委联合发文推进该重大工程，以切实发挥文化大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驱动作用。当然，如果由中办、国办两办发文最好。所谓的“大文化”思路，是相对于之前的“小文化”思路来说的，完全覆盖了中宣部的监管与治理范围，不仅涵盖了“小文化”的文化与旅游部的监管与治理范围，而且涵盖了网信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的监管与治理范围，真正构建起数量巨大、多元关联、互联互通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大文化”建设思路，从根本上符合大数据和互联网发展规律，能够有效地打破部门主义和数据孤岛，把散落于于各个部门的文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不仅能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和数据资源的几何指数增长效应，又能发挥不同类型文化资源的协同效应，真正助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大数据要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实现多元数据的融合和关联，而要实现有效融合和关联，在理念上要打破各自为战的旧观念，树立起开放合作的新理念。真正树立开放合作理念，一是要求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不能由文化部门关起门来搞建设，更不能为了部门利益而不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尤其要按照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规律，秉持开放、合作、互助的理念，打通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与国家大数据体系的有效连接，彻底实现不同数据体系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好地发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功能和效用；二是实现国有文化单位和企业与民营文化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开放合作，发挥全社会之力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三是互联网文化巨头之间也要充分开放合作，实现文化数据在更广范围、更多平台之间的关联；四是文化单位和企业与其他类型单位和企业的开放合作，实现文化数据与其他数据的多元关联。4.以建设系统化、体系化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为目的首先，要构建起由监管治理层、标准与伦理层、技术平台层、内容与传播层、用户层、落地场景等构成的多层次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在监管治理层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多部委之间的协同监管与治理；在标准与伦理层方面，虽然不可能要求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采取一样的数据标准，但是可以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文化大数据采取一样的标准，而且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可以在文化大数据标准方面密切合作。至于大数据伦理，应树立起“数据向善”的伦理观；在技术平台层方面，由于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有自己的技术平台，且技术平台之间不可能有效对接，应由国家出面建立起国家文化大数据技术和内容平台，一方面负责由国家出资的相关文化大数据，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文化大数据，另一方面负责与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的技术和内容平台对接。其次，涵盖供给侧、需求侧等所有的文化大数据。除了供给侧的文化大数据之外，还要涵盖需求侧的文化大数据，尤其是需求侧的文化大数据包括了用户文化需求的各类的细化数据，对于生产端的生产出适销对路的文化大数据产品和满足用户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关键性价值。当然由于需求侧的文化大数据基本上为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所有，在需要使用需求侧数据时，国家文化大数据平台应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激励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共享相关数据，以更好地发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价值。在供给侧方面，除了文化机构生产的文化大数据之外，还应该包括自媒体和用户自生产的文化大数据，而且在5G快速普及和短视频流行的时代下，自媒体和用户自生产的文化大数据更接地气，数量占比也越来越大。
第三，涵盖所有的参与者。除了国有文化机构、科研院所、相关文化机构之外，重点应把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纳入体系，并把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平台上的文化大数据生产者一并纳入体系。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核燃料，文化大数据对于文化的智能化极为关键，尤其是不同维度和来源的多元关联数据作用巨大。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一方面在技术平台和标准方面尽可能实现不同平台数据的可转换。虽然不同互联网平台都有自身的数据利益，不可能采取数据平台的完全统一化和互通化，但是可以鼓励不同的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在交易时可以实现可转换；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促进各大互联网文化企业的文化大数据共享与关联。第一，搭建国家文化专网助力广电网络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基建”，并采取各种方式融资，文化领域的“新基建”在现阶段就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总投资额很大，而作为国有文化产业重要力量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应成为国家文化专网建设的承担者。目前中国广电已经拿到了5G牌照，中国广电以及各省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正在积极推动5G网络建设，5G网络的切片技术可以为行业提供更好、更安全的专网建设，自然中国广电等可以利用5G技术建设好国家文化专网等，更好地做好“宣传文化”与“信息服务”工作。[3]第二，大力鼓励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和运营。毫无疑问，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在文化大数据方面技术能力强、用户规模大、资金实力强、运营能力突出，既要鼓励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全方位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又要鼓励大型互联网文化企业充分利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资源，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文化产品。第三，拓展更多的落地场景。随着大数据技术快速打破行业和区域限制，大数据的落地场景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大。要打造良好的文化大数据生态系统，就要让参与各方都能获益，而这就要在更多的商业场景落地，“以技术为本、以文化为魂、以产业为载体”就是有效的思路，除了文化体验馆、文化体验园之外，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信息服务业、教育业等都是很好的落地场景和载体。盘点2020 |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大事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数字广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全区数字经济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计划投资千亿元推进149个重大建设项目，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国-东盟分平台建设纳入其中，标志着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在广西获得实质性进展。
4月10日，山东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省税务局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山东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其中将“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工程建设，加快齐鲁文化分中心平台和齐鲁文化数据库建设”列入第七项重点任务，迈出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又一大步。
5月9日，江西省科学技术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建设文化大数据纳入到八项主要任务，提出一要加强文化大数据收集，二要推动文化大数据开放共享。
5月26日，中央文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通知，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8大重点任务，并指出：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程，也是打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畅通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融通文化和科技、贯通文化门类和业态，推动文化数字化成果走向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举措。
5月29日，江苏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率先探索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政企互通、事企互联、数据共享、安全可信的文化大数据体系”，涉及大数据平台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建设，以及文化数据的采集、存储、标注、应用开放、安全保护等多项内容。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图片来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6月30日，中宣部文改办印发《关于做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工作的通知》，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遴选香山革命纪念地、西柏坡纪念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15家单位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一期）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玖扬传媒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山西省平台项目开展全面合作，推动山西省内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纳入到文化大数据省平台，分期逐步实现山西地区省级广电网络接入文化专网。
7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召开“广东省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交流座谈会”，就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内的岭南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思路与举措建言献策，并对相关具体事宜进行讨论和交流。
7月31日，云南省发改委下发《关于印发云南省新基建项目（2020-2022年）的通知》，发布了云南省首批新基建项目，总投资3776亿元。在多达22类704个具体项目中，涉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项目占据7席。
8月22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和负责人，并新增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等3个专业委员会。来自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的10名代表当选本届理事会理事。此举标志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作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的工作平台，步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8月23日，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与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联合启动《体验园建设标准》《体验馆建设标准》《文化体验体系建设设备标准》及配套设备清单、《沉浸式教室建设标准》等系列标准研编工作。
8月29日，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成员代表大会暨2020年工作会在北京召开，来自50余个成员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联盟章程、成员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通报了联盟工作及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进展情况。
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做好2020年度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之红色文化体验馆（一期）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支持建设技术含量高，传播力强的红色文化体验馆。建设主体同时需要负责完成红色文化体验馆运营工作，推动红色文化、传统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场。红色文化体验馆（一期）建设给予不超过800万元补助，剩余部分由企业自筹。
浙江省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参与国家文化专网华东分平台建设
浙江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经信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电局七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要落实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有关要求，参与国家文化专网华东分平台建设，参与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中华文化素材库建设。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改办印发《宁夏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以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为主线，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标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政企互通、数据共享、安全可信的文化大数据服务及应用体系，面向全社会开放”。方案明确把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列入新基建项目，自治区财政厅统筹做好资金保障工作。
山东省委文改办下发《关于印发山东省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结合山东省地域特色、红色资源、文博资源等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分解，构成“三库两体验、一网一平台一生产线”的八项具体任务。通知指出，要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推动将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纳入全省“十四五”规划。
10月21日至22日，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30余成员单位代表聚首南京，参加全国文化和科技融合工作研讨班暨全国文化大数据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江苏、北京、浙江、湖南、贵州、云南省委宣传部就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经验作了交流发言；南湖革命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首批红色基因库试点单位作了经验介绍；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贵广网络、江苏有线、浙江华数集团分别汇报了相关工作；陕西、内蒙古、山东、河南省网公司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10月23日，2020中国（南京）文化和科技融合成果展览交易会开幕。“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实践”展区围绕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架构及“三库两体验一云一专网一生产线”八项任务展开，集中展现江苏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中取得的成果。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最新建设成果发布
23地广电网络加入文化专网建设
10月23日，第三届“文化和科技融合热点和趋势”论坛上，中宣部文改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高书生解读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最新成果。在国家文化专网省域平台的建设方面，已有23个省区市的广电网络公司成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成员单位，正在按照统一的标准搭建省域平台。包括江苏、陕西、贵州、湖北、湖南、广西、新疆等地区企业正积极争取本区域的数据中心建设。
陕西省文改办印发《陕西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工作推进方案》，将重点推进陕西省“三库、两体验、一专网、一平台、一生产线”八项建设任务，且每项任务均列出了2020年度及“十四五”期间的分解量化目标。方案指出，要适当安排地方资金支持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如申请文化新基建等专项资金、结合在建项目自筹资金等。
11月15日，福建省文改办与福建海峡银行在福州签订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战略合作协议，并授牌福建海峡银行为“文化银行”，授牌福建海峡银行福州三山支行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福建）建设合作银行”。这是全国首个揭牌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合作银行，将通过加强金融政策引导、拓宽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简化流程提高效率等方式，为福建省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项目提供专项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
11月19日，在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开幕式上，八个国家文化大数据区域中心首次公开亮相并集中授牌，分别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东北区域中心、华东区域中心、华中区域中心、华南区域中心、西南区域中心、西北区域中心、东盟区域中心和多语种区域中心。承担区域中心建设和运营的主体将认真履行国家文化大数据省域中心建设和运营的职责，为省域内数据、信息、产品等确权、交易、结算和支付提供专业化服务。
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展览上，面积达200余平方米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展”占据中心展位，从云端、生产端、供给端、需求端四大版块集中展示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新技术、新服务、新体验。其中既有国内科技头部企业展示的高端科技新品，也有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新势力”带来的解决方案，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展示了科技赋能下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为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无限可能。
11月21日，由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承办的“文化大数据产业论坛”“2020中国文化计算大会”两场文化产业论坛在京举行，旨在统筹盘活文化大数据产业资源，充分调动整合高端智库、先进技术、金融资本等各类市场要素，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期间还举行了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战略合作伙伴集体签约仪式，国家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政府、华电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产权市场协作体、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服务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陕西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共同印发《陕西省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实施意见》，将重点推进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陕西）、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陕西）、中华文化素材库（陕西）、文化体验园、文化体验馆、文化专网、文化大数据云平台、数字化文化生产线的建设。打造立足陕西、辐射全球的“文创+科创+产创+金融”示范性产业聚集基地和文化大数据区域中心。
12月6日至7日，国家文化大数据文化体验体系标准征求意见稿研讨会在京召开，对标准编制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梳理和研讨，就文化大数据标识技术要求、文化数字内容分类、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库技术要求、文化资源数字化采集技术要求等十余个细分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专题汇报，涉及内容关联、采集标注、沉浸式体验、装备技术、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已经形成清晰明朗、比较完整的框架，力争在今年年底完成主要研究成果，为文化大数据建设提供指导。
12月17日，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发起成立了陕西文化大数据产业联盟，80余家全国知名互联网企业、省内文化资源单位、文体科技企业成为联盟会员单位。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获选联盟理事长单位，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韩普当选联盟理事长。会上，由陕西广电网络承担建设运营任务的国家文化大数据西北区域中心正式揭牌。
12月18日，2020文化金融服务“双区”建设（深圳）高峰论坛暨2020年深圳文化金融成果发布会在深圳文交所隆重举行，深圳文交所文化数据资产交易业务正式启动，将服务于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1]小文化和大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存在本质区别，小文化是指原文化部所管理的文化领域和范畴，相对来说内涵和外延过窄，而大文化则是指包含了原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电影局和网信办等所管理的与文化相关的内容，大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则远远大于小文化。[2]高书生. 体系再造：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命题[J]. 经济与管理，2020（01）.[3]郭全中. 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的相关要点分析[N].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6月8日版.你对文化大数据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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