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书生：标识，文化数字化的通行证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伏羲云 Author 高书生
6月30日，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主办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建设论坛在重庆永川举行。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高书生以《标识：文化数字化的通行证》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6月30日，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主办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建设论坛在重庆永川举行。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宣部文改办原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高书生以《标识：文化数字化的通行证》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标识问题是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意见》的焦点之一，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在保障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推广信息与文献相关国际标准。
标识这个概念过去使用得并不多，所以感觉有些陌生，说起书号和刊号，大家就比较熟悉了。每本书都有书号，叫ISBN，每本期刊都有刊号，叫ISSN。这些熟悉的标记，都属于标识的范畴。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已经发布了多项信息与文献领域标识符国际标准，除ISBN、ISSN，还有标识乐谱出版物ISMN、标识录音制品和音乐录像制品的ISRC、标识视听作品的ISAN、标识数字对象的DOI以及标识源与目标之间关联关系的ISLI等。
标识扮演重要的角色，以ISBN为例，在图书采购、编目、检索、查重等应用场景发挥了编码唯一性的优势，提高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能力，在销售方面实现了同其他商品一样使用POS系统统一结算的方式，提高了服务终端的工作效率。
标识符不一样，用途也不同，比如说ISBN和ISSN，它们两者虽然都是标识以文字为主的出版物，但是侧重点不一样，ISBN是专题的出版物，即图书，ISSN标识的是连续型出版物，即期刊。此外，ISSN标识期刊，DOI标识期刊中的某一篇文章。
刚才提到的ISLI，是我们国家提案创建的国际标准，也是我们国家走出国际又走回国内的国际标准。ISLI的前身即为我国《MPR出版物 第1部分：MPR码编码规则》(GB/T 27937.1-2011)国家标准，ISO/TC 46/SC 9在2015年5月正式发布该项标准后，我国又将该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于2016年8月正式发布并实施。
回答标识为什么重要，有一个参照系，即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跟文化数字化一样，也在加强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只不过两者依据的国际标准不同，文化数字化依据的是我们国家提案创建的一项国际标准，即ISLI。工业互联网依据的国际标准是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申请设立的，它的解析架构跟文化数字化基本一致，也分为全球根节点、国家顶级节点、二级节点以及企业节点。
我们刚才提到的信息与文献领域的标识符国际标准，都具有标识功能，但具有解析功能的只有两项，一个是ISLI，一个是DOI。除此之外，ISLI还有两项功能，即关联和鉴权，以ISLI编码构建关联，验证用户是否具有访问系统的权力。
在推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过程中，大家很关心的是数据安全怎么保障。国家大数据行动计划提出“物理分散、逻辑集中”，依托ISLI国际标准建设标识解析体系，既可以实现数据分布式存储，谁的数据储存在谁的服务器，不授权别人拿不走，又可以通过ISLI构建关联，把数据关联起来，实现逻辑上关联；既能够让数据被发现，也能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还能够为数据确权。
标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数据确权需要标识、发现数据需要标识、数据互联互通也需要标识。
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标识不可能大包大揽但至少可以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数字世界的身份证。数字身份、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是元宇宙的核心要素，数字身份不解决，元宇宙的治理成本比互联网高昂得多。ISLI编码不仅可以为每一条数据确权，也可以用来对进入元宇宙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身份认证，而且具有全球唯一性，全球通用。刚才已经授牌的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作为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注册中心的派驻机构，可以提供ISLI编码元数据的检索和查询服务，同时为数据的采集、汇集、加工、标识、解析等提供标识解析的支撑。
第二，区块链技术落地。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标识解析与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的融合创新。区块链技术要落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公链，实际上演变为联盟链，进而又变成了“孤链”。依托ISLI底层技术而形成的关联链，通过同各个联盟链对接打造主权链，即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为区块链技术应用“背书”。
第三，数据交易便捷。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主要做三件事，一是交易，二是交割，三是交付。数据交易不能再走实物交易的老路，先确权、再评估、然后确价，而应该由数据买卖双方在“数据超市”完成，数据价格由市场决定。交易完成后，到第三方文化产权交易所进行交割，数据交付采取“点对点”。有了标识，数据交易就可以实现“一码通”，即一主体、一身份、一ISLI码，凭码交易，凭码结算，大大提高了数据交易的效率和便捷性。
最后提一点建议，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定要树立数字化思维，不能身体进入数字化时代了，大脑还是互联网思维，习惯用互联网思维推动数字化事业。互联网触动的是消费，数字化撬动的是生产。如果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落地落实上找不到路径，究其原因就是思维方式没有转变，还没有从消费转到生产上，没能聚焦于生产。
数字化带给我们的是新赛道、新机遇，当把重点放在生产上，就能够激活沉睡的数据进入大循环，再创优势。期待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建设，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把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建设打造成文化传承创新的标志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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