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没落，偷拍文化已死

1990年至1997年上半年期间，台湾人一度很怕到香港出公差。

去过香港一次的游客都在传言：湾仔的匪帮遍地火拼，中环每天都有人死于非命。

白天的香港还尚且属于资本主义的写字楼，可一旦入夜，生存主义就会在幕色的掩护下暗流涌动。

悦香饭店霓虹闪映，老鸨和贵宾们谈论着短暂的爱情，街边的士司机正在劝返酗酒乘客，狡黠的捞家盘算着仙人跳的收成...一切危机通常都潜伏在这些平和的表面迹象之下。

接着，有人听到一声枪响撕裂了暗夜的诡秘,一群不良青年从谭臣道附近的巷中莽撞跑出，刀光血影之中，人群相互推搡。被子弹击中的马仔精准倒在了指定地点，从他身上喷出的血雾吓得路人慌不择路。

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一辆停在街对面不远处的日本三厢海狮车。
这辆车侧面的窗户都是防窥玻璃，如黑洞般吞噬着附近的好奇心，从远处看像极了运钞车，让路人天然没有近观的欲望。
车里面的人得以用几台摄影机，多角度地完整记录下了这起发生在湾仔谭臣道的恶劣“刑事案件”。

随着一声“CUT!”，司机一脚油门快速驶离了现场。

日本海狮曾是古惑仔界的偷拍专车；图片来源：车世界

7分钟后，这场街头帮派快闪消失在了人海之中。
在手机未普及的年代，惊魂未定的市民们开始凭借着记忆，添油加醋地向警署还原这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凶案，并对居住环境的治安条件表达了强烈担忧。
而这样的“悬案”，在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平均每个月就有十几例。

第一部《古惑仔》的全片室外拍摄戏份，在7天之内就完成了。湾仔、铜锣湾和屯门的二十余处街头，每天都会喋血，运气差的路人，甚至在不同时间地点目睹过同一个人暴尸街头。
杜琪峰后来又紧接着用这个剧组的配角阵容拍摄了《枪火》，约250万港币的成本，拍摄和制作仅用19个工作日完成。
直到2000年，这部电影同时提名了金马和金像奖最佳影片，而他本人也同时拿下两个最佳导演大奖实现了电影生涯上的重要突破。与此同时，一些市民举报的所谓“悬案”仍然还存在于油麻地警署的卷宗之中。

不管是旺角、尖沙咀、中环还是铜锣湾，那个年代的整个香港对于有野心的导演来说都是实景摄影棚。

但不是所有的剧组都能有充足的时间和经费可以在白天进行封路，然后码齐群众演员来操控大局的。
剧组什么都不怕，就怕无尽的等待。外联制片如果三天内向交管部门申请不下来协助封路，就会耽误整体进度，而漫长的周期和繁琐的手续会拖垮所有人的意志。
一些剧组把大量的戏份安排在了方便控制的天台、建筑荒地、垃圾场、摄影棚、或在室内布景拍摄。所以早期港片中的黑帮火并，大都是会场或餐厅内部的大型拆迁现场。而导演刘伟强直接把《古惑仔》系列的激斗搬到了户外，后来江湖阔佬们就都开始在街头交流理想中的人生了。

铜锣湾二期广场（现下图）见证了他们的兴衰

来不及提前向相关部门报备，在行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安排演员融入群众进行表演，借助路人当场的反应，就能拍到到前所未有的真实震撼镜头。
导演的狂躁表达欲，再加之东方群众演员们普遍较低的演技水平，不是过分木讷就是过分夸张，偷拍手法是当时很多穷剧组江湖救急的生存之道。

偷拍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与同一条街正在偷拍的其他剧组发生正面冲突，秉持“盗亦有道，先来后到”的祖训，往往能够逢凶化吉；

所有人的一厢情愿，都是能有最起码的资金可以保证顺利杀青，但资方的紧密通告是悬在所有香港导演脖子上的枷锁，派来的驻组会计会一直监督导演学会盯表省拍摄时长。
在狠人辈出的年代，你如果拖到一部片子一个月才能拍完，那么你在现场的导演椅很快就会易主。
给艰难的职业生涯续命，一切都是money talk。这也让香港的路人，每天都生活在了港片里。

当年陈果拍摄《香港制造》的时候不用说请不起演员了，就连拍摄用的胶卷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去大街上挑人。

图片来源：《香港制造》电影截图

而许鞍华在拍摄《天水围的日与夜》时，不被资方信任，制作费到手只有15万港币，拍一场超市的戏，为了节约2000块港币的场地租赁费用，她就直接叫女主混进超市里面，让摄影师在超市外的玻璃偷拍。

图片来源：《天水围的日与夜》电影剧照

林超贤在拍摄《魔警》时，在一段平时人流就很稀薄的路段，由于害怕报备手续耽误进度，决定偷拍一场撞车戏，从进场到离场，只花了3分钟，开机之后，所有人员按照提前的走位练习各司其职，有人举着黑布遮挡摄像头，撞完栏杆就拖车迅速清场了现场。

图片来源：《魔警》电影剧照

如果说前三位还算是正常操作，那么王家卫简直就是电影界的摸金校尉。
王家卫的童年住在尖沙嘴，那一带曾经有很多电影院，对面就是重庆大厦，母亲经常带他去看电影，在一次观影后母亲看到他好奇的张望对面，就告诫他：“那个地方太复杂，你不能进去。”
这个童年记忆里的禁忌之地，也促使王家卫在成年之后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非要进去一探究竟，后来就带着摄影师杜可风闯进去偷拍了一整部《重庆森林》。

从此，娴熟的偷拍技术贯穿了王家卫在港拍摄的几乎所有作品；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不是所有的拍摄过程都会一帆风顺，偷拍现场的不确定性和后续引发的问题也经常会让人上头。
张家辉在一档综艺节目中回忆最让自己感到恐怖的一段经历，是拍杜琪峰的《黑社会》的时候，有一场戏是要上街砍人，他被提前告知是偷拍。如果当时有警察的话，张家辉就得冒着被随时击毙的风险。

应采儿则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说陈小春的成名之路和偷拍是密不可分的。狗仔的偷拍曾经毁掉了自己很多岁月静好，但导演的偷拍却成就了丈夫的演艺之路。

香港一直都像一尊八面佛，任何的名利过场都是人间浮云，任何一个文化标签都不能代表她的全部。
这样一个江湖利器杂尘的汇聚之地，路人们早已适应了无处不在的摄影机和冷不丁环绕在耳畔的“ACTION!”，有道行的路人们也都会在保持专业慌张惊讶的同时，四顾寻找潜藏的摄影机。
这是属于香港导演才能和路人们心照不宣的猫鼠游戏。

湾仔的每个角落，甚至你能想象到的每个角度，都被偷拍过

香港街头不会比北京的地下更接近天空，它们唯一接近的，是还有着电影梦的本土导演，不用搭景，不用劝阻围观群众，不用和警署提前报备，这三样让人为之迷醉。
这好比偷窃成瘾，但每次都只偷不值钱的东西。只是因技痒练手，有的导演在不缺钱的情况也喜欢偶尔偷拍，只为回味草台班子时期的乐趣。
绝大部分的导演依旧穷得找路人，玩偷拍，甚至使用废掉的胶卷。800万人口的香港，当初以这样的条件，每年生产近400部电影，居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电影产出地区。

本土疯狂的艺术大师向所有人演示了科波菲尔式的空手套白狼，也让香港电影的魅力传遍了大江南北。
然而，所有的泡沫都被新千年后出台的一则法例击穿，任何人在未获许前，禁止在公众场合拍摄任何项目，在此前，已有部分地区颁布禁令，严禁在街道非法拍摄影片。

曾经录像厅里的峥嵘岁月，也都随着小升初烟消云散，会三种乌鸦掀桌的姿势和九种哥哥的撩人技巧比不过一到应用大题，大一些的孩子在盗版的香港电影录像带中学会了抽烟喝酒烫头，下工后无所事事的建制派蓝领小哥，在几年后会是第一批闻到海味的露天X记烧烤弄潮儿。
以前屯门最野的古惑仔如今已是年逾古稀，成人纸尿片维系着街头基本尊严，比起收复一个粉档或冰室，他们更关心这月的社保是不是足额发放。
而现代所谓的古惑仔只能说是中二青年，喝着珍珠奶茶用tempo纸巾抹着嘴，一颗万宝路抽到一半才舍得释放爆珠，没有了当年的“热血”和“勇气”，你很难相信他对派系斗争有更深刻的见解。
原则上，古惑仔并不存在，与街头文化一起消失的，还有香港电影中的偷拍艺术。

我们想要可信的街头电影，我们还想要难以置信的纪实文学，然而现实已足够魔幻。
曾经在影坛站稳脚跟的香港导演们，借助台湾影市的火热，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拍摄的题材也更加多元，偷拍，成了酒桌上的笑谈和调侃，没人真的想回到过去的捉襟见肘。
当精力旺盛的导演们为了一个场景可以跑马圈地，甚至不惜成本去完成心中奢侈的表达欲，却一次次在制片人的眼中展露了败绩。钱，人脉，这些在香港导演们年轻时随心所欲就能获得的资源，在自己花甲之年之时，又成了刚入影坛时的奢求。
随着台湾市场饱和的寒风漫过香江汩汩而来，嗅觉灵敏的一部分香港导演借助2003年签订的《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果断北上，曾经在香港相互抢夺街头控制权的影界大佬，如今却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成为了邻居。

根据CEPA（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香港电影业可进入内地庞大市场，同时放宽内地和香港合拍片模式，合拍片可被视作内地电影在全国上映

香港电影已经没落，曾经成功的秘密似乎藏匿于昔日街头的明暗接驳处。
当所有人都忘记了这些荣光时，学会讲好资方的故事，变成了大多数导演一辈子的职业命题。
纳闷的是，candid camera（偷拍）一词在英语中，把candid单独拧出来，明明是他妈坦率的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