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 很久不见，最近还好吗? 收到这封邮件你也许会有些惊讶，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和人联系的人。前几天还开玩笑说，我准备用一次出行解决自己的社交恐惧——准确地说，是解决掉自己的社交。玩笑归玩笑，我的确是准备开始一次还算漫长的行程了；两天之后，我准备从居住的昆明城出发，顺着铁路，一路走到越南去，接近五百公里，也许是二十五天，也许是一个月，看自己的体力和沿路会碰到的事情。 ……
祝一切好，阴或晴，美好下午。 D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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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呆博”的程新皓在2019年11月27日发出这第一封邮件，12月1日早上他背着超过10公斤的背包从昆明出发，背包里有两件一模一样的T恤，两件一模一样的衬衣，两条一模一样的裤子，还有因为患得患失塞进包里的十几块相机备用电池和充电器。他准备走的滇越铁路的尽头是一片大海，曾经7岁的程新皓知道这个，内陆山区的孩子抵挡不住这样瑰丽的想象：那些他见过的伴着汽笛声的黑夜里的光亮，最后是终结在一片大海中。27年后，他打算用一种老实的踏实的方式将自己与这条铁路绑定在一起，去遭遇他知道的以及不知道的。程新皓为自己定下的规划是，每走一公里捡一块石头放进背包里，再拍一段视频。他把三脚架与相机挂在背包袋上，当发现一个场景，或者突然出现一个人、动物，他可以在30秒内架好相机开拍。当第19天他终于走到滇越铁路的中越边境——也就是他这次旅程的终点——他收获了750多G的视频素材和10几公斤重的石头。《致海洋》的最后一个镜头中，程新皓走向中越边境大桥处停住，卸下身上的所有背包，如释重负——但因为边境上熙来攘往的人，这个镜头不得不拍了三遍，他如释重负了三次。镜头中出现过几次火车，时速只有20公里左右，不比汽车更快。1910年就开始通车的滇越铁路将马帮20几天的路程缩短为三天。然而时光荏苒，20公里的时速让这条铁路在21世纪迅速衰落，现在的滇越铁路只有为数不多的货运。从昆明到开远段因为雨季滑坡停运半年，半年没有被车轮压过的铁轨开始生锈，铁道的石块中长起了很多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449公里，人走下来是19天，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时是三天，在今天是动车的4小时19分钟，时间与距离被极大地折叠。然而以身体为媒介的丈量，多了不期而遇的路人、热心的好人、臆想中的猛兽、身体的疲惫、因伤痛而难以入睡、寒冷、恐惧……什么都是真实的，这让一段铁路的行走具备了丰盛的意义。时隔一年多，程新皓仍然能回忆起一些镜头：第9天，程新皓“拖着全是毛病的身体，发现三十千米的距离竟比昨日遥远得多”，最后两个半小时都在日落后的夜路。路边碑上的读数不断增加，他心里默念着的读数不断减少，快了，还有1700米……1300米……读数清零，程新皓抵达了他当天的停留点小龙潭火车站并惊喜或惊吓地发现，站已经废除，此地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小龙潭曾经也是个大站，当地的煤矿专供火电厂之后，那里便衰落了，村庄的人几乎全搬走，只剩下火车站。好心的铁路工人允许程新皓留宿，半废弃的车站仓库改造的房间，一排四间，有一间空着，前主人已经离开，留下一个光床板，没有铺盖。当天晚上的气温是2度，程新皓把所有带的衣服、三条裤子两双袜子，加上一件雨衣都裹上，还是觉得冷，寒意从所有与床板的接触面传上来。如果侧睡，身体和床板接触的几个部位就非常冷，过几分钟后必须换个姿势，换另外几个部位受冷。就这么反反复复，一直挨到第二天早上睡着了几分钟，6点闹钟一响，程新皓如大赦一样把东西收拾好就走了，告别了拖着链子冲他狂叫的大黄狗。程新皓《致海洋 To the Ocean》（节选）
程新皓《致海洋 To the Ocean》(截图，2019), 单频录像, 49'56"
到第14天时，那一天程新皓走了最长的路，39公里。在31公里时他到了计划中的终点倮姑寨，天色已晚，本想住宿，发现唯一可以住宿的人家，男主人跑出去喝酒未归。等他回来是件渺茫的事，程新皓决定继续往前走，再走10公里，走到人字桥附近一个叫伍家寨的村子住宿。“倮姑寨这一段路山高林密谷深，桥梁接着隧道。铁路在此处会兜过一个大 U 形，在人字桥的峡谷最窄处跨过河谷，再沿着另一侧兜出来，继续向南而去。而这个大 U 的沿线是整个滇越铁路云南段最险峻的所在。”他在邮件里写道。程新皓想象中周围是保留了很多森林，担心有野兽出没，一路上不由心惊胆战。他杵着登山杖，攥着小刀，手心渐渐冒汗。回想起1910年，滇越铁路带着新的速度穿越云南，曾经的自然不可避免地要退却。但此刻，程新皓感知着另一种现实：自然并未退去，而是从黑暗中涌出，盯着他。铁路本身已经死去，在一百多年的锈蚀中成为自然本身，无法驱逐紧逼而来的自然。突然黑暗中闪烁出两只发亮的眼睛，头灯打过去，是树上一只果子狸。程新皓松下一口气。走到7公里处的小站亭堂，程新皓遇到一位热情的工友彭师傅，腾出了空房让他住下，有干净的被褥，有热茶，他甚至还洗了个热水澡，让程新皓觉得非常超现实。彭师傅对他说：这里早就没有大的野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在天光之下，程新皓看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森林，到处都是人类活动破坏过的痕迹，一下子有点哑然失笑。这里早已无法找到100年前这条铁路达到的山高谷深的自然。自然真的已经退去了。所以，即便作为一个云南人，程新皓依然不能说自己有多了解这片土地。云南被不同地区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想象，程新皓好奇的点在于，在这些刻板印象或者标签背后，真实的云南是什么？我和云南有怎样的联系？他走过的滇越铁路是一个切面，花了十年时间考察的莽人部落是一个切面，扛着木头一次一次过的河是一个切面……在每一个切面中，程新皓将自己彻底地投入进去，他的身体不断被推到极限，疲惫与危险引发的各种行为及臆想，让体验感更为激烈，这些体感或许会让他慢慢逼近一个答案。
滇越铁路越南段尽头的大海依然还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程新皓将带着捡来的400多块石头，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个行程。这些行走的记录程新皓写在24封邮件中，以D的名义发送给一个叫X的人。D不是我认为的“呆博”程新皓，X也不是我穷尽想象的各种角色。这恐怕是采访到最后最令我意外的事。AB: X是谁？为什么要用这种私人邮件的方式记录行程？程新皓：X是一个虚构人物，因为要写给一个虚构人物，所以我把自己的身份也虚构成D，但经历是真实的。这24封邮件的确是写给我的一些朋友，但不是一个朋友，是30多个人。有些人会给我回信，我就会把回信的内容编排在第二天邮件里面。只有在第24封信里面，排头和落款是变化的。里面我写的是诸位，最后落款是新皓。如果是一本正经的记录反而会有表演的成分在。你也可以想象，走那么一趟，10几天，一定被累到够呛了，我在中间要做一系列的作品。如果真的有一块作品是一板一眼每天在记录的话，我会觉得那种记录的表演性甚至比我虚构的表演性还要强，因为我试图伪造出一种客观的状态。所以干脆就让它是虚构的，甚至连落款和对象都是虚构出来的，这个层面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来，反而我觉得这样可以把一些真诚的东西放在里面。
《来自铁路的二十四封邮件》，假杂志出版
程新皓：这是在所有行程之前，我唯一确定的东西。关于这种行为和表演性的问题，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削弱这种表演性，让我在镜头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尽可能是实际发生的状态。在这19天中，我要从一个开始时体力充沛，休息了很久开始出发的人，到背包越来越沉重，随着走的距离一点点累加，处在一个真正的极限状态的人。这个石头，第一，是某一种度量，每个镜头都会有一次捡石头的过程，这样一种重复就可以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第二，又不是某种绝对的重复，随着每一块石头重量的增加，我整个状态是在改变的。伴随着石头的度量，我每走一公里，逐渐累加到最后的464公里，我自己的身体体能和意志的状态，也是会发生改变的。这样就可以看到两方面：一个是重复的东西，另一个是重复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差异。我需要某种意志力在最后挺过去，这种身体上的变化，这种不行当中状态的变化，最后也在一个19天的路程当中体现出来。这是我一开始设计的，但具体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是我不可能在一开始想到的。
第19天，程新皓背着十几公斤的石头来到了此次旅程的终点，中越边境大桥
AB：我查过滇越铁路，这条铁路沿途给当地带来非常快速的发展，现在沿途的一些村子是一种什么状况？程新皓：铁路的衰落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而是渐进式的。比如2003年就把所有的客运停了，只剩下货运。现在货运的功能也逐渐被取代，比如高速铁路的修建，特别是泛亚铁路。滇越铁路是米轨，而且是按照100年前的设计标准设计的，它的货运如果被取代的话，就很可能迅速地继续衰败下去。周围的村庄、小集镇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铁路衰败的冲击。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叫碧色寨的村子。1936年中国云南地图上它叫壁虱寨，不是说那里臭虫多，而是这个村子很不起眼，就像小臭虫一样。当时的官员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就重新换了两个字，叫碧色寨。本来只是一个小农业村，滇越铁路修通后，碧色寨成为当时滇越铁路上最大的几个车站之一 (事实上，是唯一的一个特级站)。这一站最靠近蒙自，蒙自又最靠近个旧，个旧是整个云南乃至整个中国当时最主要的锡矿生产地，中国当时85%以上的锡矿都产自个旧。法国人之所以修建这条铁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考虑之一，就是可以垄断矿产的运输，使这些云南的矿产能够为他们所用。程新皓《致海洋 To the Ocean》(截图，2019), 单频录像, 49'56" 3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自己也出资修建了另外一条铁路，就叫个碧石——个旧、碧色寨、石屏——把个旧和滇越铁路联通在一起，联通的枢纽就是碧色寨。
因为这种地缘关系，碧色寨迅速发展起来。这里驻扎了很多国外公司的办事处，比如美孚石油公司，还有很多做对外贸易的或者洋行。随着这些机构的出现，中国的海关、警察局都在这里出现了。你可能难以想象，在云南最早的电报系统、最早的咖啡馆、网球场，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蒙自，而是在碧色寨这样一个曾经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子里第一次出现。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衰落的？在1940年。因为二战的背景，法国政府投降了希特勒，变成了日本的盟军。中国担心日本人利用滇越铁路直接进到云南境内，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把碧色寨到河口这一段铁路全部拆掉。这一段铁路一停运，碧色寨这样一个曾经对外交通的核心枢纽，丧失了地缘的重要性，一点一点衰落下去。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铁路重新通车，碧色寨也没能再恢复原来的繁荣。洋行和国外公司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贸易而兴起的小镇又重新变回了农业村。我2008年去过一次，曾经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仓库、歌胪士酒店以及各种洋行又被农民们重新占据，变成了日常生活生产的场地。曾经的食堂在养鸡，曾经铁路的站房重新被分割成一块一块，供本地人居住。它变回了100多年前曾经有的样子，变成一个早上可以听到鸡叫、可以看到人们带着农具到田地工作的小村子。这可能是整条铁路线的缩影。今天再去看，很多站点被废弃了，废弃的车站被石灰刷白，曾经的宿舍站门都被砖头砌上。你可以切身感受到，有些东西的确一去不复返了。像碧色寨这样的村子，可能一下子繁华，又突然悄无声息地回到曾经的状态中。虽然有些东西回不去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切实被这条铁路影响了，你甚至可以说整个云南本身区域的形成，之所以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100年前因为这条铁路以及背后的国际政治的角力等等，伴随着这条铁路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云南。AB：我记得云南的少数民族特别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程新皓：准确地说，应该是云南山区及东南亚北部的山区，遍布了各种各样的山地少数民族。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这本书里分析了这件事，他使用了一种区域核心的视角，提出把这块区域命名为赞米亚（Zomia），Zo是遥远山地，mi是人民，包含了地理和种族两方面的意义。他认为赞米亚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它的边缘性，而是它是一块山地，这样的山地在工业革命之前，是那些基于谷地的农业文明而产生的王朝所无法控制到的边缘地带。这样的谷地区域，王朝控制的能力只能延伸至谷地的边缘，因为上山之后，整个运输、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的成本都过高。工业革命之后，就是铁路的到来，才有可能把统治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这些山地。在此之前，居住在这些山地的族群是什么呢？是那些不愿意被这些谷地政权统治的逃民，他们一波一波地在不同的时间点内，以不同的方式逃到山上去。你会发现在山上不断地有新文化出现，也就是不断地有新的民族出现。甚至这些民族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民族的迁徙。所以我们说到云南或者东南亚的多民族，实际上这个民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这种历史当中不断因为事件制造出来，制造出来之后，他们的身份也一直在流变当中。程新皓：我不太愿意称莽人为一个“部落”，这样的概念会掩盖现实的丰富性。如果要说，我觉得莽人是一个很典型的赞米亚山地族群，组织形式和身份认同一直在流变中，哪怕到今天，他们都还在利用自己的流动性获得一些生存上的优势。程新皓：莽人在中国境内有800多人，在越南可能有四五千人。他们住的地方在西隆山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南叫孟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经都是在不断地迁徙，每一户人家可能今年住在这个村子，分家之后就搬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去住。中国这边的莽人叙述各自姓氏来源的时候，都说是越南那边搬过来的，甚至都能追溯到是哪一代人搬过来。AB：你的作品都在用“肉搏”的方式。为什么用这种非常艰苦吃力的方式，用其他方式不可以吗？程新皓：当然可以，但一定和现在的不一样。但我并不评判哪一种更合理。你能够被感知到的东西也会是不一样的东西。特别是2018年以来我在做的一系列作品，是把我自己包含进去的，把和我自己有关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或者是童年的经验，或者具体到我们现在谈的这条铁路都包含了进去。小时候我就住在滇越铁路边上，我从2008年开始就在拍摄这铁路，但一直没找到一种合适的形式。我想探讨我和滇越铁路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当中，你可能呈现出来的这条铁路本身和云南的关系；或者它和云南这100年历史的纠葛变迁，在这种变迁当中，兴起又重新衰落，又重新变成像大地一样自然的东西，这些好像是曾经石破天惊的现代化对这片区域彻底的改变。在今天，这些已经是开花结果，落在地上重新腐烂成泥土，重新变成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分，好像你觉得这条铁路本身就应该是在那里，好像你觉得铁路边上的人本身就应该像这样谈论它的，像这样在它旁边生活。我们在谈论的云南的这些传统，这些民族，这些村落和文化，其实都是这条铁路带来的。所有的东西我需要包含在我的作品里，需要用某种形式使得这些东西同时出现，并且不是被强加上去的。我并不想把它作为一种散文电影，用旁白或者什么方式把这些东西说出来，而是需要它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可见，我需要给它一种媒介。录像是一种媒介，但我觉得在这里最重要的媒介是我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的存在，因为这个身体在长时间内对单调动作的重复，这种长时间段内的改变，腿瘸了，戴上护膝了，戴上后一瘸一拐地走，一直到最后精疲力尽……在这个过程当中，铁路的尺度和肉身之间的关系才可能被感知到。程新皓《致海洋 To the Ocean》(截图，2019), 单频录像, 49'56"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需要一种“肉搏”，一种真实的肉搏，我会觉得这种关系不可能在简单的表演里被看到，哪怕我演技再好。我需要一个真正长的时间段，真正的长距离，真正的一个人的旅程。这些自然而然在过程中感觉到的东西，就会被视觉化，就会被看到。我最后就是把这种被看到的东西变成一个录像，把它们串在一起，把所有在铁路上的偶遇，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和具体的一个地点还有建筑串联在一起。我会觉得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说服自己，这样还算成功地把我想要讨论的东西呈现出来。程新皓：笨拙，不讨巧，但我觉得又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方式，是比较适合我的方式。AB：你不会担心出现意外，比如扛着一根大木头过河？程新皓：会担心，而且我明确地知道，那个风险就在那里，但那就是我需要的东西，我不是想要表演出一种危险的状态来，而是过程是以一种不可知、不完全可控的方式进行。可能我大致会有一个判断，比如我应该能够做到，我应该能够过得去，但剩下的就是我必须把自己抛掷在那样一个搏斗的现场才可能成立的东西。程新皓《过河 The Crossing》 (2019), 单频录像, 10'35" 作品无法在一开始就能看到最后的样貌，如果我在这段旅程开始之前就知道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会怀疑这段旅程是不是有效，是否只是一个我不断证明自己偏见的东西。就像我只是来到这里，拿了一些我脑子里曾经有的框架的材料，再把材料填充进去，我不太认可这样的作品，不觉得这样的作品是你真的在面对一个田野，面对一个实际的对象和场景。当然我事先要有一个框架，要有对这个东西的思考，但这些思考也只是我材料的一部分，我得带着这个框架进入到具体的场域当中，要和这个场域发生搏斗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些材料和框架，是经不住推敲的，很可能在和现实的搏斗当中破碎掉。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搏斗和破碎，你会有新的材料出现，可能从中发现某一些片断能够拿来做一块新的砖，能够重新砌起来一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真实的经验，最后所获的的就不再是简简单单从自身出发的东西，变成搏斗本身，你能够看到所有痕迹，具体的搏斗而产生的非此不可、不能获得的一些材料。只有在这种过程中获得的作品，才有可能说，它是一种从具体的历史和地点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感性的材料。AB：肯定要有可控的部分，但是可控的部分会激发出更多不可控的东西。程新皓：或者说一开始就必须得保留某种未知在这里面，当你做好了所有准备，你就是做好了把自己抛到那个未知当中的准备。程新皓《还归何处》 (2019)，三屏录像，40'03"程新皓：我可能会开始一个坦赞铁路的项目，很明显这条铁路也是和滇越铁路相关的，它和滇越铁路似乎形成了某种很有趣的对偶。坦赞铁路是中国援建非洲的第一条铁路。在1968年，中国用了8年时间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之间修建的，最后在坦桑尼亚当时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入海的一条铁路。这是在反殖民话语之下，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团结的话语之下，制造出来的新东西。它的重启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这两条铁路被放在一起，哪怕我不做一个明显的比较，很可能其中很多话语也会显现出来。我可能从明年开始会把一些精力放在坦赞铁路上。程新皓：肯定会去，但应该不会去徒步，因为坦赞铁路有一段要经过非洲草原和沼泽地带，说不定会被狮子吃掉。但我肯定会整个走一遍，不一定是步行。我今年很意外地获得了一批照片，是当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一个工程师私人拍摄的照片，大概是这人去世了，所以照片被人卖到二手市场，我就把它全部买掉了。里面提供的视角非常有趣，是某种属于个人的视角，带着时代感，又有很多偶然和不经意的东西。在这种私人的视角当中，出现了很多在宣传照片不会出现的有趣细节，这些细节更有历史的温度。我想从这批照片出发，去寻找这批照片里的某些具体地点或者某些具体的同事。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我会因为这些照片去到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当然也得等到疫情过去了。1985 年出生于云南。201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获博士学位。现作为艺术家工作生活于云南昆明。他的作品通常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均与故乡云南相关。通过身体在场的工作方式，程新皓使用录像、装置、摄影与文字等媒介，体察不同来源的逻辑、话语、知识与其背后自然、社会、历史，及镶嵌于其中的行动者们之间的复调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