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复杂、混沌而矛盾的存在，而曹斐的作品恰恰给了我们一个理解时代的切口。
从小生活在广东，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让曹斐对于剧烈的变化有着天然的敏感。她关注制造业，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人的遭遇和境况。她将镜头对准在三元里城中村的居民，工厂的工人，在大街起舞的嘻哈舞者，草根“明星”阿明，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Cosplayer……连同着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曹斐，《谁的乌托邦》（静帧），2006，5:4彩色有声单频影像，20分20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谁的乌托邦？》是曹斐早期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将工人的实际生活状态与他们的梦想并置，留给人深刻的印象。
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工厂背后的残酷和剥削，但曹斐不这么觉得。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曹斐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与工人相处，共发出了500份问卷，对他们进行采访、调研。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性格特征和追求。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选择；有些人还很年轻就觉得人生也不过这样了，有些则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更多升迁和发展的机会。”让曹斐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在仓库过道跳孔雀舞的18岁女孩林爱玲。从工厂离开后，她进入外资公司，过去十几年间林爱玲打造了两个国家级文创园，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教育品牌。每次回望这一段经历她并不觉得只有暗无天日的辛苦，而视其为一次成长的机会。作品在国外展出的时候，有观众提问曹斐她是不是在质疑人权问题。“我不是说完全没有涉及这个方面，我想说它其实呈现的是双重的结果，既有发展中的代价，也有庞大人口红利为主的制造业实体拉动了经济增长。每个人在这样一个浪潮里，都面临着不得不被卷进去的一个过程。”
UCCA馆长田霏雨（左）与曹斐在“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
“红霞”项目是近期曹斐最庞大，也是具有野心的项目。她用了几年的时间对北京酒仙桥社区的历史和变迁展开了深入探究，这里曾是中国早期电子工业的核心基地和红霞影剧院的所在地。“红霞”项目的主体由科幻电影长片《新星》和纪录片《红霞》，以及两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作品构成。此外还包括艺术家及其团队在民间搜集的诸如档案资料、纪录片、历史和科幻小说等众多文献与实物，从多个维度展现了该社区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城市化、社会变迁的主题由于过于沉重，常常让曹斐思绪万千。在“红霞”这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她坦言，自己曾数次落泪，去年疫情期间项目的出版物完成寄到新加坡时，她因疫情隔离而无法回国，对着书足足哭了半个小时。“到底‘红霞’是什么？我也不会给出一个确切答案。”
“如果说有历史的切片，我可能切在电子工业上。生产什么并不重要，其实还是从它去追忆到整个时代，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那时候工人的主体性。就像《你好，李焕英》为什么引起那么多热议，其实它在不同层面上，无论是母爱还是那个时候人们之间的亲密性，往往是我们今天缺失的。它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时代所失去的。”
曹斐，《新星》（静帧），2019，2.35:1彩色5.1声道有声单频高清影像，94分01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这个敏感而又细腻的艺术家关注过去，关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关注未来，关注信息时代被数字化的人类。为了深入了解科技发展对人类带来的影响，她总是积极地介入各种最前端的科技探索中。她在模拟人生的网络游戏“第二人生”上建了一座新城“人民城寨”。这座虚拟的新城，拼贴了几乎所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景观；她还给自己设立了一个虚拟的身份“中国·翠西”（China Tracy）；在与Prada合作的短片中，她让蔡徐坤饰演了一个被科学家们植入记忆体的“人造人”标本；在《亚洲一号》京东智能设备控制的亚洲一号仓库内，她编织了一段仅有的两名男女员工之间充满未来感的爱情故事……
曹斐，《亚洲一号》（静帧），2018，2.35:1彩色有声单频高清影像，63分21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曹斐，《LaTown》（静帧），2014，16:9 彩色有声单频影像装置，36'54''。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这些由艺术家构建出来的虚拟场景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虚幻，又是如此的真实，仿佛在当下向人们预言明日的景象。“技术是我创作里的一条线索，而且这个技术本身跟人有关。包括‘红霞’也体现了人类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信息社会的转变。最近在热烈讨论的NFT、以太坊等等，都是从数字化领域发展出来的，这可能就是人类的转折点。你做的事情也可能就踩在转折点里，所以你不亲身去验证，不去投到里面，怎么去见证？在这个维度上，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抽象。”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
这个总是走在科技前沿的艺术家最近创作了一部很原生态的“小”作品。《不安之岛》是曹斐于疫情期间创作。在新加坡的寓所中，她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物件，例如消毒洗手液、卷纸、面包包装袋上的封口日期标签、核酸检测报告、机票票根；她对着天空、街道和房间内的某个细节拍照、眺望南中国海；她在客厅里用旅行睡袋随意堆砌了一个“孤岛”，让9岁的女儿Qing饰演岛上唯一的人类。她把一台老款iPhone架在垃圾桶上拍摄女儿。
曹斐的朋友、策展人侯瀚如评价道：这是她从事艺术创作多年后再度回归早期作品创作的那种随意、质朴的拍摄手法。
AB=《艺术商业》
AB：您的几部代表作品都探讨了制造业相关的主题，包括2006年《谁的乌托邦？》到2018年的《亚洲一号》。中国的制造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也经历了非常大的转变，能否分享您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曹斐：在《亚洲一号》，我们会看到技术在里面已经占据了主体位置，人在这个场景里是慢慢往后退的。往后退不是说没有人，人可能是去到其它不同的工作场景，比如互联网公司、物流行业。线上的形态会越来越丰富，而且聚集很多资本。工作的场景慢慢在消失，新型劳动力和新一轮大数据操控着这样的局面，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变化。《亚洲一号》其实就是反映这样一个转型。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AB：某种程度上，“红霞计划”也是制造业主题的延续，但它的形式跟之前的作品都有很大的不同。包括这也是您从广州搬来北京实施的第一个大型项目，您曾表述过对它有着非常复杂的情绪，具体而言，“红霞计划”带给您最大的一些冲击是什么？曹斐：我从南往北的迁移，首先在文化上的差异就很大。我适应北方生活也需要一段时间，也创作了不同的作品，来进入更为宏大或者北方化的叙事。如果真的有一个北方跟南方的区别，《红霞》整个象征着建国以来电子工业的发展，它甚至不仅仅代表电子工业，可能就是建国后各大行业，包括工业、教育、经济、制造业、汽车等等都是各种强国必须拥有的各大行业。
如果说有历史的切片，我可能切在电子工业上。生产什么并不重要，其实还是从它去引申到整个时代。它会追忆到过去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那时候的工厂，那时候工人的主体性，工人的位置。就像《你好，李焕英》为什么引起那么多热议，其实它在不同层面上，无论是母爱还是那个时候人们之间的亲密性，往往是我们今天缺失的。它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时代所失去的。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AB：您作品里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是会用一些口述历史，包括让扮演孙中山的演员去叙述历史，再包括“红霞计划”中的纪录片，我不知道您这种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曹斐：《“孙中山”演员访谈》这件作品其实跟我父亲的创作是有关系的。因为父亲长期为孙中山塑像，塑造了不同时期的孙中山，少年时期、革命时期、总统时期等等，我小时候也给父亲做过小孙中山的模特。这条线索可能是个暗线，当我长大以后越发意识到这条线索是跟我自身，或者跟我看待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当代境况都是有关联的。从这个线索出发我想到去找扮演孙中山的演员，通过一个模仿者去了解孙中山的一些治国理念等等。我觉得恰恰有趣的是他在荧幕上塑造的形象跟我父亲的塑像都是某种虚构的孙中山，其实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接近他。
说到纪实，《谁的乌托邦？》里其实有三分之一是纪录工厂的影像，我觉得纪录片本来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东西，能提供一种论据。这在我很多的创作里是一个真实的维度。但同时我的创作里充满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的、虚构的维度，因为我不想我的虚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会需要现实性的依托，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交集。
曹斐，《谁的乌托邦》（静帧），2006，5:4彩色有声单频影像，20分20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红霞计划”其中有一个纪录片就叫《红霞》，里面我摘取了很多素材，这些素材甚至不是我拍的，是网上找的，比如谁去过红霞影剧院，不同的人怎么理解红霞。口述里的是人们的记忆，有关集体主义那段时光的记忆。最后这些形成一个多线索的，但是又相互交织的复杂答案。到底“红霞”是什么？我也不会给出一个确切答案。口述部分也是充当了一个论文电影的基调，但是我没有止步于此。虚构与想象对我来说也是创作表达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虚实两个部分都并列进行。曹斐，《新星》（静帧），2019 2.35:1彩色 5.1 声道有声单频高清影像，94'01''。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AB：从事艺术行业的人可能对酒仙桥附近并不陌生，整个区域给人的对比感还是很强烈的，包括以前遗留下来的老街坊和现代新发展起来的高档社区和商圈，这让我联想到您早期的一部作品《三元里》，用很先锋的影像语言去表示城市发展的某些很魔幻、荒诞的瞬间，那种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撞非常强烈。我不知道您对于这种城中村或者城市化的进程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和看法？曹斐：这就是我们身边的实际感受，传统跟现代，科技跟传统，城市发展与落后，充满着各种冲击和对比。整个城市的急速发展导致传统村落发生了扭曲，本来农村的村房不得不往上加盖四五层楼出来，楼跟楼之间叫“握手楼”。城市的发展导致整个村是黑暗的，因为它只有一线光。人像老鼠一样生存在黑暗之村，也能生活下去。它又靠近广州白云机场，所以有着巨大的轰鸣；黄赌毒也聚集在这样有点像香港当时的九龙城寨。这都很有趣。这样的一些实践经验，导致我对这样的冲突是持续关注的。
曹斐，欧宁，《三元里》（视频截图），2003，单频录像，4:3，黑白，有声，40分2秒，
鸣谢：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 及 Sprüth Magers
《三元里》就是一个现实的缩影，它当然也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像“红霞”一样，好像表面上就是一个电影院，但背后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三元里”在我们小学课本里是一个抗英的历史背景，在我们的主流叙事里，就是抵抗殖民的进程。其实我们也可以将他视为要征战全球化的第一波。当时全球化浪潮在百年后又重来了一次，它又有不同的方式。过去可能开着船来，有炮有士兵，但现在用经济方式去渗透城市的发展，可能不仅仅是英国，还有很多国家，我们自主自愿去参与到这场全球化的游戏里。
曹斐，《永不消逝的电波》，2020，虚拟现实装置，12'00''。图片由艺术家和Acute Art提供
AB：您的作品有很浓的现实主义色彩，您认为自己是社会参与型艺术家吗？曹斐：所谓的“参与型”我不想过多地去美化跟强调，比如说社会责任感、社会介入。因为我的介入毕竟是一个艺术家的、很个人的介入，并没有说要鼓动大家投身到某种运动中。我做这个作品本身首先是我关注，从而引发别人的关注，而不是说一开始目的就是一个公共项目，这可能是其中的一点不同。
曹斐，《亚洲一号》，2018，2.35:1彩色有声单频高清影像，63'21''。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 提供
AB：谈到社会介入型的艺术，会很自然地想到当代艺术很吊诡的一个地方，是它好像一定要去批判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这么去认为的？或者说批判本身能帮助我们建立起什么？曹斐：其实今天很多当代艺术都不批判了，我觉得有批判还挺好的，但是当它进入了一个批判都不想批判，或者感觉到批判的无力、无效，我觉得很多人就不批判了，年轻一代可能更不屑于做艺术批判。我觉得批判不是当代艺术的终极目标，当代艺术有趣的就是一个模糊地带。比如我的一个学生创作了一个跟工人相关作品，作品中的那些工人漫无目的地在车间里开车、游走，他们穿着制服在交换一些不确定的东西。你会觉得他们在工作，但又不是在工作，所以这就提出了很多问题。它可以象征着我们今天的肉体不参与到现场的一种状况，或者我们怎么去想象人类未来没有工作的情景，是靠福利社会的供给，或者说劳动只是为了消耗和度过明天。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发散性的、创造性的想象，如果我们只谈批判，太干巴巴了，太直接了，而且它针对的就是现实。有趣的是，哲学、文学很多方面，其实是往不同维度去发散的。艺术也有一个模糊地带，很难用语言表达，当代艺术也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界限。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
AB：您在多部作品中都有探讨一些人类境况的议题，包括AI、虚拟身份，我不知道您对于人在今天的转变如何看待？随着科技的发展，好像人类走上越来越走上了一个越来越失控的过程。曹斐：很多科幻小说、影视剧里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猜想。我觉得从上层系统来说我们已经被控制了。比如我们的金融交易方式，货币已经走向无实物的方式，以及我们个人变成的二维码，每个人就是一个code，像身份证一样永远不会重复，它完全被数字化，比如脸部识别等等。所有人都成为全球网络里的一个点，已经在这个大网里了。在控制与被控之间，我们其实已经被网络所包裹了，从一个比较大的景观来说。
曹斐与Prada合作的影片《人类几乎》中，蔡徐坤扮演了一个“人造人”标本
AB：最近关于“后人类”的探讨也很多，人其实已经分不清楚虚拟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了。数字化好像也已经成为了人的一部分，很难去分清楚界限。曹斐：对。比如最近在热烈讨论的NFT加密技术，人类已经开始承认虚拟价值，原来可能大家都在疑惑，我觉得疫情加速了这个领域的推进。后疫情让各个国家封锁，进出口封锁或者变得没有那么容易，各国有自我保护的边界，Online则是无国界的，这个时候就加速了线上全球化。如果原来有一个前线上的全球化，我觉得疫情就加速了人类追求所谓的共同体或者一体化的需求，首先从金融领域突发了。
曹斐，《我·镜》（静帧），2007，机器电影，4:3彩色有声单频影像，28分钟。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
曹斐，《La Town》（静帧），2014，16:9彩色有声单频影像，36分54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曹斐：有可能。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之前也创作了《人民城寨》这样的作品，在VR虚拟世界有真实的生活、交易等等。NFT也不是最近出来的，为什么最近会火，我觉得就是时机。在很多时候技术可能先于我们知道它而存在，但何时落地，如何被广泛商业使用，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时间差。（编者注：截至发稿前夕，曹斐作品中的虚拟形象“中国翠西”已加入到NFT项目Kanon旗下艺术品库K21项目中）曹斐，《人民城寨：第二人生城市计划》（静帧），2007，机器电影，4:3彩色有声单频影像，5分57秒。图片由艺术家、维他命艺术空间及 Sprüth Magers提供AB：关于您影像的美学风格，从《三元里》中能够看到对于蒙太奇的灵活运用；在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则既有强烈的纪实主义美学风格，又有很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不知道您的影像美学风格有哪些来源？或者说您在影像的学习过程中，受到哪派的影响会比较多一点？曹斐：其实没有严格的派别，只有我喜欢的一些导演给予我的一些影响。我当时学的艺术专业就是纯艺术的，比如说超现实的达利，小时候父母就借书回来给我们看。再重看达利可能是大学，更深入地去理解超现实主义的场景。但是某一个阶段会有一个启蒙者。导演像艺术家马修·巴尼，之前在2000年前后特别喜欢的东西，他的作品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奇观，完全是制造神话，甚至跟当下存在也可以没什么关联。我跟他说你就是个外星人，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见过它的形态，我的作品是有现实参照的，他没有，你不知道那个参照系是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这就是天生的艺术家。
蔡明亮也影响过我，因为他也是舞台戏剧出生的，他不是读电影出生，所以他舞台上的戏剧感放在电影里对我是很吸引的。包括意大利的费里尼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
AB：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被影像裹挟的世界里，作为当代艺术的影像和大众所习惯接触到的影像，还是有非常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何更好的定义作为当代艺术的影像？曹斐：对我来说没有定义，我希望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会觉得原来可以这样做艺术，可以这样拍影像。并不是只有我们看电影的方式，纪录片的方式。因为我们吸收了太多的表述方式，包括工业化的好莱坞电影，到现在的快手、抖音、短视频等等。那么它在一个非正式化的表述里，在一个天马行空的有限资源下，哪怕是小小的制作，比如拍我女儿在跳舞，不需要什么背景。这种东西会不会游进年轻观众的脑海里，能够激发他们的一些想象，甚至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个展览，有一个艺术家创作了什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最美好的一种传递。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摄影：Stefen Chow
AB：其实也涉及到为谁服务的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家可能还是更多在意自己的表达，但是工业电影往往是针对某个人群和市场的，也决定了它某种程度上很难有实验性。艺术正好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做更多的不同尝试，这种尝试往往是在大家的审美接受范围之外的。曹斐：对。首先艺术家是为自己服务的。我觉得当代艺术家还是一个没有依托某个体系的群体，他的表述还是忠于自己的，如果这个表述能够跟观众们或者热爱艺术的人有一个共同性、联通性，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有社会效应。所以我的作品可能在国外受到关注，我觉得也是这种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可能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人或者中国时代的，可能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联通性是跟本质上的人有关系的。
艺术商业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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