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道】胡文仲教授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连载二）
内容提要：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进行：1)词汇研究：主要是词的文化内涵研究。2)语用研究：主要是语用规则和跨文化语用方面的研究。3)非语言交际研究：主要是身势语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利用。4)交往习俗研究。5)社会心理研究：着重介绍了跨文化心理研究的方法。6)价值观念研究。作者认为在研究工作中应协同作战，适当分工，还应着重实证研究和价值观的研究。如有可能应与国外的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二、语用研究
英国的托玛斯(Jenny Thomas)、梅雅量(Alan Maley)、美国的梧尔福逊(Nessa Wolfson)等学者的研究都属此类。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语用规则，把甲语言的语用规则套用到乙语言上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使交际无法顺利进行下去。托玛斯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在这方面是开创性的理论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后续的基于大量例证的研究成果。梧尔福逊对于赞语作了系统的跨文化研究。她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赞语采取不同的形式，甲文化中的赞语在乙文化中可能并非赞语；赞语的使用与人们关系之远近密切相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赞语持有不同的态度，并作出不同的反应。梧尔福逊在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是最详尽、最系统的。梅雅量运用格赖斯(HPGrice)提出的讲话的合作原则(包括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切题的准则以及讲话明了的准则)衡量和分析中国人讲英语时所犯的错误，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他们违背了这些准则。他把经常遇到的中国人在交际中的错误提高到理论上分析，这使他的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中国学者(张泽兴，1991)年指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汉语的语言交际，他的合作原则主要基于印欧语言。
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对于如何将语用学运用于分析学生跨文化交际中的错误加强了研究(何自然，1984，1986，1990；黄次栋，1984；顾芸英，1986；刘先刚，1989；王治奎，1990；王得杏，1990)，提出了一些新鲜的看法，对于如何认识和分析中国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错误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条理和理论深度，但目前还没有系统分析中国学生语用错误的论著。
三、非语言交际研究
近三四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一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有毕德维斯泰尔(RLBirdwhistell)、霍尔(Edward Hall)等。非语言交际包括哪些内容似乎仍未最后划定，但人们普遍认为它包括手势、姿势、体态、服饰、眼神、表情、体距、触摸、音量以及对时间和空间的利用等。表面上看来，似乎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这方面的差距不如西方人与阿拉伯人、拉丁美洲人之间的差距大，因此，在教学及研究中容易忽略。实际上，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别仍然不少，只是较微妙而已。耿二岭著《体态语概说》和布罗斯纳安(Leger Brosnahan)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研究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非语言交际方面的异同，许多观察细致入微。例如，布罗斯纳安注意到：“英语国家男子借火抽烟时坐着不动，也许只是用手遮挡一下，以防火被风吹灭；中国人要站起来，就是难以站起来也决不偷懒，还要用另一只手帮助对方给自己点烟。”(布罗斯纳安，1991)在我国学术书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非语言交际的文章(何道宽，1988；孙瑞梅，1989；田爱国，1989；王逢鑫，1990；杨全良，1990；刘光准，1991)，说明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但系统对比的专著还不多见。从目前来看，布罗斯纳安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是材料最丰富的一本。
本期内容摘自：论跨文化交际研究，原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3期，收录于《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200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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