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道】胡文仲教授论跨文化交际研究（连载四）
内容提要：胡文仲教授认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进行：1)词汇研究：主要是词的文化内涵研究。2)语用研究：主要是语用规则和跨文化语用方面的研究。3)非语言交际研究：主要是身势语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利用。4)交往习俗研究。5)社会心理研究：着重介绍了跨文化心理研究的方法。6)价值观念研究。作者认为在研究工作中应协同作战，适当分工，还应着重实证研究和价值观的研究。如有可能应与国外的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六、价值观念研究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对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以及许烺光(Francis LKHsu)对于中美文化的对比研究均属此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美国和美国人》也都是从研究现象入手，最后归结为价值观念。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通常都包括这一重要方面。斯图尔特(Edward Stewart)著《美国文化模式》以及康顿著《关于日本人》都着重分析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荷兰学者霍福斯泰德(Geert Hofstede)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他为IBM公司主持的调查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从1966—1968年，第二次从1972—1978年。数据来自于IBM在5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公司和机构，被调查人总数达60，000，调查表被译为20种不同的语言，共计收回116，000个调查表格，调查规模、花费的人力和财力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研究。以往关于价值观念的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对比时所用的材料比较零碎。霍福斯泰德对他搜集的大量材料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分离出价值观念对比的四个尺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权力分配的不同差距(Power distance)、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Uncertainty avoidance)以及“男性”—“女性”(Masculinity—Femininity)。按照这四个尺度和获得的数据，霍福斯泰德将这50个国家和地区按顺序排列，从表格上可以看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确切位置。例如，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项下，美国的指数是91，高居榜首，其后是澳大利亚(90)、英国(89)、加拿大(80)、荷兰(80)、新西兰(79)等。在另一端，中国香港指数是25，依次递减的是智利(23)、新加坡(20)、泰国(20)、中国台湾(17)、秘鲁(16)、巴基斯坦(14)、哥伦比亚(13)和委内瑞拉(12)。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国家和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在价值观念这一个侧面(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巨大差异。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找出文化背景与公司管理以及个人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霍福斯泰德根据调查结果向IBM公司提出了若干改善经营管理的建议。此后有的学者按照霍福斯泰德的模式进行过其他调查。不管我们是否完全同意霍氏的四条标准，我们都不能否认他在文化对比研究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他使用的调查方法可资借鉴。
目前我国语言学界、外语教学界、对外汉语教学界都加强了文化对比研究，尤其对于文化与交际的关系、对跨文化交际中的种种问题给予了很大的注意。有些专著和不少文章陆续问世，反映了近年来研究的成果。但是，不容否认，目前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比较零碎，第一手材料数量不大，且缺乏系统性。
为了加快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步伐，参照国外的经验和做法，我建议：
1. 协同作战，适当分工。尽管每个学者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兴趣，不会轻易改变，但若能在了解各个单位、各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目前工作的基础上，作一些规划和协调的工作，组织几项较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将会推动整个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并较快取得成果。例如，在词汇、非语言交际和交际习俗方面组织较大规模的对比研究是可能的，在一个大题目下面列出若干相对独立的项目，分工合作，做到有分有合。
2. 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目前迫切需要搜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书面和口头两方面的材料)，只有材料十分丰富全面，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会使我们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在受到赞扬时总要说些自谦(或否定或贬低自己)的话。但是，我的硕士生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当代青年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约占调查人数的一半)在听到赞扬时说“谢谢”、“还行”或其他肯定的话，而不说否定或贬低自己的话。这与我们的预想大不相同，说明我们的语言、习俗和传统观念在迅速变化。我国的社会语言学家早已注意到汉语称谓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目前，称谓形式仍在变化中。
3. 在文化对比中，如果能与国外的同行合作，必将使我们的研究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也会使我们的认识更为深入。事实上，有些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工作关起门来做会有较大的困难。
4. 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不了解美国人的个人奋斗、独立精神和个人主义，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布罗斯纳安在比较中国和英语国家的非语言交际手段时牢牢掌握着中西文化聚拢性与离散性这一基本区别，他认为这是理解种种差异的关键。价值观念研究与其他五项研究总的来说是纲与目的关系，但是，就工作的顺序而言，还是先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然后作综合研究为妥，不然很容易流于泛论与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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