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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好文 | 语言规划中的规划者研究
中国的语言规划经历了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的过程。现代语言文字改革自20世纪初就开始了，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进行了“切音字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运动”。此后不少学者又相继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等主张，但基本没有付诸实施。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语言文字改革提上日程，以期通过使用统一的语言文字来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理论，基本上延续了经典语言规划理论对行为主体的认识，即语言规划一般由政府主导或由受政府支持的权威机构来进行，相关论述中基本上都强调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以及由此决定的语言规划的官方性质，如柯平（1991）、祝婉瑾（1992）、徐大明等（1997）、冯志伟（1999）等等。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冯志伟1999：91）。
可以看出，经典语言规划理论对规划者的认识视角具有显著的产出性和施为性，规划者角色是积极主动的，规划行为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种视角下，即使是提及语言规划中个体的作用，也是具有某种权力或身份标识的个体。
2.2规划者研究的新视角对规划者认识的拓展，源自上个世纪末语言规划理论的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语言规划的理论探讨，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两个质的转变：一是微观语言规划进入研究视野；二是提出了语言的声望规划，在原来的施为者视角基础上引进了接受者视角。
2.2.1 微观语言规划经典语言规划理论的产生背景主要是为了解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因此早期语言规划主要是国家、民族等宏观层面的规划。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语言规划并不只在宏观层面发生，语言规划的目标也不仅仅是语言的统一或纯洁化。中观和微观语言规划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越是在微观层面，语言规划的实施越是要考虑到具体的语言生态。同时，如果要解决实际的语言问题，语言规划应当更重视民族志或话语导向的研究，这是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两个趋势（Chua & Baldauf 2011: 936）。
宏观语言规划一般是从国家层面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行为，在实施过程中要经过不同层面的实施者的解释和操作，进行“当地化”，并最终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语言使用上。但由于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微观层面如学校、社区等组织的语言规划具有相对独立性，比如很多跨国公司和外企内部使用其母语，并不一定使用所在国的通用语。由此可见，微观语言规划研究对于考察不同层面语言规划的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对规划者的考察是必不可少语言规划中的规划者研究的一部分。不同层面语言规划的规划范围、对象、实践办法等存在差异，其行为主体——规划者也是多样化的。
2.2.2 语言的声望规划微观语言规划纳入研究视野，使我们认识到规划者的多样性，其外延和内涵更为丰富和立体，语言使用的最小单位——家庭和个体进入研究视野。Haarmann（1990）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个体的语言选择对语言规划的能动作用。他提出语言的声望规划，将接受者（recipients）对语言规划的作用纳入语言规划的研究视野，实现了人们对语言规划行为主体认识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如果把语言规划看成一个过程，那么仅有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是不够的，最终要看其规划内容是否产生足够的声望，并为目标人群接受。也就是说，声望规划是通过一定的手段使语言规划的内容在规划接受者心目中产生积极的、正面的评价，进而影响规划接受者的语言选择或语言行为。Haarmann认为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都是产出性规划（productive planning），声望规划是一种接受性规划（receptive planning）或价值功能（value functions），它影响到前三种规划如何实施以及如何为人们所接受（Ager 2005）。因此，语言声望规划通常是语言地位规划的一个先决条件或前提（周庆生 2005）。
Ager（2005）对声望的概念进行了延伸，进一步强调了语言声望在语言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语言声望和形象的改变都需要以语言地位和认同的实质性变化为基础，但是后者的变化不一定能带来形象和声望的变化。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通过语言声望和形象的规划，在语言接受者中产生正面的、积极的价值判断，进而带来语言地位和认同的变化，最终达到规划目标。
在Haarmann、Ager 等人的首倡和完善下，语言的声望规划已成为继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之后的一个重要类别，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微观语言规划和声望规划进入研究视野，大大拓展了语言规划研究的领域，对其研究理念和方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规划者研究而言，个体在语言规划中的能动作用也得以凸显出来。
Zhao（2011）认为上述分类中的规划者都是以具有某种权威机构或团体的身份标识出现的，他们作为个体的特征并不明显。Zhao和Baldauf（200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作为个体的规划者分为四类：掌权者、专业技术人员、有影响力的人物及（语言规划的）利益相关者。前三类规划者在经典语言规划文献中均有所提及，总的看来，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权力，在语言规划中处于主动位置。在语言规划实践中，这三类规划者始终引人注目，但近年来在参与语言规划事务的程度上稍有变化。
（1）掌权者，如国家领导人等。语言规划中的掌权者一般属于政府部门或权力机构，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享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在此不赘述。
（2）专业技术人员，如语言学家、科学家等。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是语言学家或相关学科的专家，他们为语言规划提供技术支持，保证规划内容的科学性。
（3）有影响力的人物，如学者、作家、娱乐明星等。这类规划者往往能够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声望，影响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此能极大地促进或阻挠语言规划的进程。
（4）（语言规划的）利益相关者。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类规划者——“（语言规划的）利益相关者”，是指“消极或无意识地被卷入与其语言使用有关的决策问题上的基层民众，他们有时与语言规划与政策不期而遇”（Zhao 2011：910）。这类规划者常常被人忽视，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语言使用的态度能显著地影响到社会语言行为”（Zhao 2011：910）。这类规划者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下文专述之。
Zhao认为这一分类的范围比Cooper等人的分类更为宽泛，包括了两大基层群体即专业技术人员和（与语言规划问题）利益相关的人，并且这一分类还避免了Cooper等人的分类所引起的规划者身份重合的问题。为了检验这一分类的有效性，Zhao和Baldauf（2012）又将语言规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启动（initiation）、参与（involvement）、影响（influence）、干预（intervention）和实施－评估（implementation － evaluation），并详细地分析了在语言规划和政策实施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规划者的性质及其作用。
3.2规划者的特点（1）身份重叠个体往往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在语言规划中，个体既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也可能是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的语言学家和权力部门工作人员。在不同的身份之下，个体的语言态度和语言选择可能存在不同。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参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决策过程，有利于语言规划的科学性，同时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影响，提高语言规划的正面声望，总体上来说这种多重身份是有正面意义的，不过也要避开其负面影响。
（2）非掌权规划者作用更加突出当代中国规划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非掌权者——专业技术人员、有影响力的人物和语言规划利益相关者对语言规划的影响更为突出，这三类规划者参与语言规划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学界和民间对国内外语言问题关注度日益提升，他们利用良好的公众话语平台，发表着对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的认知与见解，是语言规划中非常活跃的参与者，客观上促进了公众对语言规划工作的了解，也影响了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进程。
微观语言规划中最小的语言规划单位包括了家庭和个人，丰富了我们对语言规划层次和主体的认识。而Haarmann有关语言声望的论述一改以往语言规划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将语言规划视为一个历时过程，因此语言规划的受众，也就是语言规划试图影响的对象，必须纳入语言规划的考虑范围。语言规划目标的达成，有赖于个体最终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后者是语言规划实施动态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决定语言规划是否成功的关键。从这一点上来讲，作为个体的语言使用者应当是语言规划必需的考量因素，是不同层面规划者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宏观语言规划的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经过了不同层面的推行和实施，最终对语言使用者产生影响。近年来大众传媒等公共平台的快速发展，使宏观决策更为直接和快速地呈现在语言使用者面前，缩短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更加凸显了作为个体的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规划中的作用。
4.1语言规划实施前期语言使用者的影响审慎的语言规划在正式实施前期，包括规划的启动、参与阶段等，一般要就规划可能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及规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予以评估，特别是大范围的语言文字规划，由于涉及面较广，如果考虑不够周详，极有可能引发语言冲突。
4.2语言规划实施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影响在某些语言规划领域特别是微观语言规划领域，决策者有时会由于种种原因忽视或轻视规划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当代舆情传播手段的多样化，这类问题往往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争议。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公交站点、建筑等公共资源的有偿冠名现象，并引发了公众热议。从整个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微观语言规划也没有监管部门，只有在影响扩大的情况下，政府才介入其中予以叫停。其规划目标因语言使用者的拒绝而未能达成，表明了语言使用者个人选择的重要性。
由上述案例可见，如果要保证语言规划目标的实现，必须考虑到规划对象的语言态度，公众的语言心理和语言使用的行为模式应当成为语言规划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第一，充分认识语言使用者的作用，将其作为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变量。如前所述，如果把影响个人的语言选择视为语言规划的最终目标，个人在这一过程的能动性大大增加，那么我们应当把语言使用者划为语言规划者中的一个类别予以重视，并在语言规划工作中充分考虑其影响。个体的语言选择如何影响语言规划目标的实现，应当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第二，重视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态度调查。在语言规划尤其是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中，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实际上体现了语言态度，而语言态度是一个社会心理因素。语言态度是指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的看法（Baldauf 2004），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语言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价值判断，并进而表现为一种行为倾向，即语言选择。因此，在语言规划的各个阶段，必须重视语言态度调查，了解语言使用者对规划内容的看法和选择及其原因，以此作为调整语言规划的行为依据，从而提高规划的效率。
第三，提高公众对语言规划工作的认识，进而提高公众参与语言文字规划事务的质量。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是公众的基本权利，公众参与语言规划事务的热情远胜从前，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公众在语言规划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在实际语言规划过程中，由于视角不同，公众对规划内容的语言态度并非完全理性。因此，我们应积极引导公众正确认识语言文字问题，普及公众对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知识，进而培养公众对语言文字规划的理性态度，提高公众参与语言规划事务的质量。
第四，重视语言的声望规划。成功的语言规划，必须通过语言声望的规划，在语言接受者即语言使用者中产生正面的、积极的价值判断，进而影响其语言选择和语言使用，最终达到规划目标。从这一点而言，以上三点建议都是语言的声望规划中应当包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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