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当今世界是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对于不同文化的探寻是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英美文学中对于中国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乔叟的作品。在莎士比亚、弥尔顿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中国的名字，那时的中国是个传奇性的国家。到十七世纪后半期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在英美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国家，但也有嘲讽和诽谤，《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就是个猛烈抨击中国的作家。借用哈特·克兰（Hart Crane）的说法，他认为，按照哥伦布的想象，在曙光初露的迷蒙中，应以感觉而非视觉去体会中国。事实上这种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观测，也就是所谓的“新异国风味”。进入二十世纪末，看似对中国友好的艾伦·金斯堡，在访华之后以这段经历创作的诗歌作品恰似符合哥伦布的想象，而他在感觉中体会到的中国又是何种形象？与此同时，英美文学作品中也出现探索中国文化核心中的长远价值的趋势，其中以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其风格深受中国文化和哲学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以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为代表的“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及“垮掉一代”的斯奈德（Gary Snyder）、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后现代诗人W.S.默温（W. S. Merwin）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更多体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事实上这些讨论的英美作家，他们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于中国的看法，有的带有优越感，有的充满尊重与热情。探讨“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中的体现，可以为多元文化共生与碰撞的现代社会提供借鉴，并带来更多思索。
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84年访华的经历和他在这段时间创作的诗歌作品已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这些作品所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探讨。通过对金斯堡“中国作品”的细读以及还原历史背景，可以阐释这些诗歌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揭示它们对异质文化持有怎样的态度，它们展示的“中国和东方兴趣”实质是什么，与金斯堡的抗议文化有何关系。
虽然金斯堡到1984年才看到真正的中国，但是他对中国和东方的兴趣始于他事业的早期。通过阅读西方学者出版的书籍，包括庞德翻译的中国古代经典，金斯堡意识到中国诗歌在语言运用方面的特别之处，与自己的诗歌理念不谋而合。后来他又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艺术书籍中看到中国南宋画家梁楷的《释迦出山图》，从而获得灵感创作了《释迦牟尼从山上下来》（“Sakyamuni Coming out from the Mountain”）。1962年他游历了印度和亚洲，在那里研读了藏传佛教的经典，认为西藏文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文化，如此独特，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开花结果”（Schumacher: 376）。
南宋 梁楷 释迦出山图截图
到1984年为止，中国对于金斯堡来说仅仅是文本化的中国，仅仅存在于书籍之中。他第一次看到真正的中国是当年10月的中国之行。11月，在美国作家代表团返美之后，金斯堡开始在河北大学讲学。正是这次讲学经历，使他对中国有了真正的切身体验。在河北大学期间，金斯堡创作了《一天清晨，我在中国漫步》（“One Morning I Took a Walk in China”）一诗。诗歌记录了一名城市漫步者在保定进行的惠特曼式的游逛：他从校园出发，走进街道，甚至深入到这个当时仍未完全开放的城市的深处。我们跟随着他的眼睛，见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的一个角落。吸引金斯堡眼球的显然是一种不同于美国的生活方式，一种具有他异性的异国情调。然而，看似用中立态度列罗的各种细节背后却暗藏着不安，暗藏着对中国社会缺乏人文关怀、缺乏尊严以及环境污染的关切：鱼贩“盆里大大小小的鱼头，被砍下、仍活着”；肉摊上，“半拉猪身子放在案板上，两只蹄子往外伸着”；绞肉机绞着牛肉，“白色脂肪红色肌肉和肌腱合在一起被绞成了肉的面条”。这些形象使人想起了痛苦、流血和不人道的屠宰。也许金斯堡并不是在刻意丑化中国，也许这些确实是他在中国的所见。他的写实主义描写可能有点令人作呕，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在《嚎叫》中描写的那些细节也许并不比这好多少。我想他一定是在诗歌中追求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异质性感觉，用戏谑的方式将他的所见所闻呈现出来，以飨美国读者。他有点像传统的西方游记作者，像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所提到的那些法国游记作者，用敏锐的观察捕捉着异国情调：“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行为是怪异性的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东方成了怪异性的活生生的戏剧舞台”（103）。
虽然金斯堡见到了真正的中国，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接触很有限，认知也很肤浅。真实的中国与他所熟悉的“文本化的中国”又如此不同，因此他对中国的描写带有一种猎奇的心态。中国对于金斯堡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多么好、多么真实，而在于给他提供了一个抗议的渠道。正如钟玲所说，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及宗教传统感到不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状感到不满，而东方的某些文化恰好能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或弥补其缺憾”（14）。
布莱克的中国
西方学者对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艺术作品进行评析时，似乎难以突破欧洲中心论。布莱克与中国之间似乎就是一个真空地带，他们之间的联系似乎还没有引起西方布莱克学者的关注。事实果然如此吗？对于这个问题，最简单明了的答案是：布莱克与东方，与中国之间并不是隔绝的。
布莱克时代的东方和中国不仅是西方凝视下的他者，而且还是欧洲和英国掠夺和蹂躏的对象。布莱克虽然不曾到过东方，但他仍然可能了解到这些情况。根据大卫·维尔（David Weir）的研究表明：
这说明，布莱克对英国在印度的活动是并不陌生的。他身边的朋友让他了解到了大英帝国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他才会这样写道：
阿尔比昂颤抖了，波及意大利、希腊和埃及
还有鞑靼，印度斯坦，中国和全美洲
震动着疑云密布的地球的根茎和坚固的基础
诗中阿尔比昂（即英国）的震颤不但会波及全球各国，包括中国和印度，甚至会震动“地球的根茎”。短短几句诗文足以勾勒出英国当时的霸权姿态，而中国等其他国家，则成为了阿尔比昂的他者，面临来自他的威胁。
（待发表文字，请勿擅自引用。）张占军副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笛福笔下的中国瓷器
从未到过中国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对中国的态度非常不友好，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通过游记文学、使团报告文学、传教士文学和商人的描述，笛福建构出想象中的中国；另一方面，他本人的经历也“功不可没”。既然没有到过中国，笛福不太可能对于中国形成非常系统的印象，下面选取一个典型、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意象——中国瓷器作为切入点，论笛福对于中国的态度。
青花瓷
1689年，笛福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砖瓦厂。他们的产品虽然受欢迎，但是当时也是进口中国瓷器（porcelain）和商品盛行的时期，影响着英国的社会风气和审美取向。笛福对此非常不满，他在《不列颠全岛纪游》（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中抱怨到：“女王引进了用陶瓷器（chinaware）来装点房子的习惯或者口味，（这一做法）到了一个奇怪的程度……到最后它都成为了累赘，甚至对她们的家庭和房产都形成了危害。”值得注意的是，在笛福这段引文和该作品中，一直没有使用瓷器（porcelain） 一词。作为砖瓦厂业主，笛福不可能不知道porcelain和earthenware或者 chinaware之间的区别，不直接使用中国瓷器（porcelain）这个词，说明笛福对于它的厌恶。
在《鲁滨逊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笛福从未直接提及过中国瓷器（porcelain），但是鲁滨逊在荒岛上对earthenware制作的描写却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瓷器（porcelain）。
在《鲁滨逊漂流续记》（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笛福对中国瓷器表示轻蔑，甚至是污蔑。导游邀请“我”去参观一个绅士的屋子。导游指的是一整幢全部由陶瓷器（Chinaware）建造的房子，或者用中国的说法，叫瓷（porcelain）。笛福认为这是中国的怪癖之一，足见他对于中国瓷器的憎恨之情。
在《鲁滨逊感想录》（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中，笛福全盘否定中国的瓷艺:“他们的聪明高度表现在他们的瓷器或者陶瓷制品上，一句话，那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制造陶瓷的出色土质，那是他们独有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制作技艺；如果我们有同样的黏土，我们很快就会像制作其他东西一样超越他们。”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的诗歌以其独有的东方文化特色在美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在少年时期他就通读了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编辑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第39章《道德经》。在诗歌创作中雷克思罗斯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创作方式，让美国诗歌从“宏大而高贵”（Hamalian 73）的主题中解放出来。他读了庞德编辑的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和宾纳（Witter Bynner）翻译的《唐诗三百首》，似乎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了新的诗歌创作路径。他在《经典重返》（1968）中写道：“尽管杜甫等唐朝诗人的诗歌中汉语的押韵、节奏和声调在翻译成英语自由诗时都已丧失，但这些诗歌是沉思的诗歌，要胜于华兹华斯的诗歌。”而这种诗歌的力量只有波德莱尔和萨福才具备。钟玲指出：直到20世纪，欧美才在文化上对中国有比较深广的认识，甚至主动选择并吸收中国文化。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雷克思罗斯等人。
雷克思罗斯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深受禅宗影响，雷氏诗歌不仅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蕴，而且对于“空”这一禅宗的核心概念也有独特的阐释。雷克思罗斯在孩童时期就遇到并仰慕著名禅师铃木大拙（D. T. Suzuki, 1870-1966），通过阅读铃木大拙的书籍并通读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禅宗的英文书籍，雷氏不仅了解禅宗并对其有深刻认识。雷氏认为自己可以出佛教选集（Bartlett 94）。雷氏在诗歌中多次表达对于“空”的理解。
诗歌《只有空》（“Void Only”）表达“空”是一种抓不住的状态。时间像镜子，空间也像镜子，能看见，但感受不到。所有的事物是半透明，然后变得透明，最后消失，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空。诗中“蛇的卷曲”意象与蛇入竹筒相对，后者指弯曲的蛇进入竹筒自然变直，用来比喻进入禅定的境界，心也变得端直。而处于“空”的状态，一切缥缈不定，只有脑海里飘荡着无尽的虚弱烦恼之歌。
在《如》（“Suchness”）中雷氏认为真实就是处于逻辑之中的宇宙不再存在。“什么是物质？”（Hamill and Morrow 702）物质就是给天使所吃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到。这正是艾伦·沃茨（Alan Watts,1915-1973）所说“‘如’的世界就是空”（131）。艾伦·沃茨认为“如”（suchness）指语言难以言表的世界的真实状态，即不好不坏、不长不短、没有主客体之分。在这个世界“没有自我需要忘记，没有具体的现实需要记忆”（127）。作为艾伦·沃茨和铃木大拙的好友（Bartlett 48），雷氏的哲学观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