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自由与进化——《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叙事与存在主义主题（上）

作者简介

金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所所长，英美文学方向学科带头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学术专长：现当代英美文学，专治维多利亚小说与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

作者荐语
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对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创作及文化思想等各个层面的影响一直是维多利亚研究者持续关注的重要话题，有学者指出，“十九世纪中晚期英国知识生活的一个固定特征就是对（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兴趣，以致于这一时期没有哪位主要作家的作品不曾以某种方式触及到这个问题。”[1]而在近年兴起的 “新维多利亚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进化叙事与主题同样占据重要位置。所谓的“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novels），是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故事背景或者描述对象的一种新历史小说。
约翰•福尔斯发表于1969年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无疑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先驱之一。拜厄特在《历史与故事》（On Histories and Stories，2000）中曾经写道，“在过去三十年中, 一些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或部分背景的小说相继出版，福尔斯的小说是这种几乎可以被称为一种（新）类型小说的早期代表性作品之一。” [2]而彼得普﹒莱斯顿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可以说，它（指《法国中尉的女人》）引领了一种新的文学趣味，既将19世纪作为历史小说的时代背景，这种趣味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3]

由于在主题层面上，《法国中尉的女人》一直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诠释和形象图解，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对小说展开的论述数量众多，但对于小说中的进化叙事和达尔文主义主题的讨论却为数不多。本文尝试从“新维多利亚小说”角度入手，阐述福尔斯如何将对存在主义自由主题的表达与对十九世纪进化主题的思考相互结合，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反思性再现。

[1]Gary Hentzi, “Darwin and Darwinism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20 July 2012〈http://faculty.baruch.cuny.edu/naturalscience/biology/darwin/faculty/hentziA.html〉

[2]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78.

[3]Peter Preston, “ Victorianism in Recent Victorian Fiction,” History , Politics, Identity: Reaing Fictionin a Changing World. ed. Marija Knezevic and Alek-SandraNikcevic-Batricevic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2008) 91.

编辑荐语

金冰教授是国内最早对“新维多利亚小说”予以关注和研究的学者，该文作为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福尔斯的小说为切入点，对文学与达尔文主义的关联性展开讨论，拓展了“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的主题维度。

自由与进化——《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叙事与存在主义主题（上）

《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视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诠释和形象图解，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对小说展开的论述数量众多。批评家们尝试从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及心理分析等不同视角对小说的存在主义主题进行阐释，福尔斯（John Fowles）本人的创作札记也印证了存在主义主题的重要性。福尔斯在《关于一部未完稿小说的笔记》（Notes on an Unfinished Novel）中写道：

我此前的两部小说或多或少都建立在隐性的存在主义前提之上，我对这部小说的构想也不例外。我试图表现一种存在主义思潮尚未出现之前的存在主义意识。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而言，克尔凯郭尔当然是不为其所知的。但在我看来，维多利亚时代，尤其是自1850年以后，就个体的两难抉择而言，一直是高度存在主义的。(Wormholes 18)

福尔斯在牛津求学期间，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行之际，他阅读了加缪和萨特的大量作品，并被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所吸引。对萨特而言，人类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表现形式就在于人能够自由选择。萨特式“自由”既是福尔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文学创作始终的主题。在福尔斯看来，存在主义是个体对于所有试图剥夺其个体性的思想体系、心理学理论以及社会与政治压力的反抗。林奇（Richard Lynch）指出，“约翰•福尔斯一直十分关注人类自由这一普遍问题，对他而言，这种自由通常指的是个体摆脱社会及其既有体制束缚的自由”。（50）

然而，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福尔斯似乎并不相信人类能够生活在绝对或者说纯粹的自由状态中。面对更具自由感的神秘性的诱惑（随机性）与既有自然规律对人的规约（因果性），人类努力达到一种智识、道德和心理的平衡”（Pifer 40）。在《法国中尉的女人》最后一章的引言部分，福尔斯引用加德纳（Martin Gardner）的一段话，表明了相似的观点，“进化仅仅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机遇（由自然辐射引起的核素酸螺旋结构内的无序改变）与自然规律协力创造出能越来越好地适合生存的生命形态”（474）。这样一种强调偶然随机性与自然规律共同作用的进化观，显然是达尔文主义的命题。格伦德宁（John Glendening）指出，这段引文将存在主义与进化联系了起来，因为“随机性与自然规律的结合有助于界定个体在社会化生活中的存在主义困境与机遇”（132），而这正是福尔斯关注的问题。《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大量关于化石的描写，及其另一部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中关于蝴蝶的描述，都表明了福尔斯对博物学的兴趣，而前者男主人公查尔斯身上无疑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福尔斯笔下的查尔斯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他天生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要是在一百年前，他会成为一个自然神论者，甚至可能成为泛神论者”（15）。此外，他还是个很称职的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他对古生物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并认定那就是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开始频繁出席地质学会的学术座谈会”（16）。

沃伯顿（Eileen Warburton）在她为福尔斯撰写的传记《约翰•福尔斯：栖居于两个世界》（John Fowles: A Life in Two Worlds）一书中认为，福尔斯对于进化论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罗伯特•福尔斯。老福尔斯“对查尔斯•达尔文和托马斯•哈代评价甚高，……而这两者都影响了福尔斯后来的创作”（14）。二战期间，老福尔斯曾举家从伦敦郊区小镇迁往德文郡乡下躲避德军空袭，德文郡山谷的自然景色令年轻的福尔斯体会到自由的快乐，也为他达尔文式的自然观奠定了基础。多年后接受采访时，福尔斯发出这样的感叹，“自然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它既是隐居地，也好像是一本《圣经》，到处隽刻着格言警句和有意义的文本，尤其是在进化适应和行为主义方面”（qtd. in Vipond 65）。成名后，福尔斯与妻子大半时间居住在位于多塞特郡（Dorset）的海滨小镇莱姆里杰斯（Lyme Regis），而《法国中尉的女人》也正是以此地作为故事背景。莱姆镇位于多塞特郡英吉利海峡的莱姆湾畔，是英国著名的化石产地，那里的悬崖和海滩属于侏罗纪海岸的一部分。1811年，年仅十二岁的英国女孩安宁（Mary Anning）在莱姆湾附近的海边崖壁中发现了完整的鱼龙化石，她的发现震动了当时的科学界，不但对地质学家确定地球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也对古生物学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鱼龙化石是英国最早发现的海栖爬行类动物化石，这一发现引发了日后催生达尔文进化论的知识大辩论。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将这段历史融入了对莱姆镇地质环境的描写：

这一小片大约十二英里的蓝色里阿斯岩石海岸，历史上陷入海洋的面积比英格兰任何其他地方都大。但是它富含化石，具移动性，于是成了英国古生物学家的麦加圣地。近百余年来，该地区海岸上最常见的动物是人，是挥舞着地质学家专用锤的人。查尔斯已经逛过莱姆镇上当时堪称最著名的商店——玛丽•安宁创办的古化石商店。创办者是个非同凡响的女人，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颇具发现优秀标本的天才，其中有许多在当时还是尚未分类的。

这段描写不但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对自然史与古生物学兴趣盎然的维多利亚时代业余博物学家的形象，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福尔斯对化石、地质演化等与达尔文主义密切相关的科学命题的关注。在小说第三章开头的引言部分，作者更是直接引用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内容：“然而更为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乃是每个生物的机体之主要部分均由遗传形成；因此，虽然每一生物确凿无疑地能良好适应其在自然界内所处的位置，但许多结构对生命的现有习性目前已无任何亲密的和直接的关系”。这段引文将遗传、生存、适应等达尔文主义语汇融入了小说文本。

众所周知，自由选择是存在主义的精髓所在，它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积极意义。那么如何将创造性和自主性引入进化体系？这不但是诸多当代达尔文主义者所关注的命题，在我看来，这也是福尔斯意欲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探讨的主题之一。但我并不认为，福尔斯将存在主义的绝对自由视为决定论的拯救者。福尔斯并不相信绝对自由的存在，虽然他笔下的查尔斯是“一个要力争战胜历史的人，尽管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318）；虽然他在面对萨拉时感到“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已不复存在了”（77），而在美国四处游历时又“幻想自己摆脱了时代、血统、阶级和国家的束缚”（458）；但是，“尽管这一切，他依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人”（Higdon 353）。人的本质和价值固然要由人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造就，但若将自由选择完全置于社会语境和历史性之上，则会出现唯我论的倾向，从而导致人在追求自由时与他人之间出现紧张、对立甚至冲突的关系。 不止一位批评家指出，萨拉在追求个体绝对自由和自我内在空间时，无法超越这种唯我主义。胡斐克（Robert Huffaker）更是进一步指出，“我们中的多数人，不幸都和萨拉一样，在追求我们的目标和保持个体自我方面，进展得过于猛烈，以至于我们贬低了情感的价值，同时伴有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许多误解”（114）。事实上，萨特本人在二战后也意识到了自己早期所提倡的绝对自由观的片面性，并对其做出了部分校正。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他写道，“我们在要求自由的时候，发现自由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29）。很显然，萨特在原本强调自由的主观性和意识本体的原则上，又加入了社会性的维度，因为没有人可以脱离他人和社会去孤立追求个人的自由。我认为，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同样构筑了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自由观，同时他又将关于进化的历史文本嵌于存在主义语境之中。他将人物“置于一个由机遇和自然法制约的、以进化为前提的宇宙之中，赋予他们以能动地适应环境的睿智和坚强的意志”（Huffaker 131；侯维瑞、张和龙 16）。这种能动适应性正是进化过程中创造性的由来，它表明人类的情感和意志会在某些时刻超越那些决定性的力量，成为自己生活的创造者，而这正是个体自由的源头。 小说开始时，查尔斯是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贵族绅士形象，悠闲富有，游历广博，即将从叔父那里继承从男爵爵位。在那些家有适婚年龄女儿的母亲眼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宠儿，直到他与富商的女儿欧内斯蒂娜缔结了婚约。他尽管有些玩世不恭，但在许多方面依然遵循维多利亚人那种办事有条不紊的刻板程序。即便去野外考察，也坚持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着装的原则，全身上下装备齐全。他的性观念和对两性关系的认知同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尽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抱有同样的成见，对任何形式的肉欲都存有疑心”（128），但这种戒心显然是针对女性的欲望诉求而言。他本人在剑桥求学时期就已经初尝禁果，出国游历期间行为更为放纵。他选择欧内斯蒂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身上所体现出的“屋子里的天使”的特征，“言过其实的夸奖、无微不至的关怀、遇事与他商量、对他百依百顺，这些都是他乐意接受的”（119）。他认为“男人严肃谈话的时候，女人不应反驳他的看法”（151）。在与萨拉结识之初，当他发现对方在智力上试图与他取得某种平等地位时，他大为恼火并觉得受到了侮辱。正如沃夫（Peter Wolfe）所说，“查尔斯被他所处的时代深深浸染了”（138）。 然而，另一方面，查尔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规旧俗已经开始有所质疑和反叛：“他与多数跟他地位相当的人不同，与多数同时代人不同。这就是他遍游世界的原因；他发现英国社会过于保守，英国在严肃的事情上过于严肃，英国人的思想过于注重道德，英国的宗教过于偏执”（138）。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择偶选择颇为不满，“在选择与他共同生活的女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不是已经表现得过于传统了吗？他不是已经做了最平庸的选择，而放弃了最明智的做法吗？”（136）在痛苦的自我质询之后，“他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陷入了困境、一个拜伦被驯服了”（138）。与此同时，尽管欧内斯蒂娜一再提醒他在公众场合必须“把自己当作动物园里的一只野兽……尽可能逆来顺受”（106），但面对虚伪偏执、专横霸道的波尔坦尼太太，他依然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对她的刻板狭隘表现出强烈的反感。 许多评论家都将萨拉视为查尔斯精神转变与自由意识觉醒的催化剂和引路人。查尔斯身上具有一定的叛逆倾向，但在遇到萨拉之前，他的叛逆软弱无力。而萨拉的独立不羁、我行我素以及公然挑战社会习俗的勇气和力量，在查尔斯眼中成为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象征和自由的宣言。“他所失去的一切机会、他已经丧失的自由、他永远不会走的路，都和这一象征有密切的联系。象征着他是生活的受害者之一，是在历史大变迁中遭难的又一菊石，现在永远搁浅了，将来必然变成化石”（357）。固然，他对萨拉的迷恋与她“略带野性”（126）的外表和她身上压抑的激情和性感有关，但同时查尔斯意识到，“吸引他的并非萨拉本人，而是某种情感，是以她为象征的某种可能性。她使他感到自己似乎失去了什么。他一向认为自己前途无限，现在这前途却突然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航程，驶向已知目的地。她使他想到了这一些”（138）。

本文节选自《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自由与进化——《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进化叙事与存在主义主题”（117-124）。感谢作者同意刊载本文。因篇幅所限，未提供文中引用来源，大家可在原文中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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