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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 认知神经语言学
工具不仅帮助我们走出地球，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为了更好地“认识你自己”，我们必须更多地借助有效的工具。语言学家也不例外，同样有必要运用科学的实验工具，以透过语言现象探索语言的奥秘。
以下几位语言学家将向我们说明工具所能揭示的微观层面上的语言。
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和突飞猛进的脑成像技术必将给语言学带来研究范式的改变，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研究层次的深化或微观化：从早期在宏观层次上对语言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到基于某个哲学假设，演绎构造语言认知理论假说，再到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科学解释，对语言与心智和脑的关系的研究愈趋科学化；（2）研究领域的交叉化和集成化：语言学不再局限于研究语言现象和言语行为，而将与认知科学的相关学科交叉，集成为超学科的研究领域，共同探索语言、心智和脑的奥秘；（3）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科技化：语言的研究不再停留在语言文字和人类行为的表层，而须深入脑神经层面，利用尖端技术对产生语言现象和言语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寻求因果解释。
摘录自：周频，2016，认知神经语言学方法论模型的建构。《外国语》第2期，46页。
双语语言产出过程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此领域尚需进行更多理论探究与实证研究，还应进行更多双语语言产出过程语码转换及其代价的神经机制研究，将心理语言学研究和神经科学研究相结合，更深入揭示双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神经机制研究可以为语码转换及其代价提供来自大脑内部变化的证据，并进而对转换机制做出深层次解释（祁志强等，2006） 。早期语码转换研究以行为研究居多，神经机制研究相对缺乏。研究者发现了几个与语言转换加工相关的脑区，但研究结论也还存在某些分歧。因此，需要进行更多双语语码转换神经机制的研究，进一步考察有哪些脑区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语码转换加工过程（祁志强等，2006: 283）。另外，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在语言转换的神经基质和认知加工间建立映射（Abutalebi et al.，2008），双语语言加工认知理论描述也很少对功能神经成像研究结果予以考虑。来自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表明语言选择是通过多个明显的认知控制点实现的，只关注单一控制点（如语言线索或反应竞争）的认知模型不足以解释研究数据（Abutalebi et al.，2008）。因此，应利用来自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的综合数据，建构具有解释力的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加工的神经认知模型。再者，采用fMRI、ERP 等研究手段，对语言熟练程度、年龄、混合—非混合语言学习环境、语系异同等影响语码转换的诸多因素进行研究，更好地揭示双语语言产出转换加工的认知神经机制。 摘录自：范琳、卢植，2015，双语语言产出过程中语码转换加工机制——从行为研究到神经认知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42页。
二语学习者的时间进程与母语者的比较相似，这首先取决于学习者的二语水平。高水平二语学习者接近母语者，引起了早期左前额负波、左前额负波句法自动加工的ERP成分和受控的P600，而低水平学习者一般不会引起早期左前额负波和左前额负波，反而会引起语义加工的N400，这说明低水平学习者运用了不同的神经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素会影响二语语法的加工，如二语水平、初始接触外语的年龄、母语和二语在结构上的类似度、学习的不同输入方式（如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以及不同的句法结构等。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学习者二语水平的高低。随着二语水平的逐渐提高，学习者加工二语句法的方式会有转换，即从语义加工的N400转换为句法加工的P600。
通过对国内外二语加工的ERP分析，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些将来的研究方向。第一，这一研究领域目前缺乏对二语习得系统的多方面的研究，包括对关键期假设（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竞争模式（competition model） 和陈述性/程序性模式（declarative/procedural model）等提出的观点的验证和反驳。第二，对二语习得中一些ERP成分缺失的原因还不清楚，需要更加细致的实验设计来探讨这一问题，例如左前额负波缺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的。第三，二语句法加工的研究只涉及有限的几种句法现象，范围比较窄，今后的研究将会对二语句法加工有一个全面的考察。第四，中国的外语学习者的神经机制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中国外语学习者各学习阶段的脑机制的考察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五，前文综述的研究绝大部分涉及成人二语学习者，很少涉及儿童的二语习得问题。关于中国儿童外语学习的神经机制研究还是一块未开拓的处女地。 摘录自：张辉，2014，二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ERP研究。《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第1期，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