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文本细读之于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

导读 / 邵雪萍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吴元迈曾于2000年指出，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新兴期（1949－1965）、停滞期（1966－1976）和发展期（1977－1999）。在新兴期，新中国研究者以苏联文学界的观点和方法、经验和尺度为参照系来审视世界其他各国文学。此后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展开和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态度由全面学习、全面接受走向全面否定、全面批判。新兴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基本是对各国文学和文论作品的译介，欧洲文学研究得益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起步较早，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并不多。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外国文学研究同其他许多领域的工作一样被废弛，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甚至遭到恶意攻讦和歪曲。“文革”后随着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逐渐复苏并迎来了发展期。1978年11月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社会团——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在新时期的20年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其他时期。但曾艳兵的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并不是单向的，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冲击和影响变更了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境遇，带来了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评价体系和标准的重新界定，使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研究立场，成了随着国际学术风潮摇摆的风向标。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内容显示，学者们对“人”的关注大为减弱，对符号游戏、拼贴快感的尊奉比比皆是，因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似乎渐行渐远。不仅如此，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专业化的进程中渐渐丧失予人灵感与热情的能力，因为“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自然趋势是支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才能而不是想象的才能，是用单调、讽刺的知性代替热情”（理查德·罗蒂，2009：122），仅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组符号，毫无感情地研究文学，必将导致文学体验、文学感觉和文学想象的窒息。

在传统社会被奉为神圣的各种“权威”在后现代社会遭到解构，人类需要重新寻找信仰、理想的指向和帮助实现与自然、世界和谐共处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因为在寻找的过程中急需启发和指引，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相信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试图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来探寻在研究与实际生活中实现并普及道德关怀和人文关怀的途径。很多青年大学生也在一度沉醉于智能手机连接的无限虚拟空间后重新拾起《哈姆雷特》《红与黑》等文学著作。后现代对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消解使个性与特性的重要性得以凸显，经典文学作品提供的正是个性化的、独具特色的启示价值。为了从文学经典的“启示价值”中真正受益，对文学文本的细读不可或缺，对文学文本的批评也有助于理清思路。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从文学批评层面来帮助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精神食粮的来源之一——进行加工、说明、分析和评估，使他们发现未经学术训练的阅读无法发现的意义和美，进而以之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样的文学批评比时下甚为流行的符号游戏、语言游戏和结构游戏更有社会意义，也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能够解决时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部分问题。

李兰生认为，新时期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全方位发展和历史性成就无可否认，但其不足与缺陷也同样显著，目前的研究者还难以做到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又急于输入“新的”外国文学理论，无法避免“跟风”研究与“扎堆”研究；由于当今中国的外国文学者大多无法像钱钟书、季羡林等人那样深入了解中外民族文化的精髓，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传统缺乏联系，也缺乏能够支撑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相互借鉴的理论。学者们除非有课题作依托，在具体研究上基本是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在许多研究层面，已有学术成果还缺乏应有的深度，重复研究的现象依然极为普遍。处于萌芽状态的外国文学研究学（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并没有触及自己现实的问题意识，也没有关系自己命运的讨论语境，总在本国学术界成不了焦点和主流”（葛兆光，2002：30），还不能充分吸取以往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有力推动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比较理想的外国文学研究要求中国学者具备中国视角，既能客观对待和处理作为研究对象的外国文学“原材料”，又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体现中国学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学术风格。为此，中国学者应用具有“本土关怀”的视角去审视各个国家、民族、地域、不同时代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批评样式、文化语态，力求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材料”融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然后对其进行合理的阐释、批评、吸纳，使之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积极作用。“本土关怀”并不意味着张扬“民族中心主义”，而是要在研究外国文学中强调中国特色，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开放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外国文学作品提供的心灵滋养。

无论是恢复文学研究的“传统魅力”，还是要增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本土关怀，建立健康、强大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学”，使外国文学研究对促进中国的精神文明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助力，都应从小处着手，都离不开研究者与文学作品的相遇，离不开研究者对使其产生精神共鸣的文学作品的解读和阐释。简而言之，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研究者——是否能保持文本细读的习惯息息相关。尼采曾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那么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每一个疏离文学作品，忽视文本细读的日子，是不是对生命的辜负？

就具体的“细读”方式而言，徐晓东、杨晓雅、朱振宇三位可为大家提供很多有趣的思路，他们的话题看似各成体系，实则从各自的角度为外国文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文本细读树立了榜样。例如，徐晓东意图追踪影响特定文学批评文本基调的因素，他联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与《爱丁堡评论》杂志编辑杰弗里之间的私人矛盾，揭示了华兹华斯对詹姆士·麦克弗森的伪作《奥西恩诗集》的复杂态度的缘起，可启发大家从促生文本的思想潜流与文学史事件来推敲特定文学主张与文学观的客观性。杨晓雅善于解析经典文本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尤其熟悉西方学界近些年来在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文本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她关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蕴含的语言、阐释和读者意识问题，并能厘清《乌托邦》在文本写作过程中的逆序性构思，主体部分复杂的修辞设计，以及众多不同版本之间可能产生的互文关系，对《乌托邦》的广阔解读空间有比较深刻的领悟。朱振宇通过对照平行文本，对长期悬而未决的文学问题做出比较客观全面的解答。她将《神曲》与《埃涅阿斯纪》《圣经·旧约》中的相关篇章进行并置分析，对《神曲》中的维吉尔形象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认为《神曲》中维吉尔的形象是一种不完满的“爱”的化身，这种爱以节制的态度对待凡人的欲望，以盲目的虔敬对待神圣世界的秘密，在贝雅特丽齐代表的更高的“爱”面前黯然失色。

参考文献

葛兆光：《域外中国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李兰生：外国文学研究该如何“中国化”，《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49-351。

吴元迈：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外国文学研究》，2000（1）：1-13。

曾艳兵：21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广东社会科学》，2014（2）：139-147。

杨晓雅

专家简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后，牛津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访问研究学者，曾独立主持浙江省社科联重点研究项目“乌托邦研究与西方修辞学发展”、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之青年创新项目“乌托邦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乌托邦谱系前沿探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托马斯·莫尔与乌托邦谱系研究”，已于《国外文学》《书城》等期刊发表数篇学术论文。

由两部分组成的《乌托邦》不仅体现了托马斯·莫尔精心设计的修辞，也充分展示了他作为律师和政治家的专长。莫尔从原标题的前半部分“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就邀请读者思考有关国家体制的问题：最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真的存在所谓的完美国家吗？与欧洲现存的那些国家相比，它真的更优越吗？要么，至少没它们那么差？在《乌托邦》的第一部分里，莫尔运用了面向将来，以趋利避害为目的审议性（deliberative）修辞，对现存的一个消极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n）表示担忧。它影射现实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那里金钱至上，公正缺失。在《乌托邦》第二部里，莫尔运用面向现在，以区分荣辱为目的表现性（demonstrative or epideictic）修辞，借虚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高度评价了虚构的“优托邦”（eutopia），那里国泰民安、丰衣足食、体制合理、赏善罚恶。莫尔也将他所期望的文学性、哲学性、政治性以及社会性都融入《乌托邦》文本（Logan，2011：54），使书中的对话不仅包含审议性和表现性的言说，也融合了众多话语元素，从修辞意义看，就像一份成功的演说稿。莫尔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聚合过程（conglomerative process），也造就了一个“内部不稳定”（inherently unstable）、具有“故意挑衅”（intentionally provocative）目的和“复杂讽刺”（complexly ironic）意味的文本（Logan，2011：55）。

莫尔在《乌托邦》第一部的开头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地点和人物（对话者），安排几位人文主义者坐在花园中的长凳上展开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对话。这起到了导论的作用。另外，陈述者拉斐尔·希斯拉德刚一出场，他的生平阅历便被告之读者：他“像奥德修斯，或不如说像柏拉图”，他“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深晓希腊文”，他“四次出航”，“热衷于浪游，宁可生死付之度外”（More，2008：5）。莫尔在此聪明地采用了“信誉手段”（ethos），试图让演讲者本人的品格和素质对读者/听众产生说服力，达到自己的修辞目的。文本中的另一个主要对话者或转述者是“莫尔”，一位“最著名和最博学的伦敦公民及行政司法长官”（More，2008：85），这样的身份同样使对话者的发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接下来，莫尔快速而简练地描述拉斐尔的航海见闻，并直接引出第二部的主题：“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若“谈及他（拉斐尔）到过的每一个地方，说来话长，也不符合本书的意图”。为了吸引读者，莫尔还故意借其它文本故事情节作比较，并强调说：“陈腐的海客奇谈我们不爱打听。西拉和贪馋的塞利诺，吃人的雷斯特利哥尼人，以及类似的可怕怪物，这些是极其常见的。可是，治理有方的公民倒不是随处可以遇见”（More，2008：6-7）。

不过，莫尔并未就此毫无悬念地把“乌托邦”的内容全盘倒出，而是将拉斐尔对它的陈述（独白）保留推置于第二部，转笔插叙几位人物有关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对话，并商讨提出忠告，直至第一部完结。从修辞上说，这属于选择性偏题。先提出：“现在我只想讲一讲他所说的关于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再转折：“然而首先得讲一讲引起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More，2008：6-7）。将阅读的视角放大，可以看出，第一部中的对话内容正是响应了原标题前半部分“De Optimo Reipublicae Statu”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并在交谈中将其分列为若干个从属性问题进行探讨，如：现存的国家能否变得更好？政治体制和人的天性能否得以好转？如果可以，谁来承担重任，并采取怎样的措施？有学识，有良知的人文主义者的职责为何？直到对话的最后阶段，吊人胃口的“乌托邦”才慢慢浮现。拉斐尔也把内心感想坦率地告诉文本中的“莫尔”，告之读者，以证明自己的“乌托邦”提议是多么美好：“任何地方只要有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除非一切最珍贵的东西落到坏的人手里，你认为这符合正义；或是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你认为这称得上繁荣——这少数人即使未必生活充裕，其余的人已穷苦不堪了”（More，2008：28）。这也可以说是拉斐尔给出的结论。那么，难道反驳就被取消了吗？

细读《乌托邦》第一部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的“莫尔”、彼得·贾尔斯（莫尔现实生活中的好友，在文本开头偶遇莫尔，并介绍他与拉斐尔相识），连同拉斐尔自己都对“乌托邦”的幻景表示质疑。“莫尔”大胆地说：“我有反对看法。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彼得也反对说：“你很难使我相信，比起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在那个新世界竟然能发现生活得更秩序井然的人民。”拉斐尔也承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私有制）这副担子，但我坚信，无法取消它”（More，2008：29）。由此可见，对“乌托邦”这一提议的反驳并未被取消，而是与论证交织在一起，相互拉扯出悖论的张力。

更有趣的是，在第二部的结尾，当拉斐尔说完他的故事，将“乌托邦”大肆夸赞一通之后，文本中的“莫尔”却说自己觉得他讲述的人民风俗和法律中有许多东西似乎规定得十分荒谬，……尤其是作为他们社会全部结构根本的那种特征（More，2008：84）。此时，拉斐尔已结束对“乌托邦游记”的陈述，从文本中彻底“退场”，他怎能想到“莫尔”对他“精彩的演说”会做出这番评价。只有读者才有机会阅读文本，得知莫尔的想法。莫尔为什么要让文本中的自己作此评论？这确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不仅如此，莫尔大胆地给《乌托邦》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将来还有机会更深入地考虑这些问题，并和他更全面地进行讨论。但愿有朝一日这成为可能啊！”（More，2008：85）

有关《乌托邦》的阐释争论（interpretive debate）源于其文本自身（Logan，2011：55）。除了对“拉斐尔”和“莫尔”这两位主要陈述者和对话者或转述者的出场进行设计，莫尔还让这两位重要人物的姓与名突显文本内部特有的阐释的复杂性。陈述者拉斐尔·希斯拉德的虚构身份是一位葡萄牙籍的旅行家和学者。据《圣经》外典《托比特书》（Apocryphal Book of Tobit）里的描述，“拉斐尔”是旅行者和流浪者的守护天使，并精通治愈之术。与此相对，取自希腊词源的“希斯拉德”，则会让一些语法学者立马想到一个懒散又爱夸夸其谈的人，一个只会空谈的“见闻家”，一个专门打理鸡毛蒜皮的小事的“高手”。为了与他展开平等的交谈，另一位对话者/转述者“托马斯·莫尔”更难逃被莫尔自我戏谑的厄运。“托马斯”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一个著名的怀疑主义者，而“莫尔”（Morus），在伊拉斯谟的《愚人颂》（Praise of Folly）中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Claeys，2010：29）。这么一来，读者就必须决定是否该相信一个看似品格高尚又学养高深的航海家所说的话。他也许真是一位神圣的使者，一位人类思想的治愈者，但是，他所说的一切也可能只是一派胡言。同时，对话者的质疑又是否正确？我们究竟该不该像这个“傻子”一样去质疑呢？

《乌托邦》全书分别讲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社会，这是文本内部的冲突结构。在实际创作过程中，莫尔是在1515年出使荷兰期间，利用赋闲时间写下了此书的第二部分，对“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的图景做了全面的描述。之后在回国后的一个月内，又完成了第一部，放在第二部之前，形成了一个先有现存的（英国）社会，再有“乌托邦”理想社会这种结构。整部《乌托邦》的创作过程体现了一种独特的“逆序性构思”（Cotton，2003：43）。

这种“颠倒”的写作策略又反映了莫尔的什么用意？相对于第一部中生动的对话，第二部中拉斐尔对“乌托邦”的纯独白式描述是相当乏味和粗略的。第一部的描述真实、具体，充满了微妙的讽刺、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这里的人物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他们在对话、争论、说服和辩解。莫尔运用审议性修辞，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念。在第二部里，莫尔运用表现性修辞，借拉斐尔之口将虚构的理想社会大肆赞扬，全篇充斥着想象的幻景、理想的激情、明智的建议和智慧的闪光，但几乎没有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也没提到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除国王乌托普以外）。拉斐尔待在这个岛国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也没有具体记录。总的来说，《乌托邦》第二部里几乎没有能让读者产生浓厚兴趣的叙述。产生这种“僵化”状况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因为“乌托邦是一个完全处在理想状态中，没有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的社会。就其定义而言，完美社会之所以完美就在于它在地理上是自我封闭的，在时间上是没有发展变化的。”如果让这个理想社会与外界接触，“就必定会产生交流，产生差异和比较心态，从而打破现存的静止状态。一旦有变化发展就说明它还不是一个完美社会，或尚未达到完美状态”（张德明，2010：64）。所以，这又出现了一个逻辑悖论，因为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缺乏行动、没有变化、没有差异的社会显然难以赢得读者的赞同。要怎样解决这个文本内部的悖论问题呢？或许，莫尔从根本上感觉到，一个看似完美却没有生命的社会，不论是对人类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没有吸引力，也难以存在。既然是有人的地方，就少不了感情、交流、欲望、需求和满足，这必然会产生私有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偏偏都与“乌托邦”的完美理念相悖。就作品的感染力着想，莫尔势必要在文本的理想与现实，完美与不完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按照J. H. 海克特（J. H. Hextor）的观点，第二部描述的完美静止状态需要一个不完美、处于行动中的社会作为增补或陪衬，才能消除它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成为人们追求的对象（Cotton，2003：45）。“现实的”第一部与第二步之间产生了能够反应行动与沉思、现实与理想、批判与建构之间紧张关系的张力。《乌托邦》的大部分内容被莫尔与好友的通信、诗歌、插画、字母表和一副乌托邦的地图占据，其目的在于向读者阐明此书的意义为何，它是怎样完成的，又该如何对它进行阅读。不过尽管作者们费尽心思想把一个设计复杂的《乌托邦》清晰呈现给读者，不同理解方式引起的争议始终未曾消减，并成了《乌托邦》持久魅力的来源。

参考文献

Claeys, Gregory,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otton, William T．“Five-fold Crisis in Utopia: A Foreshadow of Major Modern Utopian Narrative Strategies. ” Utopian Studies 14.2 (Spring，2003): 41-67.

Logan, George M.,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M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More, Thomas. Utopia.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杨晓雅：《乌托邦》：文本、修辞与阐释难题，《国外文学》，2014（2）：74-81。

张德明：旅行文学、乌托邦叙事与空间表征，《国外文学》，2010（2）：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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