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访谈 | 专访《外语研究》主编李建波教授
李建波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语研究》主编。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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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刊，包括主要栏目及特色栏目等。
《外语研究》创刊于1984年，原名《南外学报》，为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学报。1986年学院改名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本刊即从1987年第1期起改为现名。经过30多年的努力，《外语研究》已成为我国外语界知名刊物之一，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曾两度获评CSSCI来源期刊，发行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荣获军队期刊奖。
《外语研究》现开设“现代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等栏目。主要特色栏目为“外语研究应用价值探讨”。作为军队院校期刊，《外语研究》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办刊宗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注重内容建设和特色培育，努力反映学科的学术水平，反映学科的研究前沿和研究热点。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我的两位前任主编——徐翁宇先生和杨晓荣先生，以及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努力是《外语研究》宝贵的财富。
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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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进一步介绍一下“外语研究应用价值探讨”这个特色栏目。
《外语研究》在努力推动外语语言文学和翻译等共性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打造军队院校外语期刊特色，“外语研究应用价值探讨”栏目便是其中一种努力，此栏目开设将近两年，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外语研究应用价值”主要指外语研究的咨询意义。目前主要关注有效服务国家和军队需求、回应现实重大问题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国防外语研究，有利于意义深度挖掘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理论、方法和案例研究，以及外国军事文化、战争文学及反恐文学等研究成果。
近年来，《外语研究》注重发表回应现实重大问题、国防语言等研究成果，如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主笔的《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英国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兼议我国代表性文化符号问题》（2014年第3期）借鉴西方经典化理论对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符号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观点，引起强烈反响。又如2013年第6期专栏：“外军外语能力及其培养”；2015年第6期中的《国防话语研究：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2016年第1期中的《国防话语的较量——中美军事战略的文化话语研究》、2016年第2期中的《美国关键语言战略的实施体系构建与战略目标》等；注重发表语言意义研究、话语动机探究等有益于情报分析和文本深意挖掘的语言文学研究成果，如2015年第2期中的《美国媒体霸权下的中国海上力量构建》、2015年第3期中的《外国文学批评与情报分析》、2015年第5期中的《从认知原型与范畴化看希拉里竞选宣言中的说服策略》等；注重发表益于理解外国文化本质，益于深化国别、地区研究和战争文学、恐怖主义研究等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如2014年第4期中的《<红色英勇勋章>与美国英雄神话》、2014年第6期中的《论<恐怖分子>中的身份认同危机产生机制、症状和应对策略》、2015年第4期中的《论唐•德里罗小说<天秤星座>中美国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病理的话语特征》等。
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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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稿制度与流程以及编辑方面的问题，先前各期访谈的主编都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外语研究》在这些方面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吗？
同样的问题在先前的访谈中主编们已经做了回答，我刊与兄弟期刊的做法基本一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刊采用的是知网上的投稿系统，审稿期为三个月，三个月后未收到回复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自己的稿件。
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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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选稿时偏爱何种文章？
学者都有自己偏爱的论文类型，主编也不能脱俗。只不过主编或编辑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的偏爱所左右。我在编辑文章的时候喜欢从作者的角度去阅读和理解，尽量领会作者的意图，欣赏作者的观点和表达艺术。不过，有时也会遇到“不太走心”的文章。
我觉得，一篇好论文的立意应该是高的，作者要善于把自己的写作兴趣与国家的需求，乃至人类的梦想统一起来。不管是写宏大的问题，还是具体入微的问题，都能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国家、民族和人类共同福祉的“天平”上称一下，看看研究的问题有多少份量。而不是急功近利，放低自己研究的价值标准。
其次，一篇好文章的选题应该是有新意的。关于选题问题在先前的访谈中各位主编都发表了很好的见解，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也从中学到不少。我只想谈两点感想：
一是多数研究者宜避免将外语研究与英语作为母语的研究相混淆。我觉得有些文章的作者在选题时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英美学者研究什么，他们就研究什么；英美学者怎么研究，他们就怎么研究。完全没有考虑英美学者是在研究其母语及其文学等问题，而我们是在做外语及其文学的研究。卞之琳在诗里写道：“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多数外语研究者应该充当楼上人，既看到风景也看到“你”，这个“你”就是研究其母语及其文学的外国学者。从“楼上”的角度去看，也许比较容易发现新问题，哪怕是介绍国外新的理论方法，也会有新意。
二是在选题时脑中宜有中国问题。从解决中国问题的需求出发，选益于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话题进行研究，可能会发现外国人所研究问题的新的侧面，或者发现外国人研究成果对中国问题的不适应性，发现其成果的缺点与不足，从而找到应用价值高且有新意的选题。
当然，我并不反对有此志向的学者完全采用英美学者研究其母语的研究范式。用同样的视角对同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英美学者一比高下，为中国学者争光，尤其是对于有广泛意义的问题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和有意义的。我只是觉得对于国内多数研究者来说，那样做容易出现“费力不讨好”的情况，流于为英语打工，却得不到英美学界的认可；且因与英美学者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易陷于重复雷同。
此外，在做编辑工作时有个感觉，有新意的选题基本上都是作者勤于阅读、勤于思考的结果。只有多读、广读、勤思考，才能在苹果砸到头上的时候像牛顿那样想到万有引力定律。
以上感想，未必正确，仅供同行们参考。
借此机会感谢亲爱的作者、读者，是您们的支持和爱护，给我和《外语研究》编辑部同仁以信心和力量。谢谢！也感谢您的采访！
李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