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 | 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二)“一带一路”建设亟需构建语言战略(王铭玉)
专家简介
王铭玉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副校长,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中央文献翻译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方向)核心团队成员,博士生导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合作导师;俄罗斯普希金奖章获得者、俄罗斯“友谊与合作”奖章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公开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43部专著、译著和教材,2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语言互通”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也是重要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共涉及国家64个,贯穿亚、欧、非三大洲,占世界224国家和地区的29%,语言近60种,涵盖了世界9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我们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战略需先行,在语言规划、语言安全、周边国家通用语建设、汉语传播以及语言服务五个方面有所作为。
加强语言规划
语言发展需要国家战略。据统计,目前美国大学拥有270种语种的教学能力。此外,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都具有开设上百个语种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却始终未见有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出台。国家应鼓励高校合理有序、错位互补地开设“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语种,特别要加大对东亚、中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四个区域非通用语种建设的力度。目前,非通用语种建设主要面临三个困难:师资严重匮乏;人才培养经费紧张;高考政策束缚。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最优途径是打通高中与大学人才培养的直通桥。建议降低师资门槛,设立非通用语人才专项培养经费,制定非通用语种人才特殊招生政策。
重视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问题。我们要从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性四个方面关注语言安全并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启动跨文化语言安全战略研究;建立健全基于多语种语言的案例风险信息和案例库,及时发布和提供语言案例信息和预警信息;安排专门机构从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跨境语言,开发利用跨境语言技能;建立国家语言案例应急和救援机制;建立“一带一路”跨国网络空间语言舆情监测。
优先发展周边国家共同语
共同语指操不同母语(包括不同一语言)的人之间共同使用的一种交际媒介语。中国共有20个周边国家,其中陆上邻国14个,海上邻国6个,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就语言而言,周边通用的语言只有英语为一级共同语;二级共同语是俄语,它在中亚3个邻国通用;三级共同语是马来语、印尼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它们在各自的区域内局部通用。为此,我们应该加强邻里软文化建设,尽快制定发展周边国家共同语相关政策;在重视双边语言互通的同时,更应关注多边语言互通的发展;在进行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时,要补遗拾缺,加大我国与周边国家各级别语言互通建设的力度。
推进汉语传播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从“本土型”向“国际型”国家转变,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着极大的机遇。第一,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要明确把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第二,完善战略布局,构建“一个计划、两个方向、七大区域”的汉语传播大格局。第三,汉语国际传播应以“一带为主,一路为辅”,在初期阶段,坚持“一路向西”原则。第四,应该搭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经济合作全球拓展的“顺风车”。第五,实施多层次推进,采用扩大来华留学生计划、到各国开设中短期培训班、境外企业员工外语培训和外籍员工汉语培训、发挥孔子学院的优势等途径,加快汉语向世界传播的步伐。
加快发展语言服务业
语言服务业指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的包括翻译与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工具开发、语言相关咨询业务等为内容的新兴行业,对“一带一路”建设作用明显。为此我们应该首先明确语言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把语言服务业尽快纳入《国家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谋划“一带一路”国家或区域“多语言服务联盟”,为把中国打造成为以大数据为中心的全球语言集散中心做准备。再则,创新语言服务模式,大力推广“语联网”这种互联网平台化语言服务的类电网模式。同时,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在线翻译平台、多语云智库平台、招商情报服务平台、一体化公证业务平台、会展业务平台、跨境电商平台、手机移动平台、互联网+呼叫中心平台,发挥语言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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