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都市多语景观——北京的多语生态考察与分析（文/王克非 叶洪）（上）
都市多语景观
——北京的多语生态考察与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王克非 叶洪
作者简介
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翻译学、语言政策、外语教育。
叶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外语写作、质性研究方法。
提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多语景观已成为城市，特别是世界大都市的重要特征。作者以Ben-Rafael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为基础，结合Huebner多语景观分析的SPEAKING模型，通过语料收集和访谈，对北京三个路段的多语景观进行考察和分析。研究发现：官方标牌，比如路牌和指示牌、警示牌，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国家法规、政策，反映了各级管理部门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集体认同”理念。反之，商业店牌的设计较多体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的“理性利益”原则，部分多语标牌则通过语言创新突出“个性表现”和文化特色。北京多语景观集中体现了处于历史发展关键时期的首都，其民族、文化、政治、经济身份所经历的新的挑战和转型。语言景观不仅反映该社会的深层结构和社会生活，也可以成为批判教育、反映社会变革和争取语言权力的有力工具。
关键词：北京；多语景观；语言政策；经济动态；文化碰撞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北京语言景观考察与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5WYB046）、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世界主要语言推广机构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5YBA400）的阶段性成果。
1. 语言景观研究概述
近十多年以来，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研究已成为考察社会语言生态的独特视角和重要方法。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和场所中的语言使用问题，尤其是公共语言标牌上的语言使用。1997年Landry和Bourhis最先提出并使用“语言景观”的概念，指出“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Landry & Bourhis 1997: 25）。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多语言（multilingualism）和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现象已成为城市，特别是世界大都市的重要特征。作为语言生活的一部分，都市多语景观研究有助于我们掌握语言发展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是观察社会动态的一个重要、及时和敏锐的窗口（王克非、蔡永良 2013）。
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多语景观（Gorter 2012；Shohamy & Ben-Rafael 2015）。国际多语景观研究倾向于透过语言使用的特点、规律等表象，揭示语言符号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探究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政策取向、权力、身份等问题。通过分析某种/些语言在公共标识中的出现或缺失、出现的位置和与其他语言的复合，结合调查标牌制作者的动机和公众对标牌的反应，试图了解各地的多语言现象和英语对各国语言的影响，洞悉各国内部的语言政策和执行情况，展示全球化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冲击。
近期国内文献中也出现了一些语言景观相关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语言景观的译写及规范”“行业领域的语言景观特征”以及“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三个主题（章柏成 2015）。总的来说，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较多集中于对语言标牌的翻译和解读，缺乏对整体语言景观及其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全球化时代社会语言生活之间联系的研究。本文以北京为例，探讨全球化对语言变化的深刻影响，分析城市多语景观反映出的社会语言生活变迁及其与国家政策、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2. 多语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
某个地区的多语标牌看似杂乱无章，但由其形成的语言景观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指代性（indexicality）（Vickers et al. 2015）。换句话说，在公共空间中，标牌语言所构建的语言景观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陈列或呈现，其背后往往蕴含着一定的创设机制和思想意识。本文重点研究大都市的多语景观。这些城市拥有巨大的中心商业区，是世界经济、政治、技术的竞技舞台。大都市的语言景观最为集中、清晰地反映出多语现象。因为都市的多语景观是在历史、社会、政治、地理、人口、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在研究多语景观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在分析多语景观时有必要根据需要采用多学科的理论视角。
本文以Ben-Rafael（2009）提出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为基础，结合Huebner（2009）多语景观分析的SPEAKING模型，尝试以北京为例对都市多语景观进行解读。Ben-Rafael（2009）在社会学理论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共有四条：（1）自我展示（presentation-of-self）：突出标牌的个性化和与众不同，以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在各种标牌的竞争中胜出；（2）理性利益（good-reasons）：强调理性思考和利益在标牌设计中的决定作用；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和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标牌制作者通过揣度民众意愿和喜好有针对性地使用标牌语言，迎合公众需求，从而为自己获得实际利益；（3）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标牌制作者通过标牌语言选择展示某种身份特征，以获得公众中某些群体的认同。该原则强调标牌目标公众的集体身份，通过制造“归属感”来吸引潜在顾客；（4）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从权力关系的角度使用各种语言景观符号，反映不同群体的主导与从属地位差异，如官方利用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传达国家的语言政策及官方的意识形态，而非官方/私人则通过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 sign）为自己争取权力和利益。
表1 Ben-Rafael 的语言景观构建四大原则
以上四种标牌构建原则为多语景观的分析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用来考察标牌制作者如何在表现自我、实际利益、集体身份和权力关系的驱动下制造出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语言标牌。当然，这些标牌的构建/分析原则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它们可能共同影响一个标牌的设计与制造，但其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可能不同。
Ben-Rafael为我们提供了标牌构建的总体原则；在对多语标牌进行微观语言分析时，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尤其是其中的“行为次序”（Act sequence）、“媒介”（Instrumentalities）等原则能较好地反映语言形式与社会现实环境的关系。在多语景观研究中，行为次序指各种语言之间的优先关系，以此反映它们在语言社区内的社会地位。Huebner借鉴Kress和Van Leeuwen（1998）的视觉设计模板分析多语标牌设计中语言的空间排布与其重要性的关系，认为语码和文字的组织与其含义和地位密切相关：标牌大致可分为上—下，左—右和中心—边缘三种构图模式，一般说来，优先语码出现在标牌的上部/左侧/中心，而非优先语码则出现在标牌的下方/右侧/边缘（如下图）。当然，这种顺序不一定是固定的，要结合书写习惯、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图1：Kress和Van Leeuwen的视觉设计模板
（语言排布与意义的关系）
结合上述理论，本文研究都市多语景观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多语景观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活现状？具体来说：（1）多语景观体现了怎样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2）多语景观如何反映出经济的历史发展和全球化趋势？（3）多语景观如何表现出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接触与碰撞？
3. 北京的多语景观研究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世界大都市，是研究多语景观的理想地点，因为北京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民族、文化、语言、政治、经济的变化，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语言景观的演变中。以下首先对北京近代的语言概貌进行介绍，然后以北京的几个主要商业地段为例，分析目前北京多语景观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现状。
3.1 北京的语言文化概貌
历史上，北京的语言文字主要经历了与蒙、吴和满语的交融过程。然而，由于汉文化的强势和北京语言自身的兼容性，北京的语言文字一直处于丰富和改造的状态（阎红生 1999）。近代五四运动的兴起推翻了文言文体系；与此同时，新思潮的发展，以及被迫开放口岸使得外语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建国之后，国务院推出《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和《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决议》（1957）等政策法规，北京乃至全国的语言和文字开始逐渐走向统一和标准化。改革开放之后，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不断涌入，港派文化北上和西方文化东入带来了许多港台词语和外来词，这些词在后来逐渐融入并丰富了北京的语言文字。
进入新世纪，北京的语言文字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格局。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通则》（2006）和《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实施指南》（2007）对北京市旅游景区、道路交通、医疗卫生、体育场馆和商业场所的英文标识进行了规范。如今，北京的各大景区已经开始使用中、英、日、韩的多语标识。北京作为全国的教育中心不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多语言人才，其语言服务机构的数量和质量也遥遥领先。北京民众的外语阅读能力和会话能力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外语使用频度也在不断提高（魏日宁、苏金智 2011）。
外来人口的增加、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外国语言文字的引入将不断促进北京语言文字的演变，也将同历史其他时期一样给北京语言文字的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因此，如何在当前文化大融合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特点是北京语言文字发展及其语言文字政策所不得不应对的课题。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集中考察了北京市三个繁华地段：东城区的王府井商业街、海淀区的学院路和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几个地区各有特点：王府井商业街为繁华商业街，人流大，游客多；学院路有众多高校，科技创新和教育程度高；三里屯是外国人聚居及众多使领馆和国际组织所在地，文化多元。我们考察的标牌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门牌、店牌，店牌旁的宣传广告也属于此类；第二类是公共路牌，指标注街名、地名、路名的标牌；第三类是指示牌、警示牌，指用来提示交通规则、安全警示的标牌。三个地段共收集标牌578个，其中王府井商业街123个，学院路189个，三里屯266个。以下为三个地段标牌语言的种类统计：
表2 不同地段标牌语言的种类和比例
调查中发现所有公共标牌中有58.8%为多语标牌，其中58.1%为双语（含中英文字+汉语拼音），0.7%为三语或三语以上。三个地段中双语标牌比例差距不大，以三里屯为最高（60.5%）；纯汉字标牌比例最高的是学院路（40.2%），明显高于王府井商业街（29.3%）和三里屯（21.4%）；反之，纯外语标牌比例最高是王府井商业街（17.1%），其次是三里屯（16.6%），而学院路仅有2.1%。这显示王府井商业街作为北京主要的购物、旅游场所之一，有大量的国际商品的外文标牌和双语店牌，而三里屯作为外国人聚居地双语程度也很高，并有部分纯外语标牌和数个多语店牌，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除了数据收集之外，作者还就某些问题采访了标牌的管理部门、制作者和路人，问题例如：近年标牌英译的法规有哪些？标准有什么改变？这个标牌为什么采用多语/单语？何时开始采用多语标牌？制作多语标牌的过程中有哪些考虑？多语标牌对经营/功能有什么影响？还打算做哪些改进？对公共标牌有哪些希望和建议？作者综合量化数据和采访资料，并结合报刊、文献、网站及政策资料，对北京的多语景观进行了分析。
本文选自《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3卷第1期（2016年6月）“都市多语景观——北京的多语生态考察与分析”（10-26），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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