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文/周庆生）
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周庆生
作者简介：周庆生，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等。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文秋芳教授全面论述了她的早期观点和新近提法，譬如，第一，文教授将“语言能力”的主体限定在“国家”和“国民”这两个方面；第二，文教授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包括五种：语言战略事务管理能力、语言资源掌控能力、语言资源创造能力、语言技术开发能力和主体语言国内外功能拓展能力；第三，文教授提出了一个如何划分“语言能力”结构层次的问题，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在英语中个人语言能力，分为competence和performance两个层次，我们今天讨论的国家语言能力，似乎也应分做这两个层次，第一个competence，是不是可称作基础能力，第二个performance，是不是可称作行为能力。
我想回应一下文教授的召唤，就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认识。
早在30多年前，许国璋先生*曾将上述两个英文术语，分别译做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这种译名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标准译名。乔氏的语言能力是指，人都具有一种生成合乎语法规则句子的能力，人能用有限的语法规则，生成无限多的合乎语法的句子，这是人的一种天生、内在的能力；语言运用则是指，说话人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语言行为或实际话语，这是人的一种习得能力或外在能力。
如果从语言能力的属性来透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乔氏的competence（语言能力）指的是语言结构规则或语言装置或语言习得机制，因此，语言能力具有能产性或合语法性；乔氏的performance（语言运用）则是指人们的语言实践或语言行为，人们总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使用不同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才能得体，因此，语言运用具有社会性或得体性。
为了构建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结构层次，文教授试图从乔氏 competence（语言能力）中，引申出“语言基础”概念；从乔氏performance（语言运用）中，引申出“语言行为”或“语言表达”概念，这种思路很有创意，但是，具体引申出哪种概念，似乎还有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要借鉴乔氏的competence（语言能力）概念，来切分国家语言能力，似宜引申出“语言创新”概念。譬如，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必须在知识界持续发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就要求国家语言具有创新能力；另外，国家应该具有处理国内外重大语言事务的机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该机制似乎应该具有自我更新的功能。因此，在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中，引入“语言创新”概念更为重要。
文教授拟从乔氏performance（语言运用）中引申出“语言行为”或“语言表达”概念，我觉得，还是沿用“语言运用”这个概念似更妥当。因为“语言行为”不如“语言运用”更接地气，“语言表达”不如“语言运用”涵盖面更广。
综上所述，国家语言能力似宜首先切分为两大块，一块是“语言创新”能力，另一块是“语言运用”能力。这种分法是对文教授发言的补充和讨论，还很不成熟，仅供文教授参考，尚需继续探索、研究甚至争鸣。
*许国璋，1985，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 [A]。载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序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页。
（本文责任编辑：张天伟）
本文选自《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3卷第1期（2016年6月）“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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