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7首——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文/彼得·霍恩 著 谭君强 译）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7首①
——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彼得·霍恩① 著 谭君强② 译
①汉堡大学 英文系； ②云南大学 文学院
摘要：本文将图式理论（构架、素材）运用于对诗歌的叙事学分析。莎士比亚的第107首十四行诗是对彼特拉克爱情观的一个特殊修正：无私的爱的倾诉，以及对男性朋友（而非惯常的美丽纯洁的女子）的崇敬。诗歌初始情境的特征表现为因朋友的行为而使完美的友谊出现危机。在这一状况下，抒情人表达了他对自己昔日完美的爱（作为未来发展的素材）重生的渴望，并将这一私人欲望的实现与在公共领域克服国家危机的类似希望相联系（第一个四行诗节）。继而，在诗歌的叙事进程中，公共危机的最终解决（第二诗节），以类似解决私人问题的保证而出现（第三诗节第一部分）。但是，抒情人出乎意料地将其欲望从爱的构架转向他自己作为诗人表现的优越才能，宣称自己将不朽（第三诗节第二部分），并对朋友许诺，作为他诗歌的艺术主题，在自己死后，他也将同样不朽（尾联）。这样，在诗歌的叙事发展中就有两个转折点或事件——第一，在被叙述的故事层次上（一个发生之事中的事件）：政治危机的成功解决，以及通过类比，在私人领域中他的爱的类似前景；第二，从爱的架构（以及素材）转向艺术成就（一个呈现事件），从恳请朋友爱的重生到他作为诗人的自我肯定。这一从爱到艺术的构架突破，明显地是由抒情人对受到威胁的朋友的爱的消退转而试图断言他自身所驱动的，从而恢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平衡。
关键词：彼特拉克爱情观；图式；构架；素材；构架突破；艺术；艺术的自我永生；事件；发生之事中的事件；呈现事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诗歌叙事学研究”（14XZW004）的阶段性成果。
无论我自己的担忧，或茫茫世界
梦想着将要降临的先知的灵魂，
都无法制约我真正的爱的延续，
即便此爱注定终将臣服于命运。
人世的月亮忍受了被蚀的苦难，
悲哀的占卜者嘲笑自己的预兆，
疑虑现在为自己戴上保险的桂冠，
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享葱茏。
在这最怡人的时光来临之际，
我的爱清新，死神在我面前降伏，
既然我将活在这不足道的韵律中，
任凭他将那木然无语的种族凌辱。
你将在这里发现你的纪念碑， 君王的金冠铜墓却销蚀无存。②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该首十四行诗最先发表于1609年。
1. 语境与结构
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包括第107首十四行诗，明显地居于由彼特拉克《歌集》（Canzoniere）所开创的爱情十四行诗的文学传统中。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十四行诗又完全重构了彼特拉克诗歌的惯常状态。在彼特拉克的诗中，美与真相结合作为原型的女士既追求强烈的爱情，也渴求情人的无上崇敬。情人身上始终未能摆脱饱经欲望与放弃二者间的冲突这一两难困境。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通过将爱情与友谊相分离，并将其指向不同的个人，从而试图解决因不相容的态度和情感归于一个人、且由同一个人而导致的这一两难困境。这使它对实现两方面的要求都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无私的赞赏和崇敬归之为朋友——一位不同寻常、明显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英俊男子（第1－126首十四行诗），而爱情则归之为一位黑肤女子——一个迷人的、时时渴望被爱的性感女子（第127－152首十四行诗）。然而，在他的十四行诗中，我们遇到许多显示解决这一两难困境在两方面最终都并不成功的迹象（参见Hühn，1997: 173-198）。
对第107首十四行诗的分析，必须要考虑这首诗在莎士比亚总的十四行诗中的语境，尤其是他十四行诗的头一部分（即向一位年轻男子叙说的部分）中的语境。这一语境主要应被视为男子之间的亲密友谊，连同艺术家与对之赞赏并支持其需求的赞助人之间的关系。他诗歌的这一部分，尤其是第107首十四行诗的特点，表现在构架的界定不断在友谊与赞助这两方面交错而行。向一位朋友和赞助人表示艺术和诗歌敬意的过程可以界定为素材，这一素材被结合进诗歌的构架中。③
莎士比亚第107首十四行诗的发生之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抒情人个人的友谊，他由于受到威胁（不明原因）而产生担忧，不过最终得以化解；（2）从中导致产生和平与稳定的公共政治事件（同样未加解释）；（3）抒情人对他文学才能充满自信的断言（下面将详述）。诗歌对其中的暗指未有解释，这引起了涉及确定该诗年代及破解其中历史指涉的大量研究。（4）但是，诗歌中影响其意义的政治指涉仅只在这样的范围内出现，即它们容许抒情人在表现公共政治状况的发展时将其作为故事的决定性转折点，并确定和影响他与其朋友和赞助人的关系以及稳定他在这一语境中的身份之时（见下述）。
诗中含蓄地引发的崇敬这一素材由一系列陈述表现出来。抒情人声称他对朋友和赞助人的忠诚和爱是永续不断并真心诚意的，而这受到了来自第三方或某种公共状况的威胁（“无论我自己的担忧，或［……］先知的灵魂，/都无法制约我真正的爱的延续”）。最终，他保证这首诗将为他朋友预先准备一座相称的纪念碑，以使对他的纪念永世存留（“你将在这里发现你的纪念碑”）。确实，对具体素材的指涉直到以某种方式进入诗篇以前都未出现，但这并未改变这一事实，即它所蕴含的规范使我们从诗歌文本一开始就期待着，它将以表达出某种崇敬而宣告结束。不过，这里也有三个具有某种趋势的迹象偏离了这一素材：第一个偏离在于，抒情人对友谊的声言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对这一关系的威胁时发出的（“即便此爱注定终将臣服于命运”）。个人的担忧和公共的预兆都预见了这一威胁，这意味着他个人意义上的发展是与公共政治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联系的确切性质并不明确）。第二，引人注目的是，抒情人只是从他个人的角度描述了他与他朋友之间的友谊关系，而不是强调他们共同的伙伴关系，他只运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的物主代词，而不是复数“我们的”（“我真正的爱”；还可见第10行）。第三，关键在于，诗中早先出现的对友谊和赞助的构架以及崇敬素材的偏离，以出乎意料的事实表现出来：抒情人关于他诗歌才能的陈述没有描述出对他为之效力的朋友和赞助人的崇敬之意，而只是赞美他自己（“我将活在这不足道的韵律中”）。结果，诗歌的事件性就在构架中突然重新厘定，以及随之而来的素材变为诗人的自我永生这一突然变化中表现出来。以这一方式，叙述本身在这样的范围内构成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友谊的故事作为开始，持续这一存在，并最终成为诗人将他自身作为诗歌主题的故事。
2. 序列结构：威胁与稳定
在莎士比亚第107首十四行诗中，发生之事的详细呈现是通过将一系列事安排进一个结构中组织起来的，这一结构保持不变，但是它的指涉（从而也包括它的意义）在诗歌的进程中几度发生变化。抽象的序列模式的组成是从开头受到威胁到形成与之对照的稳定状态的运动。这一类型从诗歌开头便产生影响，这一开头构建出的首个四行诗节，表现在友谊和赞助（“我真正的爱”）⑤这一更大序列的一个次序列中。莎士比亚整个诗歌系列的总的语境，与这首特定的诗（第10行“我的爱”与第13行呼语的运用）的思想发展过程，都意味着这些词指涉的是友谊，这一友谊是在抒情人与他作为赞助人的朋友的关系这一语境中。这样，建立在抒情人和年轻男子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威胁（“此爱注定终将臣服于命运”）。这体现在抒情人个人的担忧（“我自己的担忧”），和与之平行的、模模糊糊的公众对于未来的关注（“茫茫世界的……/先知的灵魂”）⑥。抒情人以否定的叙述对这些担忧做出反应，普林斯（Prince，1988: 1-8）将此类叙述称之为否定叙述（disnarrated）。抒情人叙述了可以概括为这一预期的威胁未能实现，以失败告终，并以这一否定进入到未来稳定关系的状态中（“无论……或……/都无法制约我真正的爱的延续”，着重号为作者所加）。诗歌并没有说明表现在担忧后面的原因或它是如何被化解的，但是对于潜在危险的两个解释却将它们表现了出来：这就是所有一切的短暂无常，以及朋友的不断离去（与这一主题接近的十四行诗尤其明显地表现在莎士比亚的第87－96首十四行诗中）。通过不接受这些预期未来（“梦想着将要降临”）的故事，并否定先知，抒情人断言他具有稳定地掌控这一关系的能力。对于使长久的爱能得以持续的坚信，可以视为叙述的“我”力量和高度自信的第一个迹象。
诗歌的第一个四行诗节是以私人领域和公共政治事务作为开始的，两者以平行的方式展开。这一连接随后被进一步发展为带有两个部分的第二序列，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个四行诗节。第二个四行诗节宣告了稳定的政治状况的开始，这一公共的发展接着引出一个平行的稳定状态，即第三个四行诗节中出现的抒情人个人的稳定状态。⑦这一第二序列（即第二和第三个四行诗节）基本上是以同步的方式加以叙述的。然而，与此同时，抒情人回顾过去，并从现在期望未来。他的叙述以对过去的指涉（“人世的月亮忍受了被蚀的苦难”）引领出目前的状况，并做出一个涉及未来的预测（“和平在宣告橄榄枝永享葱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两个序列（即第一和第二个四行诗节）由时间的间隙（时间省略）而分离开来。在它们的间隔之间，状况是稳定的，这由第二个序列中的时间“现在”表现出来，它显现的特点是安全。这一预兆毫无保留地承认，他们的预言并未实现，从而肯定了在此之后抒情人在第一个四行诗节中对危险（“先知的灵魂”）的预测的预先否定。状况变为稳定的原因在于，无害的月蚀已经过去，这明显是对于具体的政治演变的一个隐喻，它的结束表明受威胁的秩序得以恢复正常。⑧
这一新获得的稳定状况提供了在未来延续目前的公共状况的基础。和平本身可以成为抒情人和行动者宣告它自身源源无尽的存在。这样，在第二序列的第一部分（第二个四行诗节）中，我们再次看到这一模式，即威胁与稳定并置，稳定随威胁而来。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以一种类似于我们在第一个四行诗节中发现的方式叙事，危险并不是被外在地引发的，而是内在地——本质上是由抒情人内在地表明的。就如在第一个四行诗节中那样，这一部分运用象征的方式提供了抽象的存在，诸事以它们自身动态的方式呈现，从而赋予它们以行动者的地位，“疑虑”和“和平”被用作语法上的主语。然而，这一结构的参照构架却改变了。它不再是抒情人与他朋友之间的关系，而首先和最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发生之事，以及这些发生之事受到威胁和稳定的影响。⑨
3. 从崇敬到朋友到诗人的自我永生
在第一个四行诗节中，威胁以私人和公共因素之间类比的方式被主题化（从而被否定）。同样地，在从第二个四行诗节转换到第三个四行诗节中，在谈到稳定的过程时也出现了类似的平行，并具有因果相援的额外含义。这一平行存在于总的政治状况与抒情人个人友谊的状况之间，如在第二个四行诗节的第二部分：“在这最怡人的时光来临之际，/我的爱清新……”。选择“怡人”作为政治状况恢复的隐喻，不仅强调了在疾病和危机之后得以恢复，身体康健，从而获得（医学上的、因而是与个人相关的）稳定的内涵，而且以死与生的对比，隐含地引出抒情人从朋友到诗人的角色和身份的变换。这一角色的转变引发了主题参照构架相应的重新编码，从友谊/赞助人的关系到成为一个诗人这一状况的转变，也是从崇敬到通过写作而获得自我永生这一隐含素材的重新界定。随威胁之后出现的稳定性这一叙述序列模式一下子就被具体化，并被重新界定为从短暂的无言进展到诗人自己在他诗中的恒久纪念（“我将活在这不足道的韵律中”）。作为对战胜死亡的胜利，主宰自我的对手以书面合约的形式，面对抒情人如此叙说：“死神在我面前降伏。”（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文学写作过程所赋予的永恒性现在不再（就这一点所暗示的）在抒情人和年轻男子之间分享，而明显只属于单个人，即作为抒情人的个人。
这样，抒情人角色作为诗人的这一主题化，表现出早先所开启的叙述序列延续的这一构架的重要转变：威胁和连续性这一抽象的结构模式仍被保留着，但却充满着不同的语义内容。⑩诗人具有保证某些东西将永存的力量，因为他具有不同一般的语言才能；他能够通过将短暂易逝的生命转入文学作品的长存不朽中而使前者得以保留，从而面对短暂与永恒。这一能力将诗人从所有那些注定将被遗忘、并将被死亡超越的人们（第12行“木然无语的种族”）中区隔开来，因为他们缺乏的正是言辞。如在前面的（次）序列中那样，威胁与生存之间的对照起到了强调忍耐的作用，并以预期被打破的形式，为之提供事件性。诗歌助长记忆的力量使抒情人得以活在他的诗篇中，这与生物学上的死亡意味着人的存在的结束这一预期相矛盾。但是，与诗中构架的变化相比较，诗中生命的隐喻识别没有那样重大，前者使抒情人一下子转换了诗歌的主题焦点，从他作为朋友的角色转为作为诗人的角色，并确信他自己将永恒不朽。在结尾的两行诗句中，诗的序列被继续着，并且得出了结论，抒情人以他的能力保证自己将要永存，而这也适用于他的朋友。以建筑的隐喻暗指对修辞艺术的纪念（以纪念碑作为记忆的媒介），他许诺给他朋友以诗的纪念。以这一许诺，所保证的允诺（“你将在这里发现你的纪念碑”）仍然是在崇敬的模式中完成的。但是，这一完成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完成，因为允诺的意义在将其作为崇敬这一事实时是隐含的，并且由于它实际上意味着抒情人的地位超越了他朋友的地位而明显是有限的。尾联不仅强调了朋友的存在对抒情人的依赖，而且，在抒情人将注意力指向他自身生命永存的情况下，纪念碑作为隐喻的运用也与朋友在肉体消失后依然长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4. 事件性
现在可以看出，第107首十四行诗的叙事结构在两个层次、两种不同强度上显示出事件性。在诗歌序列的层次上，一个事件——一个发生之事中的事件——以存在者必须加以克服的危险这一形式出现，因为一系列受到担忧的否定的事从未具体化。此外，对以素材和构架变化的形式出现的序列的重新解读，也是一个事件——一个呈现事件，更为确切地说，是以一个中介事件形式表现的事件——变化应被看作发生在呈现层次上，从而归因于抒情人关注的范围之内。后一个事件的事件性大于前一个——威胁与生存的序列几度重复，从而逐渐变得是可预见的。但是，构架的变化在意料之外出现，并从根本上破坏了已经成型的阐释模式。这一后来变化的事件性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友谊序列的位置和诗歌对于两个人物之间的（力量）关系而更为确切地进行解释。叙事陈述的功能从促进抒情人的努力，到确保他的友谊，再到帮助他保证他自己作为诗人的生存而变化着。两个男子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暗示着第一个四行诗节中所断言的他们之间友谊的稳定性受到了质疑。通过将他的角色主题化为一位诗人，而不是包含在他对友谊赞美的崇敬中，抒情人描绘了友谊和赞助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反转为诗人获得力量。力量关系的变化在第二个序列的结尾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与提出他和他朋友在他诗歌中作为两个朋友而永存不同，抒情人把他诗歌媒介的未来归于两个单独的远景中。由于抒情人已经确认他将永存（“我将活在”），因而朋友也将随之长存（“你将在这里发现你的纪念碑”）。诗歌已经在那儿存在着，但朋友只能在他死后才能用上它。诗人自觉地表现了他自我的生存，并以谦虚的传统说法（“不足道的韵律”）来加以强调，运用他艺术的至高无上超越死亡，从而逆转了对传统的赞助关系的依赖。即便朋友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有着优越的地位，但他却无法保证在没有获得外来帮助的情况下死后依然能够永存。他属于“木然无语的种族”，因而必须转向他的诗人朋友，以求在诗歌中获得永存。
莎士比亚的诗歌将第107首十四行诗置于一个疏离过程的语境中，这一疏离由朋友伤人的行为和离去而引起（特别参见莎士比亚第87－96首十四行诗）。如果我们在分析中考虑这一语境的话，那么，诗歌的事件性和它叙述的交流功能都可获得一个额外的意义。构架的改变现在可以看作依然存在着危机的迹象，强调诗人的力量可获得永存，相应地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移，以这一转移，抒情人意欲，如果不是说服的话，使他朋友改变他的思想，并再次显示他原有的感情，从而至少表明他对于他朋友的独立和力量。这样，叙述行为就获得了语用功能，因为它试图对抒情人与他朋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而不是简单地表现它。从交流的角度来看，诗歌的事件性可以在两个不同延伸的语境中加以界定。在诗歌叙述之内，它可被描述为一个自我主张的行动和对力量的宣称；之外，在一个可能的更大的交流语境中，则可被描述为一种意图，意图指导友谊的发展——也就是说，使诗歌开头强调的断言友谊的持久性变为现实。
这首诗的序列被构架的变化而打断。我们可以由此概括并确定，表现在这首诗中的故事事件是一个自主性主张的事件，这一主张出自一位强有力的诗人，他不受外部利益的约束，并将他的创造力视为他身份的首要来源。进一步，我们可以谨慎地在诗人这一独立的主张中，看到文学史和文化范式转换中出现的有目的变化的先兆：脱离赞助体系，发现作为自主主体的艺术家的存在。
在莎士比亚第107首十四行诗中，叙述进程形式中特有的抒情要素之一在于它的演示功能。叙述行为发生在一个不完全的进程中间，叙述起到进一步延伸与完成的作用。这一演示性进而由抒情人对十四行诗创作的自我指涉（“这不足道的韵律”）而强化，它将诗人的讲述行为本身引入叙述进程的核心。抒情人前瞻性地作了某些叙说（“你将在这里发现你的纪念碑”），而这些叙说接着在叙述的过程中得以实现。不无讽刺的是，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句，他的朋友现在为使诗人预言成为现实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死亡。
注释
① 该文原文为彼得·霍恩与让斯·基耶弗合著的《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16到20世纪英诗研究》（ Hühn, Peter & Jens Kiefer. The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Lyric Poetry: Studies in English Poetry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M］.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5）的第三章《威廉·莎士比亚：第107首十四行诗》（William Shakespeare: Sonnet 107, pp. 23-33）。该章由霍恩撰写，现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翻译为中文发表。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由作者本人应译者要求撰写。除标明“译者注”而外，所有注释均为作者原注。——译者注。
② 在该书中莎士比亚第107首十四行诗原文所用版本为：William Shakespeare. The Sonnets and A Lover’s Complaint. John Kerrigan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6: 130. 该诗中译由笔者据该英文版自行译出，对梁宗岱译文（《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65页）有所参考。——译者注。
③ 关于赞助和赞助人的主题参见Saunders（1964）和Marotti（1982）。
④ 见Calvert（1987），Kerrigan（1986: 313-320）和Duncan-Jones（1997: 324）。
⑤ “爱”（love）一词在赞助（patronage）的话语语境中的意义，参看Barrell（1984: 24-26）。
⑥ “先知的灵魂”（prophetic soul）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公众意义上（与个人意义上相对）所持有的看法。
⑦ 抒情人又一次没有解释何以他的友谊会受到变动的政治状况的影响。
⑧ 试图确定这首诗的年代通常会在对“人世的月亮”这一表达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将它在当时的语境中重构。它往往被理解为指涉伊丽莎白一世，她在1603年去世。与所有那些感到担心的预测相反，詹姆斯一世平静地继承王位，并未出现动荡。参见Kerrigan（1986: 313-320），他明显地将“忍受”（endured）理解为“受痛苦”（suffered）之意。尽管有（“人世”）女王之死，王位的承续并未中断，和平与秩序依然保持着。
⑨ “人世的月亮”解释为指涉伊丽莎白一世和她死后王朝向詹姆斯一世转换这样的看法，这一看法尤其可由诗中“桂冠”（crown，第7行）和“怡人”（balmy，第9行，指涉国王在加冕典礼上的涂油礼）的枚举而得到支持（参见Kerrigan，1986: 313-320）。
⑩ Minsky（1979）引入“构架置换”（replacement frame）这一术语指涉一个解释过程中构架的变化。一个构架置换是一个新的参照框架，它出现在当先前的构架不再胜任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解释时，一个能接受这些材料的接受者将被引入。为了理解第107首十四行诗第三个四行诗节序列的连续性，有必要改换诗歌的构架。然而，这一新的构架并未取代先前的友谊的构架；友谊的构架必须保持活力，保留为一个陪衬，以使突然出现的意义变化可以感受到。
⑪ 永生的主题是一个传统的主题，这一传统主题部分地可以追溯到奥维德《变形记》的结尾以及贺拉斯《卡米拉》（Carmina）的第三卷。参见本书济慈《忧郁颂》中类似的主题运用。
⑫ Fineman（1986）也注意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以这种方式与传统的崇敬素材决裂，但他没有进一步考虑第107首十四行诗。Fineman将莎士比亚发现的诗歌主体性定位为他所表现的崇敬的悖论式形式，其中不再具有崇敬与它具破坏性矫饰之间的清晰差别。
⑬ Vickers（1989）指出，与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单数代词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反复重复运用相比，复数“我们”和“我们的”运用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相当罕见，且往往表示不稳定的整体。
⑭ 参见Fineman（1986）关于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发现诗人主体性的论述。
⑮ 当然，诗人也将只在他死后活在他的诗篇中。然而，隐藏在他讲述后面的策略的重要性在于，那是一个他在他自己和他朋友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事实，他是在谈论他自己并结合他朋友与死亡和纪念碑相关联的状况时做这一区分的。
本文选自《英语研究》第4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7首——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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